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室町时代的日本并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以身份制度为基础的议会制的政治组织形式，但如右图所示，各个利益集团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的做法，一定意义上还是发挥了接近西欧议会那样的政治功能。起义军虽然以烧毁神社为旗帜而发动暴乱，但最终没有一人遭到惩罚。他们的行为作为一种合法化的手段被当时的社会认可。其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这个时代呈现出类似欧洲议会的具有某种历史进步意义的政治形态。
    不仅地方城市因战争陷入混乱，连中央地区也开始出现混乱。其原因在于嘉吉之乱导致的重臣合议体制的崩溃。将军义教去世后，重臣经商议后相继拥立义胜、义政继任将军。但因其年幼，幕府的主导权实际被将军的生母日野重子和管领畠山持国把持。之后畠山氏因持国的老臣和家臣团之间内讧而失势，一四五八年（长禄二年）将军义政开始亲政，但实权被义政的亲信重臣伊势贞亲和荫凉轩主季琼真蕊掌控，二人时常干涉朝政，开始了近臣专权政治。朝政上尚且如此，日益没落的幕府在财政方面不得不更加依附五山禅院，政治上和军事上依附守护大名。由于将军义政缺乏政治决断力，为了能够掌控后继将军足利家督和强有力守护之家督人选，以重臣为首的众政治势力间内江不断，进一步削弱了幕府的权威和统治力。
    对于战国这一概念，有必要明确一下从什么时侯开始出现“战国”这一时代名称。中世史的权威专家横井清认为，在一五八年（永正五年）四月的关白近卫尚通日记（《后法成寺尚通公记》）中有一段“此如战国之世”的记述。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把十六世纪初期的日本称为“战国”的最早的史料记载。尚通日记里提到的“战国之世”指的是中国历史上先秦时期的战国时期。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应仁之乱时期的日本宛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持同样看法的还有一条兼良的樵谈治要》。他所代表的公家贵族也把亲眼看见的世事巨变（一五O八年，将军同细川家督一起出逃京都）认为是“战国”。也就是说，“战国之世”的说法，已经是同时代人的共同认识。
战国大名的概念：前身一般为室町时代的守护大名或守护代，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旧势力的权力。
战国大名与守护大名的区别？作者认为是“主人和侍从之间的主从关系的不同”，即“大名与家臣团之间形成的依附与被依附的某种‘力’的关系”。
战国大名势力图
    像这样，通过觐见的礼仪程序来反映主从间的亲疏关系，在处于室町鼎盛时期的足利将军与守护大名，或者室町殿下（日本国王）和公武重臣阶层的关系中已清楚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战国大名模拟君主专制下的自身与将军的主从关系，并将其活用于自己统治的领国，以此来巩固权力。礼仪规制的确定，背后反映的是根据领地、战功等所确立的家臣团的身份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在军事方面形成的权力与责任。这些都构成了近世社会身份制的萌芽。
    与此相对，在被称为“守护领国制”的室町时代，通过守护大名而结成的家臣团的现象被学界称为“被官化”。这与战国大名的时代相比，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松散的组织形式。
    …也就是说，当时的守护大名在像畿内附近领国那样庄园领主势力强大的地区，对其管辖内的武士不具备直接统御的能力，只能通过庄园领主下发文书的手段来间接行使统治权力
    以上事件表明，室町时期的守护大名即便被分封了新的领国，也无法立即培植亲信势力，不仅如此，还必须划分出一些领地（一色氏的三河、若狭，赤松氏的播磨）给家臣团管理。对守护大名而言，从新领地征用武士、土豪为己所用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笔者在调查近畿各领国发生的相关事件后发现，如畠山、细川等地方的守护即便经历数十年的统治，几乎还是无法征用畿内的武士。再如，川氏所辖的分国摄津、丹波所用官更几乎都出自细川老家四国的武士。而战国大名却要极力摆脱间接统治方式，转向直接统驭、征用分国内的武士，令其集中于主城居住以现固自身的统治权力。
    战国时期的诸大名为了能够直接有效地控制分国内的人民和土地，实施一种叫“检地”（类似土地分配）的政策。这一时期的检地如同武士姓名申报制度一样，采取土地申报制度。根据池上裕子的研究，申报的形式主要分为领主上报和百姓上报两种。百姓上报形式的确立有利于大名直接控制农民，但通过庄园领主或者所在地领主来间接上报仍占多数。不可否认，这一阶段的检地制度只是一个维形（池上裕子《织田信长在领国的申报和检地》。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也就是所谓的战国末期，织田信长在统全国的战争中开始使用一种被称为“绳打”的土地面积丈量法。
    尽管战国大名创设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家臣统治制度，但并不意味着由此就确立了自身的绝对统治地位。因为家臣团方面保有一种被称为“传家的宝刀”的传统，即针对主君错误言行，若领国方面并不认同，家臣们可以拔刀以示抗议。所谓的“宝刀”实际上就是对主君的“克制”。
从内容看，信函采取了室町幕府时期通用的私人停战令的形式，但其保障和平的权威性则根源于天皇。这个停战令被称为“惣无事令”或者“秀吉和平令”。由于长久手一役败北而失去成为将军机会的秀吉这次却通过关白一职成功地君临诸大名，这实在是一个巧妙的战略。由此，秀吉不仅压制住了家康的抵抗，东国臣服也变得指日可待。
    从太阁检地的宗旨来看，土地耕作者必须是专业的农民，而介于武士与农民之间的身份则变得很困难。秀吉的策略就是通过检地逼迫那些有实力的农民在武士和农民之间做出选择，这就是所谓的兵农分离政策。作为配套措施，之后，秀吉又出台了“刀狩令”。
    一五八五年（天正十三年），秀吉针对畿内的寺社勢力实施兵器禁藏令。一五八八年（天正十六年）七月，秀吉以搜集钉子、吊钩用于修建大佛的名义，颁布了没收民间“长刀、腰刀、弓箭、枪、铁炮”等武器的三条法令。兴福寺一位名叫英俊的沙弥曾记录道“（刀狩令）不能公布于众的目的就是根绝一揆”。（《多闻院日记》）秀吉以造大佛之名而实为压制一揆的目的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当然，没收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例外情况。比如用于神事祭祀的刀或者祖传的刀以及专门用来捕猎凶猛动物的铁炮等是允许私人拥有的，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没收。
    葡萄牙人在充当中日贸易中间商的过程中发现了商机。葡萄牙商人把中国产的生丝、绢等物，以及东南亚产的糖等转运到日本销售，以获取巨大利润。当时用于支付的货币主要是日本产的银。由于灰吹法的使用，加快了日本金银矿山的开采进度，石见、生野、甲斐以及佐渡等矿山产量大幅提高。当时的日本金银产量达到十分惊人的度。有观点认为，其保有量可以“匹敌从中南美流入西班牙的银的数量”（《亚洲文化复兴》，角山荣著）。由于当时的国际贸易主要使用墨西哥和日本产的银来结算，因此，国际市场上有评价称，日本正利用其丰富的且超出法定价值的银来进口更多的商品。据经济史专家角山荣的推测，十六世纪末的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