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住宿与“住宿”

如果说“日结”为三和各方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那么廉价的居住方式则从根本上固化了三和的空间特征。这一空间特征在以往究中，若以居住者经济状况共性描述，有人称之为“贫民窟”着以其城市化发展进程所处阶段描述，有人称之为“城中村”；若以其与中心城区的空间隔离、社会隔离、心理隔离状态描述，有人称之为“城市飞地”。近来，有研究者开始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如道格・桑徳斯就将其称为“落脚城市”，认为这是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跳板，这些人也促进了下一拨乡村人口的迁移；更为重要的是，“落脚城市”揭示了这类地区（包括空间及居住其中的人）的动态与过渡性的角色，而非简单的固定实体。“落脚”既为所在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消费者，同时也为务工群体创造了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它体现了城市包容性与社会阶层弹性的有机统一，是城市活力的来源之ー。
但值得注意的是，三和及三和青年之所以被关注，不是因其作为洛脚城市”所表现出的社会阶层弹性，相反却是那些年轻人沉溺于城市边缘和社会底层，甚至是生存极限的自我麻痹的“大神”状态。在舆论的描述中，这里没有道格・桑德斯走访深圳时所发现的：“在每一栋素面的水泥方块建筑里，都可以听到同样的故事：从外地搬迁而来，努力奋斗，供养家人，认真储蓄，规划未来，仔细盘算自己的每一步。
    究竟是舆论的猎奇心理妖魔化了三和及三和青年的形象，还是三和如同道格·桑德斯所言：“落脚城市具有筛选作用，它把最出色的人留在了城市，其余的人最终只能返回乡村。”0
有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其余的人”没有返回乡村，而是留在了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