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二章风险社会中的知识政策

本章研究：风险社会的社会政治可能性/动力

论题：在风险社会中，我们关注的是某种形式的贫困化，它与劳工大众的贫困化（作为早期工业化的核心问题）既有可比较之处，又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为什么要讨论“贫困化”？何种意义上的“贫困化”？

文明的贫困化？

文明的威胁只存在于科学化的知识中，无法同原初的经验建立起直接的关联，各种危险都利用了专业术语，如化学方程、生物学语境、医疗诊断概念等。而我们的语言、想象力、任何医学或道德范畴，对此威胁都无能为力。我们面对的是绝对而无限的“否定”带来的威胁，无条件的“不可”——不可想象、不可理解、不可这样、不可那样

但这不仅仅是威胁，我们今天应对的是一种威胁的可能性。它不仅仅是可能性，也是随时可以兑现的事实。

对德国而言，危险造成的贫困化是作为物质贫困化（类似19世纪亦或濒临饥饿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景象）的对立面而出现的。生活富裕，但也会焦虑，自觉危险，从而可能激发行动，把预期中的威胁转变成具体真实的危险。——我们需要大量目标明确的“替代性解释政策”，亦或从根本上重新思索乃至重新规划已有的现代化范式。

从过去到现在，那些完全不同的群体是如何遭受痛苦的。阶级处境和风险处境在痛苦上的本质性差异。前者中存在决定意识（如失业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独立于知识，不需要调查测量），后者中意识（知识）决定存在（如食物中含有有害的化学成分茶中含有DDT/物质是否有长期短期的不良反应等，无法借助自己的认知手段和可能的经验来确定自己的受害情况，远在他们知识范围之外），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知识的类型，尤其是亲身经历的缺乏和对知识的深度依赖。——风险处境体现出一种全然不同的痛苦类型：没有什么是显而易见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是普遍而不确定的。风险处境创造了阶级处境中未出现的依赖性：事关自己的痛苦，受害方却无管辖权，丧失了自己认知主权中的关键部分，只能留外部知识生产者的假设、方法和争议来解决。

不同于阶级处境，在风险处境中，生活质量与知识生产密切地相互推动、相互交叠。政治社会学和风险社会理论的内核是知识社会学，是一切关于知识混合、知识交融和知识行动者的社会学，它们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所诉求的知识。眼下的“未来危机”是不可见的，它只是一条通往现实的可能道路。但一种与财富的丰裕形成鲜明对比的贫困化正在波及全球。风险威胁的潜伏阶段即将结束，不可见的危险日益可见。包括两方面：风险本身和（公众）对风险的感知。风险和风险感知正在逐渐汇合，互为条件，彼此加强。

公众的风险意识正在快速提升，如今已经成为关键的政治因素。源于某些系统化发展：首先，风险的科学化程度在加深，其次，涉及风险的商业交易也在增长。风险可以被操控，也是重要的经济繁荣要素（比如环保或抗击文明疾病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增长，工业系统正在从自己制造的糟糕事态中牟取利益）。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生产和消费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可自我制造的风险取代给定且可操控的需求而成为商品生产的基准点。在风险成倍增长的过程中，在对风险的经济利用中，工业社会（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系统地制造了它的危险处境，并让自己饱受质疑。发达工业社会从自己制度的风险中获得“滋养”，并以这种方式创造了社会的危险处境和政治可能性，从而让迄今而至的现代化的基础受到拷问。

错误、欺骗、过失和真相：论理性的纷争

风险和风险感知间的区分逐渐失去合理性。科学所给出的风险界定对理性的垄断衰落了，公众的风险感知偏离正途，呈现为非理性。（理性的）科学的风险确立对立与（非理性的）风险感知。两者的区分会颠倒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在文明风险意识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风险意识的形成是发生在各种理性诉求之间的一场战斗。在感知和评估文明风险的过程中，科学视角和社会视角的合作与对立及其逻辑都应该得到展现。——论点：①对科学技术的怀疑与批判不是源于批评者的“非理性”，而是源于科技理性的失灵（科技理性无法应对不断增长的风险和文明威胁），科学的犯错、低估、误判等都有助于风险意识的确立。②风险的生产及其受到的误判源于科技理性的“经济短视”，科技理性眼中只有生产力优势，因而患上了受系统制约的风险失明症；在自然科学引导下的技术发展过程中，注重提高生产力的认知旨趣，已经理所当然地获得历史性主宰地位，并和财富生产的逻辑联系并捆绑在一起。（如核物理与核技术：科技好奇心的优先事项是为生产力服务，由此带来的危险则是次要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

“副作用”的呼声

可以提高生产力的东西，反过来也能致病。儿童患上假性哮喘，科学否认现代化风险，称之为“潜在副作用”或“未经证实的联系”的东西。于是，在现代化风险这件事上，父母们在私下变成了小规模的反专家群体。科学理性既看不到，也无法证实现代化风险的“空白点”，但这些空白点在父母们的认知工具下很快现了形。他们发现德国现有的空气污染限制定的过高，测量结果之所以能落在许可范围内，是因为它在重污染失去的峰值和绿色住宅区的数值之间取了平均数。“但我们的孩子并不是因为平均值才生病的”——表明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在应对风险时存在着范畴上的差异。

从因果上否定风险

经由因果证据的“质量杠杠”来看风险识别过程的可控性问题。质量标准定得越高，识别出风险的范围就越小，未能识别的风险的累积也就越大。因此，严守“质量”是一种高效而又最具正当性的设计，但这个内置的屏障也加速了风险的增加。

坚持严格的因果证据是科学理性的核心要素；只要污染的负担还在以国际交易以及差额来理解和度量，我们显然就不可能在单一污染的个别制造者和特定的疾病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因果关联，因为这些疾病也可能是由其他因素引发或加重的；坚持严格因果关系的人，依然在否认现实存在的关联。

虚伪的欺骗：可接受水平/极限值

讽刺了风险科学家确立的极限值或规定最大值。那个用来代替“我也不知道”的主要术语就是“极限值”（指空气、水和食品中允许的微量污染物和有毒物）。极限值允许有限之地排放毒物，并使之合法化，谁为污染设定限制，谁就是在赞成污染。极限值促成了拥有集体标准的长期毒害配给量。

多久之后毒害可以不被称为毒害，而从何时开始它又可以被称作毒害？

如果人们无论如何不得不也要许可毒害，那么就需要一项极限值规定。沉默和空白点恰恰是极限值规定的最危险陈述，它没有讨论的内容才是我们最大的威胁（比如杀虫剂和非杀虫剂类毒物的界定），最大值规定依赖的基础是这样一个高度可疑且危险的技术统治的错误结论：（还）没有列入或不能列入名单的现象是无毒的。

针对单一有毒物质设立极限值，错误地认为了人类只摄取某种特定的有毒物，也没有从人的角度去讨论极限值。积累起来的多种毒物的协同作用会激发什么化学反应，是否会加强或减弱毒效，极限值规定没有解答这个核心问题。

结论：过度专业化的职业及其正式组织的系统，在面对由工业发展引发的风险时已经完全束手无策，这套系统也许适合发展生产力，但不适合用来限制危险。在文明的风险处境中，人类不得不面对整体性威胁，这种威胁并非源自单一的污染物。

极限值的科学建构问题：每一项极限值的确定，都是以下述2个错误结论作为基础的。首先，相关的人体反应结论都是由动物实验错误推断而来的。人体反应不能从动物反应推论出来的。第二个错误：只有在毒物进入流通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它的确切影响。只有在人身上才能可靠地研究人受到的影响。社会变成了实验室。

断裂的科学理性

至今，多数科学家还站在风险意识的对立面，科学守卫着人和自然所遭受的全球性污染。从科学在诸多领域中处置文明风险的方式来看，科学理性正在丧失。

风险使时间、空间和内容上分离的东西建立了直接而危险的关联。处置风险要求人们具备全局观和协作精神。风险跨越了专业和学科的边界，跨越了各种专业职权和制度责任，跨越了事实和价值的二分，跨越了表面上由制度分割的政治领域、公关领域、科学领域和经济领域。同时，不受约束的风险生产由内而外地侵蚀着生产力理想。

技术科学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理性观、认知观与实践观，思考这些观念得以运转的制度结构，并做出相应的改变

公共风险意识：二手的非经验

人们最终还是必须诉诸他们所驳斥的科学理性来实现自我辩护。只要科学不承认，风险就不“存在”，科学的裁决垄断了事实真相。受害者的风险意识大多表现为两种形式：要么批判科学要么信仰科学。风险意识既不是传统意识也不是普通人的意识，它主要由科学决定，并以科学为指引。于是，日常思维的“经验”逻辑颠倒了，人们不再由个人经验上升到一般推断，相反，剥离个人经验的一般知识成为了个人经验的核心决定项。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着手处理的不是“二手经验”，而是“二手的非经验”。只要“知道”是指有意识地经验到，那么最终就没有人能够知道风险。

推测的时代

风险社会标志着日常感知和思考的推测时代的来临。在围绕现代化风险的争论中，我们不再关心感知呈现给我们的内容所体现的认识论价值，相反，争论主题变成了那些日常意识既看不到也感知不到的内容的现实意涵，如放射线物质、污染物和未来的威胁。

生命体的团结

文明发展对生命的威胁激发了有机生命体的共同经验，从而把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需求连接在了一起。面对森林的退化，人类体会到了自己身上的担子，他们意识到了他们是受威胁的自然整体的天然一份子。由大地、植物、动物和人类构成的共同体变得清晰可见，这是一种“生命体的团结”，它平等地令一切都处在威胁之中。

“替罪羊社会”

不同于饥饿和贫困，就风险来讲，借助解释来绕过人们人们被激发的不安和恐惧要容易得多。在风险意识中，用于顶替的思想和行动、用于顶替的社会冲突变得唾手可得，广受欢迎。在这个意义上，当危险因政治的不作为而增长时，风险社会就表现出了成为“替罪羊”社会的固有倾向：不是危险而是那些指出危险的人造成了普遍的不安。不可见的危险反倒安全无恙，因为人们无法直接向它发起行动。

应付不安全感：人生和政策层面的关键技能资格

在应对恐惧和不安方面，传统制度模式日益失去其重要性，包括家庭、婚姻、性别角色、阶级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政党和机构。依靠自身解决不安的压力日渐增大，因而在教育、医疗和政治方面，围绕社会制度的新要求不久就会涌现。所以说，在风险社会中，从人生和政策层面应对不安与恐惧已经成为完美时代的关键技能资格，相关技能的培训则成了教育制度的主要任务。

得到承认的现代化风险的政治动力

一旦现代化风险得到“承认”，它就能制造出空前的政治动力。“承认”的过程牵涉到很多东西，不仅有围绕风险的知识，更有相应的集体知识和信念，以及由相关因果链带来的政治启迪。现代化风险被解除了潜伏性、必然性和具有安抚性质的“副作用结构”。突然之间，各种问题平白无故的出现，“副作用”开始发声，它组织起来，提起诉讼，发出请求，不愿再遭推脱。这就是制造了风险意识和风险冲突的自反性政治化的动力。

在现代化风险的承认过程中真正至关重要的因素，不是或至少不仅是健康后果，即动植物和人类的生命受到的影响。相反，它们是各种副作用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带来的次生影响：市场崩溃，资本贬值，剥夺加剧，责任突现，市场转移，政治施压，企业决策受监督，补偿诉求获承认，成本高涨，诉讼不断，颜面尽失。

伴随着危险的增长，风险社会中出现的情况构成了对民主的全新挑战。风险社会趋向于成为一种具有“正当性”的危险防御型集权主义。文明的“副作用”在政治层面展现出它的“次生效应”，这对民主政治体制的延续构成了威胁。令人不悦的两难境地出现了：是因系统出现的危险而承认民主的失败，还是借威权主义的、秩序国家的“支持力量”抛弃基本民主原则。在风险社会的前景中，突破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人们的民主思考和行动的主要任务（第八章）

展望：20世纪末的自然与社会

工业化强行瓦解了生命的生态基础和自然基础，同时也释放了史无前例且令人难解的社会政治的发展动力，这最终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19世纪的各种社会理论认为自然是已经给定、指明且要加以征服的对象，因而，自然总是社会的对立面和异己物，是非社会的。在20世纪末的今天，自然既不是给定的，也不是指明的，它是历史的产物。由于自然破坏构成了工业生产普遍循环的一部分，破坏自然也就不只是“纯粹”的破坏，而是变成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动力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的社会化带来的隐性后果是自然遭受的威胁和破坏的社会化，即它们向经济、社会、政治的对立与冲突的转化。对生命的自然条件的侵犯，转变为全球性的医疗、社会和经济威胁，这为高度工业化的世界社会的社会政治制度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文明对自然的威胁，变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面临的威胁，正是这一过程构成了当前和未来的现实挑战。

在发达的现代性中，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家庭等子系统的社会不再被看作“独立于自然”。环境问题完全就是社会问题、人的问题——人的历史、生活条件，人同世界和现实的关联，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处境。

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自然即是社会，社会（也）是自然。

现代化后果的制度化会给所有人的健康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普遍化的健康威胁创造了随时随地的生存险境，这种局面如今正以毫不妥协的姿态向政治和经济系统发起渗透。只要自然还在经历工业化过程，自然破坏就会作为工业的自我威胁而变得普遍化，并为人们所察觉。




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

从知识论上讲，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科学的不确定性造成的；从实践论路向上看，风险社会是由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制度体系所致；从价值观路向上看，风险社会由启蒙理性的价值观念所致。

科学技术的发展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完全去神秘化,如果只注重其内在逻辑要求而无视它本身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而必须接受的约束,就无法改变其是现代社会充满生存性风险和生活性风险的始作俑者的地位,正是在这点上,科学知识在工业社会化解一些风险的同时,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风险,其影响更加无法预测,其后果更具有不确定性。科学卷入了现代风险的起源和深化过程，不仅科学成果的工业应用产生了问题，科学也提供了认识和提出问题的手段，包括范畴和认知工具。当然科学又是战胜威胁的必须依靠的前提之一。

由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过渡是非政治的,它绕过了政治决策场所、路线冲突和党派论战,紧紧跟随在现代化的自主性动力之后,以不受欢迎的、看不见的、强制性的潜在副作用的模式出现。这是风险社会出现的特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