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英雄是一个懦夫，巴恩斯访谈

您在《卫报》上有一篇文章，您写道：“我的英雄是一个懦夫，确切地说，他自认为是一个懦夫。更确切地说，他所处的境况，让他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懦夫。你或我，如果处在他的境遇里，也会成为一个懦夫。”您能解释一下吗？
巴恩斯：《时间的噪音》确实是在探索强权和艺术的关系：当强权政治在支配你生活的一切时，你是否会与强权做一笔交易？在放弃掉一些自由的同时，保住另一些可以创作的自由？谁会向恺撒屈服？这个恺撒如此贪婪，你究竟会屈服到什么程度，屈服的代价又是什么？向权势屈服之后，艺术家是否还能保持自己的尊严？
我在《卫报》上的那篇文章是在此书出版之时写的，我想向读者解释我笔下的英雄和懦夫。有时候，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并不一定是真英雄。是否在强权下选择当英雄，你必须要权衡所有的利害关系。在斯大林的苏联，如果你选择当英雄，你不仅不可能再继续创作，而且你将被处决，你的家人、朋友、和你有关联的人都将受到牵连，被关进监狱或被处决。你的“英雄行为”会伤害到很多你所爱的人，你的孩子会被带走，会被当局养成一个你不希望他变成的人，那样的情况下，你想当“英雄”是相当愚蠢的，当懦夫才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用“英雄”或“懦夫”这些词的，英雄如果变成了一种虚荣，以你的亲友的牺牲为代价，那怎么还能叫英雄呢？
恺蒂：如果您处在那种境遇中，会成为懦夫吗？
巴恩斯：我肯定会选择当懦夫的。而且，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说，我一向对懦夫更感兴趣。怯懦和软弱比勇气和力量要更有意思、更让人深思、更有故事。例如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因为海明威的阳刚形象，所以，许多人都以为他更擅长写英雄，其实，他描写起失败、软弱、恐惧来，比他写勇气和成功要更好。
我们这些从小在英国长大的人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从来就不需要面对这样的选择，政府从来没有干涉过作家究竟写什么，艺术家、音乐家究竟创作什么。英国这一千多年来没有被别国侵占过，或至少说，没有被别国成功地侵占过，也没有过强权政治，所以，我们很幸运，不用在做英雄还是做懦夫之间进行选择。
有时候，作家会写他们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过的痛苦生活，可能也是庆幸自己不用去过那种生活吧。就像我捐钱给公益事业，有的当然是我很关心的公益组织，有的则出于一种“我捐了钱，这些疾病等可以离我远些”的想法。当然，在写作过程中，作家需要设身处地想象别人的生活，写肖斯塔科维奇，我一直感觉到自己非常幸运，我不需要进行他的选择，不需要像他那样，既要当艺术家，又要当政治家。
肖斯塔科维奇没有选择流亡国外，这本身就需要勇气。斯特拉文斯基在美国过着优越的生活，对他仍留在国内的受压迫的音乐同仁从没有关心过。肖斯塔科维奇去美国，希望能与他所崇拜的斯特拉文斯基见上一面，但后者没有露面。还有那些所谓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例如萨特，他们是不会让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
苏联作曲家协会书记赫连尼科夫曾经说过，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快活的人，他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这真应和了俄国的一句俗语：“狼不知道羊的恐惧。”肖斯塔科维奇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害怕斯大林的权势，但他并不害怕斯大林这个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赫连尼科夫竟然在斯大林面前害怕得把大便拉在了裤子里。肖斯塔科维奇从来没有这种事。他们曾为他派了一位政治老师，政治老师告诉他应该在家里挂斯大林像，但他始终没有挂。
肖斯塔科维奇写了许多公开的音乐，也写了许多放进抽屉里、当时不能演出的音乐。他向当局妥协，最终保住了他的家人，保住了他的音乐，他把所有的勇气都给了音乐，在现实生活中，他就只剩下怯懦。但在我看来，他就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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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他是个懦夫。就这样，他就像一只被放在轮子上转来转去的松鼠。就这样，他把所有残存的勇气放进了音乐，把怯懦放进了生活。不，这实在太……轻巧了。说“哦，对不起，但你明白，我是个懦夫，我真的没任何办法，阁下，同志，伟大领袖，老朋友，妻子，女儿，儿子”会让事情没那么复杂，但生活总是拒绝简单。譬如，他害怕的是斯大林的权力，不是斯大林本人：不管是他打来的电话，还是他本人。又譬如，有些事他能为别人求情，却从不敢为自己求情。有时他会为自己感到惊讶。所以，也许他也不是完全无药可救。
但是当一个懦夫并不容易。做一名英雄要比当懦夫容易得多。做一名英雄，你只需勇敢一时——在你拿起枪、投出炸弹、按下引爆器，与暴君同归于尽时。但当懦夫，就是一生的事业。你永远不得消停。你将不得不为自己找理由，颤抖，畏缩，重新闻到橡胶靴子的气味，再次看见一个堕落的、可鄙的自己，这就是预料之中的下一次的情形。成为懦夫需要执拗，需要固执，需要拒绝改变，某种程度上来说，做到这一点，需要某种勇气。他对自己微笑，点起另一支香烟。反讽的快乐还没有遗弃他。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加入了他们。这不可能，因为根本不可能，少校看见长颈鹿时说。但这是可能的，事实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