第1页 序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莫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二位谦虚了，学问还是有的。《域外小说集》在东京和上海分别只卖了二十余册，不是因为学问做得不好，有一个原因是，当时大家读惯了章回体的小说，对于这种“直译”的短篇小说还一时接受不了，但这不代表兄弟二人的学问不高。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4 年3 月申报馆初版）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十几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功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随之引述了《域外小说集》中淮尔特（现通译王尔德——笔者）的童话《安乐王子》的一段译文为例，赞赏道：“这种文字，以译书论，以文章论，都可算是好作品。” （这里的林指林琴南）
后来，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之《翻译小说》篇中，也认为“当时最感到寂寞，而后来成为五四直译运动前车的另一派译家，那就是周树人（鲁迅）兄弟”。周氏兄弟忠实于原著的“直译”，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的创举，因为在此之前，林琴南等并不讲究恪守原著，而是依据外国作品的情节，任意取舍割裂，随心捏弄撮合，或采用传统的章回体敷衍成书，或先后倒置以迎合团圆以终的欣赏习惯，甚而取一点不计其余地杜撰，这样一来往往使原作严肃的主题化为庸俗的笑柄，深刻的讽刺流于浮滑的嬉闹。 
周作人在鲁迅逝世后所写的《关于鲁迅之二》中说到翻译《域外小说集》的背景与动机：“豫才那时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俄则取其反抗压制也。”后来又在《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 年1 月版）第八十六章《弱小民族文学》中写道：“当初《域外小说集》只出了两册，所以所收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个趋向的，这便是后来的所谓东欧的弱小民族。统计小说集两册里所收，计英法美各一，俄国七，波兰三，波思尼亚二，芬兰一，这里俄国算不得弱小，但是人民受着压迫，所以也就归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