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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前三十年
（1）早期在商务印书馆做学徒，五卅运动期间参与募捐、义卖《公理日报》等活动。二十岁的时候开始领导罢工，罢工原因包括薪水太薄、95%职工不能携带眷属；工作时间太长；待遇不平。此时由董亦湘、恽雨棠介绍入党，后来在自传中说到入党经过，“生活上眼见做了五年学徒，还是每月只赚七元钱的工资。”
此时的罢工经验，让陈云意识到总工会、职工会的意义，“要绝对地集合在职工会指挥之下。”
同时，1927年，汪精卫成立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会员曾达万人，提出改组南京政权，没收地主土地，工人可在一定范围内享有罢工自由。蒋介石于1930年暗杀该派上海总部负责人王乐平，该派各地组织趋于瓦解。1931年初，汪精卫宣布该派解散。1928年，国民党设立工会整理委员会。
1945年5月9日，陈云在中共七大会上的发言。见《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汇编》第2册。“不要听书本上和别人讲什么社会主义建设胜利，资本主义动摇崩溃，所以我们这个工就要罢。其实社会主义胜利，资本主义动摇，对于你那个工厂有什么影响？那个资本家是否就要垮台？你这个工罢下去，对工人有利还是没有利？”
（2）1932年4月，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为组织领导沪西工人反日罢工斗争，在英华里、梅芳里、富来里等罢工工人聚居的地区开设“大锅饭”，给参加罢工的工人和家属提供免费伙食，被称为“大锅饭运动”，陈云在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指出，”大锅饭“是我们新的工作方式。
1932年4月23日，陈云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会议上指出，昨天巡捕“把大锅拿去了，但群众没有反抗”。“这表示我们的工作未入群众”，“没有利用 ‘大锅饭’召集群众会议”，“忘记了反日罢工问题”。“整个的沪西工作，在现在的情形下非常严重。注意了复工问题忘记了一切。”不久，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巡捕房派出巡捕捣毁炉灶、没收餐具，这次被当时称之为“大锅饭”的运动遭到失败。
1932年8月，陈云起草关于失业工人运动的报告，指出斗争还没有走到要求国家机关给以经常的失业救济金。
1933年，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九期发表《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指出“不问企业状况，机械地实行八小时和青工六小时工作制；不顾企业经济能力，强迫介绍失业工人进去”的“工团主义”倾向。
1932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团会议记录，“假使懂得共产主义的ABC，知道资本主义必然的要坍台，我们的目的是要迅速地推动这一过程。”
（3） 1934年，为宣传红军长征，以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口气写下《随军西行见闻录》，渡过金沙江一段，关于如何能组织并增加船夫，说，“工人中大部吸鸦片，赤军则命人烧云南鸦片一大锅，随便由工人抽吸不算钱。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共党指挥渡河之人员，则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豆。”
【《陈云家风》，陈元回忆，长征途中他曾经从四川回上海，按党中央的要求在上海重建地下党。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个桥，每个桥头都有国民党特务，很多都是叛徒，认识他，而且很多地方都挂着通缉他的像。那一次，他不幸碰见一个特务，立即对特务说:“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账!”父亲做那么多年地下工作，特别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一扭头，就装作没看见过去了。】
1941年11月17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纪实小说《青抗先摸鬼子》，署名史平，描写晋察冀的九位青年抗日先锋队员，在1939年12月12日深夜到定县火车站消灭七个日寇、夺取武器弹药的故事。
（4） 1937年12月，同张闻天、毛泽东、康生联名就招收南方学生来陕北学习问题致电，“抗大第三大队七百学生中（均自由来此）仅三十个坏分子，不足二十分之一。”
【对勘丁学良《反思“按比例搞斗争”的当代意义》】
1939年11月24日，同毛泽东、王明、张闻天、王稼祥、康生等发起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这里的宪政是指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对汉奸反动派的专政。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后，毛泽东继续推动一元化领导进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实行一元化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
1946年1月6日，起草同高岗联名给中共黑龙江省工委、嫩江省工委的电报，在农民未彻底觉悟前，不宜过分强调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否则，群众常被“能办事”的观念束缚，使旧政权人员当选。
1949年1月23日，同李富春致电中共中央，阻止杨虎参加新政协似无问题，但左、中、右各占三分之一似可不提 
（5）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党的工作要民族化，以争取广大群众的信仰。党的组织不要轻易暴露。” 
1938年10月31日，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青年工作不要只采用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一个办法，而要采取各种方式....先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学生工作，如通过基督教青年会、办合作社等等，使其慢慢转到工农青年工作。”
1939年3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可以派一部分经过训练的党员进入牺盟会。过去用发展牺盟会的方式来发展党组织的方式，不利于党员了解国共合作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有的地方搞干部调查表、统计表，有的报告写出新军中党员的姓名，这些做法都不好。”
1940年4月1日，起草与李富春联名的给曾山的电报，“共产党员在斗争中必须以群众面目出现，已经领导过斗争的党员在斗争后要有一个时期表现灰色，避免引起注意。”
1941年12月，撰写《大后方党组织的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的活动》一文。党的组织形式切忌呆板一律，必须”杂乱无章“，以免被敌一网打尽。
194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北满分局致电张闻天、各省工作委员会并报东北局转中共中央，就北满一些县委委任地主分子组织保安队一事指出：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增加了许多国民党的武装...抗战初期的敌后与今天的东北带有根本性质的区别....东北人民对国民党、国军不是失望而是存有幻想，对我党我军不认为是唯一靠山而是旁观。
1947年3月22日，致信新华社辽东分社，“关于为瓦解敌军而草拟的《告蒋军士兵书》，也不宜在报上发表....尽可在前线写信、散发宣传品。在报上发表，并不能使滇军看到，相反，只能引起国民党对滇军更加注意” 
(6)  1939年春，撰写在中共中央党校讲授的关于《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的提纲，指出，问题恰恰在于不正确的也要服从，比如毛主席在中央苏区、刘少奇在安源时，对错误的决议都是服从的...多数人的主张少数一定要服从，是集中的，又是民主的... “什么地方与时间应该民主，什么时地应集中”，要“要看具体情况需要而定” 。
1939年5月23日，撰写《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七十三期，指出，党内不允许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不容许任何党员在党的决议面前有“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
1940年3月19日，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讲话，指出“决策正确时要服从，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时也要服从，同时按党章规定的权利提出建议，或保留自己意见...决议作出后有保留不同意见的自由 (行动上必须服从)。”
1942年5月29日，撰写在中共中央党校关于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问题的讲话提纲，”在提拔干部时，要坚持人事两宜，才德统一...德，不是空德，必须在完成任务中表现出党德。“
1942年9月，撰写《延安新干部党性薄弱现象及如何增强其党性问题》一文，提出“对他们使用的基本原则是，多走逆风，少走顺风，必要时要分配他们不愿干的工作，以磨练其意志。”
1942年10月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处分七名拒绝服从组织分配工作的人员一事向中央写出报告，“今后对干部特别是新干部，应讲作为干部的条件，首先是要忠诚于党”。10月17日，毛泽东致信陈云，表示同意，“唯是否在报上发表尚可考虑。报上发表有很大教育意义，但有给国民党利用的可能缺点。”
（7）1940年7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纪念抗战三周年的决定，指出，“苏联领导的和平阵线，因苏联的强大与政策的正确，未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而超脱于战争之外，这是目前形势最基本的特点。”
1941年4月16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苏日签订中立条约问题。
1945年10月12日，毛泽东电报指出，“《双十协定》虽奠定了和平基本方针，但暂时许多局部大规模冲突仍不可避免..... 东北问题未在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
1945年10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如苏方将政权交与蒋方而不交我方，令我方交出已接收政权，则准备以双省府、双专署、双县府、双市府与之对抗....决定在全满州普遍地、大规模地组织中苏友好协会，这种组织形式很合时宜，可以成为半政权性质的组织。”
1945年12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转中共中央，再次建议，在东满、北满组成几支以抗联干部为首、并标明其前身是抗联的军队，以利在政治上加强同国民党的斗争。
1946年1月12日，彭真电报，为避免将来在谈判中我军数量受国民党之限制，至少各地区主力及地方部队一半应改编为地方保安部队或警察。
1946年6月5日，周恩来与马歇尔商定东北停战15天。6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东北休战期延长至6月30日，此后直到10月下旬，国民党军才在东北发动大规模进攻。
1946年7月25日，作关于东北局七七决议精神的传达报告，“领导机关要用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搞战争，百分之一的精力去谈判。”
1984年9月15日 那时，东北北有苏联，东有朝鲜，西有蒙古，我们就像坐在沙发里，缺什么可以向苏联要，南满的伤兵、弹药可以通过朝鲜转运。
（8）
【《陈云家风》，于若木回忆。那天，全校师生听陈云同志做形势报告….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列宁等都是大知识分子，马克思生前经常到伦敦的图书馆看书、查资料，以至他座位下的地面上都被他的鞋磨出一道沟。陈云同志讲，他曾经问一位苏联的农民，十月革命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好处。那位农民说，现在住房里有了室内厕所，免得冬天上露天厕所受冻了。】
1940年7月22日，听王学文讲解关于商品生产、价值与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问题并作笔记。（刘家栋《陈云在延安》，《共产党宣言》是由柯柏年同志辅导的 。）
1944年2月21日，贺龙关于去年陕甘宁边区财经问题的总结报告，“在西北局决定加强食盐统销后，走私运盐的现象仍未得到控制。”
【《我眼中的陈云》，沈鸿，“实事求是精神”，1944年，他当时领导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见面以后他很谦虚地说，他对经济工作也不太懂，现在搞到国民党的两本《中国经济年鉴》，正在了解中国有些什么家当。】
1944年12月3日，陈云就边区财经问题发言，“实行农贷政策、奖励移难民政策、变工政策，使边区农民增产细粮十几万石...对外贸易基本自由（只是为保证食盐出口才实行统销）”。变工，即换工，是边区农民间调剂劳动力的方法，农民组成变工队，各以自己的劳力或畜力轮流替队内各家耕种。
1944年12月26日 讨论明年供给标准问题。能否统一立场，做到一条心，这是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的原则区别。
1945年9月10日，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指出“抗战胜利后，大后方的沦陷区人民急于返回家乡，纷纷向银行钱庄提款。而银行钱庄为获取高利贷或囤积金子已把钱用了，为维持信用，不得不一方面向借户追索，一方面忍痛抛货。囤积居奇的人看到外货会来，也跟着抛货，于是物价大跌，信用破产，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1946年3月13日，干部座谈会，指出，现在的生财之道有清算敌伪财产、发公债、发票子、征公粮、搞贸易，但主要应靠征收物资出境税，即收“买路钱”，这是一本万利的事。
1946年7月11日，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指出，要取消粮食出境的各种买路钱，此项杂税收入不多，名誉很坏。
1947年9月24日，主持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会议，指出要用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说明地富不是“劳动起家”。 
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规定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
1947年11月27日-12月6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群众工作会议。陈云在会议开始时指出，不首先强调贫雇农的领导权，把它与中农并提，结果一定是中农领导。 在会议结束时又说，贫雇农政治上的积极性是建立在经济上的，如果斗了地富，牲口还不够，就要向富裕中农拿一部分。
1947年12月7日，致信王鹤寿、范式人、赵德尊， 贫雇农不独霸政权，中农必当权，凡中农当权，地主不倒。
1948年4月16日，就土改工作错误向中共中央报告，阶级划分不清，没有巩固地团结中农，对佃富农与旧富农不加区别。
1948年5月14日，周恩来复电中共中央东北局，陈云主要工作目前应主持东北的建设，在将来则是全国的工业建设，同时担任全总主席，可使新民主国家的工业与工运更好地结合起来。
1948年8月，向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过去限制商贩携带五十斤以上的粮食，缩小了社会调剂南北满粮价相差悬殊的力量。”
1948年9月2日，召集东北财经部门负责人开座谈会，“过去物价所以暴涨，原因是禁止粮食自由买卖...稳定粮价的根本方法是开放粮禁，如能早一点意识到这个问题，粮价不至于由每斤一百九十元涨到一千四百元...政府要用官价再多买进一些粮食。手中有了粮，就可朝城市全面实行粮食配给方向前进。” 
曹慕尧《我所看到的陈云同志》，见《沈阳文史资料》革命史料专辑之二，第246-248页。“我们在接管中发现，铁西区几个大工厂的宽敞厂房里，堆放着国民党军队遗留下的数十万发炮弹头和大量发射药。如果这些东西被敌机投弹命中，就会互引互爆，产生连锁反应，使铁西成为一片火海……苏进同志先介绍了一下说：‘这是炮工处曹政委，要求紧急疏散危险品。’陈云同志问我：‘你要几分钟？’我答：‘三分钟！’随后按规定时间，把情况和意见讲完。陈云同志插话，追问过两句，最后把手一挥，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说：立即转移……我从发现情况到解决问题，一共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1949年1月7日，召集沈阳军管会各系统负责人开会，最后一次总结接管沈阳的经验，“接管工作的主要教训是，将监狱中的犯人不加区别地都释放了...当时沈阳城内发生的盗窃案件，有一半左右是这些释放出来的犯人干的。”
1949年3月7日，收到张学思信函及随附东北行政委员会电文一封。信中说：最近辽北、吉林有不少农民要求卖房、卖地回关内原籍。他们已来电请示办法。我们的意见是劝服农民不要进关。电文称：“最近辽北、吉林有许多农民要求卖地卖房屋回关里，此种现象，其他地区亦可能有，极应引起注意。如果大批农民进关，将严重影响东北农业生产，且会引起社会波动。我们提议，各级政府应劝服农民勿令卖房回家，应宣传东北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有发家致富的便利条件，且东北已全部解放，可以安定生产，华北虽基本解放，但交通仍未恢复，行动不便等等，这样来说服要进关的农民，并应帮助他们及时进行春耕。”
（9）
陈云《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见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编辑的《职工》第3期，1926年1月。“吾们出卖劳力的职工，在商务资本家压迫之下，等于一种商品。”
1947年2月8日，给高岗的电报。北满只给几千新兵，使其达到阻敌北进的效果，这是十分“价廉物美”的。
萧劲光《四保临江的战斗岁月》，见《辽沈决战》（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264页。陈云在讲话中指出：要准备打大仗、恶仗、硬仗，只要有利于全局，南满的牺牲就是有价值的。“陈云最后逐一征求意见，如果付出的代价大，要准备承担责任。他反复问大家，对这样的决定后悔不后悔。大家一一表态 ‘不后悔’。于是，他诙谐地一拍桌子说：“我们学上海交易所的规矩，成交了。”
2. 前三十年
（1)
1950年3月20日，《对一九五〇年春夏是否发生严重饥荒的看法》，工业品与粮价剪刀差扩大，反使农民生活水平降低。
1950年10月26日 适当扩大剪刀差，增加贸易收入 
中央财委第四十一次委务会议记录，1950年12月5日。“土改好了，土匪平了，将来地方政府吃了饭没有别的事就是专搞经济。为人民服务就是具体地为鸡蛋、猪鬃服务。”
1950年12月26日 《关于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问题的报告》要加强城乡物资交流，这是中国经济的钥匙。农村活了，城市也就活了。
1951年1月5日 《进口情况和出口对策》加强国内城乡交流，扩大土产的国内市场
1951年2月20日，主持政务院第七十次政务会议 革命是为了吃饭，土改也是为了吃饭
1951年4月4日 《一九五一年财经工作要点》将农产品土产品收上来，将城市工业品销下去，这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的。我们如果不管，就不算人民政府……以前打仗，只能搞供给制，现在开工厂必须反对供给制思想。
1952年1月3日 《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城乡交流实质上是税收，收上来的税主要是为抗美援朝
1953年8月6日 《对财经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产党政权必须这样做，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
1954年2月19日 《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几个问题》要加快农业发展，移民开荒、进口拖拉机一时办不到，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也很难做到。摆在我们面前可以迅速提高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产量的办法，就是实行农业合作化……大规模兴修水利和开荒，需要大量投资和大批拖拉机，力所不及，而且见效慢。
1954年3月19日 《目前市场问题》华北已出现城乡联系隔断、农村市场死滞的现象……总的方针是国营及合作社不再前进，或者稍退一步。
1954年5月20日 《解决物资供应与人民购买力差额问题》农产品价格不降，购买力下不来
1954年9月23日 《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只要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
【八种方案—统购统销的确定与比对需要再看】
1958年8月 七月底，钢铁生产只完成三百八十万吨，这与第一、第二本账规定的六百二十万吨和七百一十万吨相比，完成得不坏，但与第三、第四本账规定的八百五十万吨和一千一百万吨相比，差距还很大。毛主席说少一吨都不行。
1958年9月 钢产量跳上去了，翻了番，但各方面并不是配合起来一起发展。
1958年2月17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第一次检讨反冒进 “后来跟别的同志交换了意见，认识到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他编的合作化的小册子前面那个序言中说，现在的问题是各个部门跟不上去，是右倾的问题。”
1958年5月20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现在各地工业大跃进，北京的电力部、机械工业部大伤脑筋，这是好事，如果他们不伤脑筋，那才是坏事。”
1958年8月21日 陈云在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钢铁问题的讲话记录 六月十九日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前…毛泽东问王鹤寿：钢产量“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回答说：“好吧，布置一下看。”
1960年10月3日 致信毛泽东 如无去年包括“大跃进”以来大搞的水利建设，今年（河北、山东）这两省淹掉的土地就不是各一千多万亩，而是各三千多万亩
1961年11月3日 出席由刘少奇召集的市场问题座谈会。如果每年只增加二百亿斤粮食，到了一九六五年，城市口粮标准还赶不上一九五七年的水平
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后来考虑到各方面投放货币过多而物资供应不足，又于11月28日发出通知，决定当年暂停发放退赔期票，并将全部退赔工作推迟到5年、7年或10年内逐步完成。
1962年6月4日 复信周建人 退赔工作延期三年和取消粮食奖励价格是为了控制向农村投放的钞票，因为，农民手中钞票多了以后，就不愿意再向国家出卖农副产品和小土产，而北方各省能同农民交换的工业品很少
1979年3月25日 这次调整和六十年代初的调整不同，那次可以下放人员，这次不行
【附注：《邓子恢传》记载：“在大连休养地，邓子恢接到参加庐山会议的通知。这时，陈云也在大连。他拿着通知到陈云那里，问去不去参加会议。陈云告诉了邓子恢庐山会议的一些情况，劝他不要去。庐山会议后，邓子恢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说：幸亏陈云同志，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2）
1951年1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今后大计，应该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第二天中财委第四十六次委务会议，陈云在讲话中说“三年恢复，十年建设”，备注里说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这一方针正式表述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
6月15日《重工业建设要有计划有准备》农业方面，一九三六年生产粮食二千八百亿斤……一九五〇年为二千四百亿斤，比一九三六年还差四百亿斤。工业方面，一九四三年生产水平最高…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首先还是经济恢复。
1952年2月9日《关于恢复、改建、新建工厂的设计情况和意见》 东北虽做了大量工作，但就装备而论，远未恢复到日本占领时期水平
1952年5月12日 在外交部召开的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关于“三年恢复和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报告
1956年7月31日 主持物价问题座谈会。粮食提价，大体同意先念提出的比例，两湖稍多…历史痕迹不可能一下抹掉
1960年8月30日—9月5日 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提出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恩来将“整顿”改为“调整”，并增加了“充实”二字
1960年12月30日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的插话记录  “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
1962年3月18日 《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前一个阶段主要是恢复这一点，一律不要向外讲，在党内和党外，仍然一律称为调整阶段。
（3） 
1950年4月7日 政务院第二十七次政务会议。要摸着石头过河，稳当点好。  
1951年7月20日 《做好工商联工作》“摸着石头过河”。
1957年2月7日 主持国务院第四十二次全体会议。中国革命由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用了二十四年才摸索出一套规律，经济建设要摸索出规律，也需要一定时间。
【惊讶，如果按照“农村包围城市”算，就有了十几年的目标时间差，再想到毛泽东将周、陈、邓称为“少壮派”，还有“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这种反向证明议题存在的话，就觉得“只争朝夕”是很恐怖的事情，而我们都知道博弈论中long shadow of future的重要性。】【如果按最终确立革命道路来算，那么是1938年的《战争和战略问题》，正好是17年】
1958年2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陈云检讨在财经工作中，对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倾盆大雨”、“本本主义”的办法 
1958年4月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插话记录。对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
1961年10月14日至11月3日 北京香山主持召开煤炭工业座谈会 要左思右想地考虑问题，不要怕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机会主义
1988年5月12日 “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总要下河去试一试。
（4）
1952年6月25日签发中财委《关于私营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问题的指示》为大力恢复“五反”后的市场，使资本家有喘息的机会，我们的方针是……
1955年2月 《调整商业工作，合理安排私商》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资本家生意好，翘尾巴，十一月不得不进行“三反”、“五反”。一九五二年资本家躺下，九月提出“先活后收”，十一月中央又发出调整商业的指示。
1955年11月24日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上的总结讲话》财政部要立即着手草拟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章程，以防资本家个人得的过多和分散财产。
1956年4月 不公开访问越南。当时，民族资产阶级跟我们合作。但他们的气焰越来越高，“五毒”的进攻越来越猖獗。所以到一九五二年春，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大势已定，就开始进行“三反”，并很快转入“五反”，终于打落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1956年1月25日 《公私合营中应注意的问题》政府对于不雇店员的商店本来要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但是高潮一来，他们天天敲锣打鼓，递申请书，要求公私合营，只好批准
1956年6月18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我们应把资本主义工商业中一切有用的东西看成是民族遗产而保留下来。关于企业改组，本来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按行业分批分期进行，今年一月的工商业改造高潮改变了原定计划。
1956年7月 《公私合营企业中四个方面的关系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解放后经过了一个改变过程。初期很猖狂，认为我们不会搞工业，要求给他们原料，由他们去搞…现在应该来一个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范围内的自由市场。
【《陈云家风》，陈元回忆，“文革”期间，我到江西看望父亲，看到他在《参考消息》上划出一些杠，或者标题圈一下，我知道他是提示，让我注意看。有一个我特别印象深的就是，他给我讲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当时叫沃尔克，他就说，这个人实际上是真正的美国的总统，经济上的总统，这个对我印象很深。】
（5）
访问周太和的谈话记录。1951年10月2日 “美国飞机会不会越过鸭绿江轰炸内地？”毛泽东说：“不会。”陈云说：“那我同意出兵。”
1956年9月23日 接见瑞典共产党代表团 说斯大林 我们对他的估计是功七过三。  
1971年6月21日，当有人反映现在学校实行部队的连、排、班建制不适合学校特点时陈云说：今后会以班的建制上课的。 
1978年12月10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会议 如果我们党能保持这次会议的作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就有了保证。
1979年3月6日 会见来访的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 “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的问题。就像对斯大林的评价一样，不仅是苏联的问题，而且是世界的问题。
1979年6月16日 主持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 现在往往把“人民生活现代化”同四个现代化一起提出，这样恐怕不行。
1979年9月27日 致信邓小平。信中说：昨天我与李先念、姚依林谈话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间已经把所有大企业下放给地方，鞍山、大庆等都属于地方所有，中央只有对这些企业分成的利润…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中央哪有什么资金搞四个现代化？
1982年6月24日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针对讨论稿中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的提法又指出：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
1987年12月18日 同胡启立谈话，其中说：（一）你曾传达赵紫阳的两句话。一句是说“计划经济是战时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直到一九七九年美国还有人提湖广债券问题，要我们赔偿二亿多美元……另一句是说“过去我们学的是苏联那一套”。那时我们不能不学苏联。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学美国、英国、法国行吗？只能结合中国实际向苏联学习，而且，苏联那时对我们的援助也是真心实意的。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同西方国家打交道多起来了，从一九五七年开始举办了广交会。
1989年8月24日 同杨尚昆、王震谈话。他们受邓小平委托，前来征求邓小平打算从中央军委主席岗位上退下来的意见。陈云听后表示赞成，说：退下来可以多活几年。只要人在，随时可以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