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新穷人

整本书围绕着工作伦理的概念展开。该概念造于现代化时期，土地被收购，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同时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工人的可以转换成剩余价值的劳作。在现代化之前的欧洲，基督教概念中的穷人的苦难是对“原罪的悔改和对救赎的保证。”而富人通过救助穷人，施行善举，获得救赎。而在祛魅化的现代世界，所有事物的合法性都需要通过理性的检验，在此穷人成为成为社会的负担，并构成对社会稳定性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工作伦理”的概念被提出，
工作伦理主张任何由劳动收入所支持的生活，不论多么悲惨都具有道德的优越性
所有人都必须工作，不工作是一种罪恶；另一方面，提供穷人低工资和恶劣的生存条件，使他们必须整日工作才能保证生存需求，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既然穷人对很少的东西就容易满足并且不会努力争取更多东西，穷人的工资应该保持在仅仅维持生计的水平，这样，虽然有工作，穷人只能勉强糊口，为了生计不停地劳作。
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伦理”成为裱饰的虚伪言辞，掩盖了被规训的无尊严生活，生产了顺从的主体，因为只有在自由可选择的土壤中，道德才是可信的。
由于穷人是劳动力的后备力量，在福利国家里，政府负责保障失业穷人的生活，以便在劳动力短缺的时候，他们可以继续投入生产，“使劳动力重新商品化。”由于技术的发展，劳动力远远超出对其需求的数量，曾经的发达国家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而远方未经工业化开垦的土地已不复存在；劳动力是全球性的，但福利供应受限于国界；让每一个人成为生产者已经不可行，福利国家对闲散人员的投入更像是对纳税人钱的浪费。
在消费社会中，
消费市场通过诱惑性的消费文化而非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社会整合。
社会通过消费以及围绕它的整个体系完成对其成员的规范化，而在权利冲突转移到金钱收入数量的争斗的情况下，人们对自身的塑造转向消费领域，个体通过消费来构建自我。在这样的定义下，穷人首先不是“失业者”而是有缺陷的消费者。在此，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毫无用处，令人讨厌的人，社会对穷人采取 “零容忍”态度。在这种条件下，“工作伦理”的概念再一次被提出，但是这一次，不是作为鼓励所有人参加工作的道德鞭策，而是为了清除大众的内疚感，和对穷人的责任，因为穷人是因为懒惰才陷入贫穷。于此同时，穷人自身也承担失败的责任，他们和其它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他们渴望被市场诱惑，并将自己体验为不充分的人，
当代的教育理念和体制都强调对人的驯化，并宣称，劳动力市场的不景气只是由于个人没有掌握先进的技能和文化知识，而不是结构性的经济因素和制度安排的矛盾所造成的。这样新穷人就无法看到，他们的个人困境是与更广泛的公共议题紧密结合的；消费主义的尝试使他们无法相互团结和组织起来，每个人都试图证明自己更有能力获得资源的机会，而不是力图把个人困境转化成公共议题并通过公共手段解决
穷人失去了谈判的筹码，也失去了维护自己权益的主动性。他们不能在工厂中团结起来形成组织，把苦难变成公共关怀。
雇用临时工制度深刻影响了饱受这一制度之苦的人们：未来变得非常不确定，它阻止了所有理性的预测，尤其是人们对未来的基本信念和希望，而这正是人们团结一致反抗最不能容忍的现状所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