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偶对《中国通史》的笔记(13)

第6页 第一章：婚姻

 《易经》的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这其实是古代人自以为是的以近推古，虽然匹合现在，但古代真是这样吗。
1、原始社会婚姻
原始社会，人类男女之间，本来是没有禁例的。一开始的时候，男女的性行为是十分开放的，后来渐渐发展到同辈男女可以为婚，异辈不可；后又在亲族之间加以限制，再后，渐次扩充，至同母系的兄弟姊妹，都不准为婚，继而，因血缘渐渐形成氏族。
氏族之始，男女仍是成群的，一个男人，可以成为一群女人的丈夫，一个女人，也可成为一群男人的妻子，绝无一夫一妻的制度。男女都可以随意发生关系，更不必固定同居。《人类简史》也提及，全球范围看，都是这样的形式，女人怀孕后，首要之事并不是寻找孩子的生父是谁，而是会选择部落里最健康的最有能力的男人共同抚养孩子，这样便可以把优秀的基因传承下去。毕竟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婴孩具有强大的可塑性。
所以，原始社会的男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比如氏族渐渐扩大成部落后，部落的首领姓便是随母亲，黄帝姓姜，炎帝姓公孙，都是母亲之姓。
至于，后世一夫一妻，一夫多妻，夫妻同居，是社会进一步发展，为了维护稳定和私有的概念而加以明确的。
所以人类的早期婚姻，是全无禁例开始，逐渐发生加繁其各种禁例，即缩小通婚的范围，而慢慢形成今日的形态。
所以，就这种形态的DNA而言，再结合现代的不婚族，丁克族，出轨现象等等，一夫一妻制度到底是不是与人类本身的性观念背道而驰呢。
现代的家庭的模式，与其说起源于人类的本性，倒不如说是受生活情形所迫（道德与否的观念，根源于习惯，而习惯根源于生活）。
原始社会初期是采集为主狩猎为辅的社会，采集主要以女人为主，狩猎主要以男人为主，一开始，人类只处于自然食物链的中端位置，狩猎不能维持生存所需，采集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母系氏族应运而生。此时，女子占据生活生产主导地位，断无出嫁之理，男子与女子结婚，只能入居此女子族中，地位也只是附属品。社会中的主要活动（选举，会议）等都操于女子之手，男人是没有组织和地位的。
其后，原始人经过认知革命，可以进行有规模的狩猎活动，狩猎所得渐渐多了，男人的地位渐渐提升，女子从事的采集倒变得不再重要，于是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男女的地位也就变了过来。今儿进入农业社会，社会，阶级，统治等变得全面复杂，男子全面接管了整个社会，女子的地位便变得更加无足轻重，成为婚姻的附属品或者可以买卖的商品。比如在汉谟拉比法典里，有人伤害了一男人的妻子，此人要赔偿此男子，而非伤害的那个女人。
2、称呼：
中国人历来重视辈分或者称呼，九族里（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亲人们分别制定了花样繁多的称呼，为的就是体现孝悌与礼节，而孝悌与礼节就是告知所有人家里有阶层，有大小，便于管理。但其实在早期是没有那么多称呼的，只是后期随着发展和统治需要，而逐渐由简及繁。
原始社会氏族或者部落时期，人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当时的家庭称呼也并非专指，《公羊传》说：宋鲁之间，名结婚姻为兄弟。可见父母兄弟等称谓，在那时并非专门称呼一人。大家虽然已经知道父亲与叔父、舅父的区别，但却仍用同一称呼。就像古鸟称雌雄，兽称牝牡，丘陵为牡，溪谷为牝等一样，后来就简化了，没有那么复杂的称呼。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既然父是个统称，那么母为什么也是统称呢。原因大概像《礼记》描绘的大同盛世“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虽然生物基因学上只有一个母，但社会学上的母却不止一个。毕竟人类的可塑性大多取决于教育和环境。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养在育，既然这样就没有必要专门为生物学上的父母专门制造名字了。
3、近亲结婚：
组织关系开始，划分人群，是以年龄划分的，而婚姻的禁例，也采用这种方法，到后来，氏族转化为部落，便依照血缘关系来区别了。所以从血缘关系作为禁例，才有了所谓乱伦或者鸟兽行这个说法。后来就渐渐演化为同族同姓不准结婚。《左转》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大概已经知道了近亲结婚在健康和遗传上的危害。
4、赠婚与赐婚：
进入农业社会后，人类有了“私有”这个重大的概念，于是整个社会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私有这个心理DNA一直保留，沿袭至今。
由于在农业社会中，男人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女子的地位变得极低，成为男人的私产。周武王灭商时，就把妇女比作只能守在家里的“牝鸡”（后来还有一个成语叫牝鸡司晨，专指女子篡权），随后漫长的封建社会，整个社会对女子的歧视非常严重，甚至有些史书里每每将王朝的灭亡归罪到女人头上，实在谬以千里。
正因为这些原因，女子成为了父辈的财产，可以随意转赠，所以有了赠婚和赐婚的说法。而在古道社会，女人一生的命运大概就是跟父亲或者丈夫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5、婚礼：
娶：众女中取一女，为娶也，婚：黄昏娶一女，为婚也。
之前讲了，中国人历来重礼数，所以对婚礼的流程非常重视，不过这个重视的目的或者意义并不是重视女子或者说女人的地位高才重视，这个重视更多的是父系权力家族形象的体现。类似于我把一个东西送给你，你必须要付我一定量的等价的东西，所以古代的婚姻应该成为买卖婚。而主管买卖的并不是女人自己。
周礼中，制定了婚姻成立的程序，即“六礼”，一直影响到现在。
1、纳彩：男方向女方送彩礼
2、问名：男方媒人询问女方名字、生辰八字，随后占卜，结果为吉则继续，为凶则终止。
3、纳吉：占卜得到吉兆后定下婚姻
4、纳征：男方向女方送聘礼（聘礼为六礼核心，礼记云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5、请期：请女方确定结婚日期
6、亲迎：婚礼当日，男方必须亲自去女方家迎接，然后男方先回，去门外迎候女方
婚礼上，男女方也要做很多事情：
亲迎之夕，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新婚夫妻两人共吃一份饭，把一个瓢破而为二，各用一半，盛酒同饮）意思就是指两人从此为一体，同尊卑荣辱。跟西方教堂不管如何如何你愿意吗是一个意思，只是中国人的形式复杂图个美感，西方的形式简单图个省心。
第一天忙完了第二第三天还有很多事情，比如妇见于舅姑然后舅姑共飨妇，这些完了以后，舅姑降西阶（宾客走道）妇降阼阶（主人走道）类似于移交权力。
现在的婚礼基本还在遵循六礼这个流程，当然各地不一，婚礼现场也有两个人一起吃瓜果梨桃这种流程，当然玩笑戏谑成分居多，稳重正式成分居少。当然古今婚礼最大的区别是在婚礼现场，现代的结婚现场，千篇一律，中不中，西不西，四不像一样（据说这种形式是改革开放初期从港台一个婚庆公司的模板演化来的）说是婚礼，实则是一场无趣嘈杂的劣质庙会。
另外，古代嫁女，其实彰显的是整个家族的形象，刚才说六礼其实跟新娘没有多大关系，婚后，女方：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烛，思相离也。男方：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四嗣亲也。从这个意思看，古人把结婚是看做为家族举行的事情，而并非新郎新娘个人。所以《曲礼》还说“昏礼不贺，人之序也”，所以从婚礼更可见，古代女子的地位之低，家族主义的昌盛将个人价值完全湮灭。
这种情况也一直影响到现在，有多少新人为了父辈意见被迫举行庙会式的婚礼，多少新人婚后即被父辈催生。所以说，在结婚生子的层面上看，现代个人的价值也并无多少进步。
6、贞操：
前面说过了，农业社会产生私有的概念，女子沦为家族父辈或者夫辈的附庸，与奴隶无异，那么既然是奴隶，就需要忠诚，而女子身上忠诚的最大体现，就是贞操了。
《礼记.丧服四制》就记载鲁君的女儿伯姬嫁给宋国，一夜失火，伯姬说：妇人夜出，必待傅姆（意思是结婚的女人晚上出去必须带老年侍从，以避嫌），傅姆不至，不肯下堂，遂被火烧而死。这个故事被后世的儒家学者大肆推崇，作为女人守贞的典范。
后世儒家学说兴盛后，特别是宋后，理学兴起，更看重名节，有：夫死不嫁之说。渐渐地，这种观念深入整个男权社会，从家庭教育，社会风俗，国家法律都体现了出来。实际上这是整个社会将贞操这个枷锁重重的锁在女人身上，用以维护男性社会的自尊，所以贞节牌坊大量修立，贞洁烈妇被反复歌颂，实在是荒谬至极。
这种迂腐的观念直到现在还有大量市场，比如男人们的处女情结等等都是强烈的展现。
7、离婚：
古代男人虽有三妻四妾，但要想离婚其实完全不像今天想的那么容易。古代对于离婚条件作了严格的规定，总结一下叫：七出三不弃五不娶。当然这个条件全是规定女性行为的。
七出规定的是可以离婚的条件，具体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偷盗、嫉妒、恶疾。
三不去固定的是不可离婚的条件，具体为：尝更三年丧不去、贱取贵不去、有所受无所归不去。
五不娶规定的是不可迎娶女子的情况，具体为：丧妇长女、世有恶疾、世有刑人、乱家女、逆家女。
虽然有那么多规定，但是基于女人的社会地位，男人究竟能遵循多少，怎么遵循就不可考证了。所以不管古代现代，男人混蛋者居多，女人受害者居多。
8、闹洞房：
中国古代传统的婚礼以隆重和铺陈的场面为主要特色，经过六礼后和婚礼后还不够，又加了一个疯狂的环节：闹洞房。
闹洞房的来历源于驱邪避灾的说法，意思就是由于怕新房里有鬼怪存在，所以必须要一群人热热闹闹吹吹打打从而吓跑鬼怪。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闹洞房渐渐没了节制和规范，中国又大，各地特色花样百出，总之中国人一场大庙会加闹洞房下来，新郎新娘应该是精疲力竭才对。
特别是闹洞房发展到现在更加魔幻与胡闹，各种不雅的事情屡见不鲜，对于这种无聊的行为，理当废除。
9、多妻：
人类灵魂深处的DNA本来就是多婚且多性的，男子掌握社会主导权，而女子又沦为附庸后，男子要满足自己自私淫侈，很容易就出现多妻的情况。
古代贵族，在妻之外发生性关系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妻家带来的，谓之媵，一种是自己家固有的，谓之妾。后世，媵的叫法渐渐消灭，将妾统称为配偶之外发生性关系的人。
在古代，妻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因为牵扯到父死子继这个总的基本原则，所以考虑到后代问题是嫡出还是庶出，所以妻的地位必须强化。所以我们所说的一夫多妻制实际上应为一夫一妻多妾制。至于妾，一开始的地位其实差距较小，只是后来封建王朝走入末期，阶级尊卑等观念加重，帝王家的妾的地位才有了明确规定，士大夫或者平民家，差距仍然没有那么大。
总之，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妾与否，并没有什么规定或者限制。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当今社会表现的也很突出所谓出轨、小三等问题，只是古代法制没有命令，而今人类社会是以一夫一妻制作为家庭组成核心，所以便变得棘手了。
10、卖淫：
由于人类本性使然，既然产生一个男人同时有几个伴侣的情况，那么整个社会出现卖淫这项职业就显得正常了。
卖淫的起源，多以为是起源于宗教卖淫。但原始社会的宗教的淫乱情况，实不能称得上是卖淫，因为那时本来男女在性观念上就十分自由。直到后来进入农业社会，在一些大集会上，男女混杂之际，就容易出现淫乱的情况（类似于现在的开趴），《史记》记载：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坠珥，后有遗簪。这个场景就展示了大聚会上，男女行乐的场景。
这些场景描述，其实并不是讲卖淫，而是更加证明了人多情多性的本质。后来因为私有的概念，社会渐渐禁锢男女交际的自由。困与这个局面，遂有买卖，那么交易的内容自然也包括性了。
中国卖淫的历史，可追溯至齐国女闾。《战国策.东周策》：“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所以女闾就是指官妓，后来以此延伸还有了军妓，艺妓（并非艺伎），乐妓等。所以卖淫起源竟然起源于官家，后世民众只是有样学样而已。
卖淫的另一来源，为女乐。女乐就是贵族家的女婢，擅长歌舞乐器，贵族聚会令其“执技以示上” ，女婢的贞操自然是没有保障的。久而久之，欣赏技艺的成分表少，性的成分居多，所以倡伎这个本来描述有技艺的人的词转变为卖淫女子的称呼，其名字也就改为娼妓了。而纵观古代王朝，女乐官办的多如牛毛，只是每个时代叫法不一样而已，最著名的应该是明朝的教坊司。
随着经济的发展，遂有商人专门买得贫苦女性，操之卖淫以谋利，于是所谓的青楼妓院就应运而生了。
总结：
统观两性关系，从原始社会氏族时代后，就已经渐渐失常，待进入农业社会，由于私有和阶层等的出现，又给它加上诸多桎楛和枷锁，便开始变得扭曲人性，不近人情。原始社会的男女同居，实际是基于生存需要，互助分工，跟性欲没有多大关系，但随着社会巨大的变化，随之产生婚姻、多妾、贞操、卖淫等现象，实际上这都是男权社会为了满足自身私欲和社会统治使用的手段，渐渐的就被视为天经地义，然后通过教育、文化、风俗、制度、法律来进行约束。
所以，我们所谓的贤妻良母对于独立自主的女性来说，并不是什么褒扬的词，贤妻良母实则贤奴良隶。而刚才所讲述的那么多关于两性关系的衍生品和概念其实就是社会为了发展和平衡而形成的。
历史上人类文化和生活的两个巨大的主题就是爱情与婚姻，关于这两种情况的描述与讨论，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绝大部分的人类都势必会经历这两种情况，个中滋味，只有个人品评了。

第22页 第二章：族制

人为什么生而需要组织，需要团体？
人类简史的解释相对科学：由于人类通过进化变得可以直立行走，虽然扩大了视野，能够发现猎物或者危险，但是不可避免的也使自己的骨盆变窄。对于女性来说，骨盆变窄导致怀孕的婴儿不能发育完全后生出来，这就大大缩短了怀孕期。而人类的婴儿与其他所有哺乳动物不用的是，其他哺乳动物例如老虎狮子牛马羊，它们的婴儿生出来很短一段时间就可以行走和进食，而人类的婴儿由于发育迟缓，导致必须进行后天的养育。另一个不同的是，其他所有哺乳动物生出来都带有先天此动物种类的DNA，比如食肉或者食草，而人类的婴儿却是白纸一张，具有强大的可塑性，可塑性也依赖于后期的教育。
所以，因为人类的传承如此，需要后天工作量繁杂的养育与教育，所以单个个体（原始人并没有夫妻一说）均不能由母亲单独抚养，所以必须依赖组织或者团体的力量。
而人类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分工的日益精细和繁杂，需要更多人参与生产生活。由此氏族渐渐演化到部落，而随着农业革命的产生，生产资料更多，分工更细，需要的人力也更多，所以进而演化到部落，乡村，城镇。
随着农业革命让人类有了私产和私有的概念，有了我和你的区分，为了保护自己的生产资料，人类又共同虚构和想象了国家这一概念，从此人类再也不能独善其身，而必须依赖于组织和团体了。
1、族制变迁
原始社会氏族时期，血缘是形成组织的首要因素。而随着人类俞进步，分工则俞细致，组织的方法也就俞多。
母系氏族社会，每一个氏族都有一个名称，即所谓的姓。一个姓就有一个始祖母，比如殷之简狄，周之姜嫄，后世说她俩是帝喾（黄帝之曾孙，五帝之一）之妃，很显然是附会之说。
母系氏族后期出现了舅权制，即权力为兄弟相传而非父死子继，因为兄弟为同氏族同血缘的人，而父子则是异族之人，所以这也很能展现原始社会人类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断定，而此时的血缘关系基础是母系。
由于认知革命兴起，社会发生转变，人类由女子为主的采集变成男子为主的狩猎，权力转移到男子手中，婚姻也并非是之前男子入赘女子的氏族之中，而变成女子入居男子氏族中，所以父系氏族产生。而商奉简狄之子契为始祖，周奉姜嫄之子稷为始祖，可见一斑。
2、族与姓
族制的组织形式是根据血缘的，根据血缘，人类可以根据亲等的远近，以别亲疏。一姓的人口渐多，又与外族通婚，则渐渐出现，同姓的人可能不亲，而异姓的人可能更亲。于是，所谓族与姓，就不得不分化为两种组织了。于是，所谓三族九族就应运而生，三族即父、子、孙。九族根据《白虎通.宗族篇》分：
父族四：
1、父姓五服以内；2、姑母和他的儿子；3、姊妹和他的儿子；4、女儿和他的儿子
母族三：
1、母的父姓；2、母的母姓；3、母的姊妹和他们的儿子
妻族二、
1、妻的父姓；2、妻的母姓
3、姓氏
姓的起源，本是氏族的称号。由母系氏族发展到父系氏族，姓之外又有所谓的氏，氏是代表一姓中的支派的。如后稷之后都姓姬，周公封于周，则以周为氏；其子伯禽封于鲁，则以鲁为氏，鲁桓公的三子，又以孟孙、叔孙、季孙三氏是。
始祖之姓，谓之正姓，氏亦谓之庶姓。正姓是永远不改的，庶姓随时可改。特别是中国社会动荡频繁，避祸、迁徙、融合等几大因素导致姓氏改动频繁，现在社会，除了少数几家仍能追溯很久以前的姓氏渊源外，大部分现代人的姓氏及宗族再也无法往前追溯。就像现代人，有几家人还保有自己的家谱族谱呢。
另外，春秋以前，男子是称氏的，女子才称姓。比如男子称叔隗，女子称赵姬。
4、黎民百姓
战国之前，百姓指的是有姓之人。姓这个字，分开来就是女、生，什么样的女人生的（或在什么地方生的）儿子就得了一个相应的姓。比如黄帝的母亲在姬水河边生的他，所以黄帝姓姬；舜的母亲住在姚虚这个地方，所以舜就姓姚。那时候，子并跟着父亲的姓，比如黄帝就给他的后代分别赐了12个不同的姓（ 姬、酉、祁、巳、滕、箴、任、荀、僖、姞、儇、依）。
所以那个时候，有姓的都是王公贵族，百姓就是百官，黄帝炎帝打败蚩尤的九黎族后，俘虏成为奴隶，于是就被称作黎民。所以在当时，百姓和黎民意味着贵族和奴隶的区别。
战国时代以后，在贵族和奴隶之间出现了一个不属于这两个阶层的人，其后这个阶层数量还多了起来。这些人也有姓，于是百姓实际和黎民就成了一回事。遂有黎民百姓的说法。
5、炎黄子孙
史记记载，炎黄分别是中国古代原始社会两个部落首领的简称，炎帝姓姜，是炎帝族首领，黄帝初姓公孙，后姓姬，号轩辕氏，是黄帝族的首领。四千多年前，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住着很多氏族部落，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帝部落、炎帝部落、蚩尤部落（又称九黎族），炎帝与黄帝部落联合打败了蚩尤部落，后黄帝又通过阪泉之战打败了炎帝，成为部落首领，两个部落从此共同融合，繁衍，将生活区域进一步扩大到整个中原地区，在融合了几个小部落之后，到春秋时期形成所谓的“华族”，汉代以后又称“汉族”。
由此我们以炎黄子孙自称，将炎黄二帝奉为始祖，由此炎黄子孙的说法形成。
6、宗法
如何避免同姓的人，因为人口众多，血缘渐渐疏远，团结不紧密呢？答案就是宗法。
宗法可以说是联系同姓同族团体之间的重要支点，宗法沿袭出宗族，宗族里杰出的人才又形成士族，而宗族士族与古代的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甚至国家兴衰都有极大关系。在很多历史时期我们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列出很多辉煌的宗族。
从此，有族制以团结血缘相近的人，又有宗法以团结同出一族的人。所以宗族着实辉煌了一段时间，而后盛极而衰，是为什么？
书中说了经济原因，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私有心理的原因。
远射社会时期，人类的互助基本就是合作，而没有什么分工，就算末期有了一些分工，也不是非常复杂。既然不复杂，就不需要太多人力，那么就没必要形成大的部落，宗族也就产生不了。农业革命以后，分工变得精细复杂，需要的人力越来越多，于是部落和宗族幸运而生。随着农业和经济分工更加发展，依靠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也难以满足，只有继续集合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再加上统治、社会与农业发展成形，所以没有血缘关系也不是个大问题。
而随着社会大分工的兴起，有才能的人逐渐脱颖而出，私有制正式形成，私有的心理概念深入人心。那么私有的心理越来越重，宗族团体的生活渐渐就不再适应人类心理的发展。于是兄弟之家要分家，宗族之人要分开生活，所以宗族渐渐名存实亡，而家庭这种更小的组织形式产生了。
可见，族制的变迁，实际以生活背景，而生活的变迁，则以经济发展为最重要原因。
7、宗族
紧接上篇，宗族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着实辉煌了一段时间，而一地宗族里的杰出人才又相继沿袭出强大的士族阶层。而宗族士族阶层对于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重要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国家兴亡。
宗族最强大的时代大概是汉末后的三国与魏晋南北朝时代，隋朝开创者虽然也是宗族出身，但宗族的力量成为统治者最为担心的问题，于是科举制度应运而生。可见，在国家兴起后，强大宗族的存在与王权是一个巨大的冲突和威胁。虽然在这时，国家在伦理上对于大宗族进行褒扬，但在暗地里又要进行不停的拆分和摧残。在国家强大力量的干涉下，在整个经济发展和私有观念的大趋势下，宗族随即土崩瓦解。
简单说一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宗族，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很多大宗族里杰出的人才直接成了王朝的创建者，而很多读者想必也能从这里找一些自己姓氏的渊源：
三国时期：
谯县曹氏、夏侯氏（曹操及夏侯众将），曹氏兴与东汉，后代多在朝为官，声明显赫。汉末之时，本与曹氏在一地的夏侯氏有意向显赫曹氏靠拢，后跟随曹操起兵，便更紧密联系一起。这个其实严格来说，不在宗族范围内。
江东吴之四姓：陆（陆逊）顾（顾雍）朱（朱桓）张（张温，张昭并不是此族），而当国的孙氏算不得大宗族，之前只是时代小吏罢了。
彭城刘氏：刘备那个所谓中山刘氏，大概为其附会贴金。刘氏正宗，乃是高祖刘邦所属的彭城刘氏，天下刘姓均以彭城为自己祖籍，没见过以中山为祖籍的。
河内司马氏：虽然说司马防八个儿子有“司马八达”的美誉，但其实言过其实。如果没有司马懿和他俩儿子以及司马晋朝，司马氏其实算不得一流豪门。参照江东孙氏。
汝南袁氏：兴于东汉，从袁良至袁槐出了四世三公，真正的大豪族，后又有袁绍袁术，再后湮灭。
太原王氏：起源于山西太原，从魏晋到唐朝都非常显赫，太原王氏是王姓的肇兴之郡、望出之郡。
清河崔氏：春秋即为公卿，后在东汉成为望族，出过一个崔琰。南北朝时王崔卢李郑为一等大姓，至唐代开国有五姓七望之说崔氏仍立其中。
 荥阳郑氏：先祖可追溯到周宣王分封的郑国，其王室国灭后仍以郑为姓，以故地荥阳为郡望。东汉末年，发展为望族。唐之后，郑姓仍为望族，后因科举制的实行，逐渐衰落，但仍为天下郑氏中，最为显赫的一支 。
颍川士族荀氏、陈氏：三国时期最最重要的智囊士族集团，专门出军师当时就有“汝颍多奇士”的说法，而在三国时期这两大家族人才扎堆出现，随随便便拎一个出来就是治国奇才。比如荀彧、荀攸和陈群。而其实荀彧的祖父荀淑就已经有名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司马家有司马八达，荀家则有“ 荀氏八龙 ”，其中一位荀爽，在董卓当政时期，从一介白衣到司空，只用了95天，大家感受一下。而颍川的荀氏与陈氏也是这两姓的望出之地。
弘农杨氏：最牛的往往要最后说，弘农杨氏在三国就是跟汝南袁氏和颍川荀氏平起平坐的超巨宗族的存在。 据《通志•氏族略》记载，弘农杨氏是春秋时期羊舌氏的后裔，世代为周室命官。西汉时，弘农杨氏权倾朝野，乘朱轮（古代王侯显贵所乘的车子，因用朱红漆轮，故称）者十人，史称“西汉十轮”。之后更是人才挤挤，一直到到杨坚平南陈灭北齐建立隋帝国，弘农杨氏的风光达到了顶峰。即便是隋朝之后，弘农杨氏依然是威名显赫。唐朝的杨姓是“十一宰相”世家，武则天之母杨氏，以及杨贵妃等，都是出自弘农杨氏。宋朝时的杨家将，也是弘农杨氏一族。弘农杨氏还出了不少才子大家，如杨修、杨炯、杨万里等。 牛人之多，不胜枚举。
当然大家还会说，我是不是还忘了个琅琊诸葛，我只想说呵呵。
到了魏晋南北朝，宗族的力量基本影响了国家的废立与兴亡，由此形成门阀制度。门阀最早在东汉末期出现，后来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尊世胄，卑寒士”（当然还是出了极少一些寒门子弟），对门阀的兴盛起到了推动作用。 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的等级观念，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门阀拥有极高的特权，其子弟若想当官，直接就可以当，根本用不着请客送礼吃饭。他们不但操控着官场，在经济上还掌握资源，富可敌国，势力很大。这些门阀还垄断着文化，通过讲学收徒，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股坚强的社会力量。更有一些大的门阀，不但世代为朝廷命官，而且多与皇族结亲，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左右朝廷。
国家成为几个大宗族击鼓传花的游戏，连皇帝都管不了，宗族的力量居然位居皇权之上，毁灭也是迟早的事情了。
篇幅有限，大家对魏晋南北朝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捡重要的说。
琅琊王氏： 始祖为周桓王之子王子成父，本为姬姓，后因驱逐赤狄有功，被赐姓王姓。王姓在战国时出了一员大将，就是白起之后的秦国名将王翦，秦始皇扫六合定中原，王翦祖宗三代立有赫赫战功。后来王翦的曾孙王元一支，迁到山东琅琊一地。开创了琅琊王氏显贵的先河。
琅琊王氏最辉煌的时期，是在“王与马，共天下”东晋朝时。马是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王便是琅琊王氏一族最显赫的人物王导。晋末丧乱，在王导的策划下，又拥立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可以说，司马睿的发迹，和琅琊王氏是分不开的。所以司马睿在登基典礼上，让王导与他一同坐在龙椅上，“王与马，共天下”也传为佳话。王导官居宰辅，共辅佐了元帝、明帝、成帝三任帝王，成为东晋初期，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和操纵者。王氏子孙及家族成员也多为朝中要员。
东晋时，王氏家族曾先后出过8个皇后，与皇室公主联姻的有20多人。在军事上又多掌握兵权，政治地位不可动摇，对整个东晋王朝影响至深。在文化界，王氏一族也颇负盛名，有著名的书法大家王羲之和王献之。
 陈留谢氏：又称陈郡谢氏，出自陈郡阳夏。魏晋南北朝时期，能与琅琊王氏比肩的，唯有陈郡谢氏。谢氏的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却很快。谢氏一族最显赫的人物，便是在淝水之战中打败前秦的谢安，而谢氏的发迹也是从谢安这一辈开始的。谢安让侄子谢玄组建北府兵，对东晋朝有着深远影响：淝水之战打败前秦，北府兵功劳甚大，后来也是北府兵的首领刘裕推翻了东晋，代之以宋。谢安死后，谢氏子弟大多隐退，不参与实际政治，但家族地位依然不减，其影响一直贯穿了，宋、齐、梁、陈的整个南朝，直至隋唐时才退出历史的舞台。
“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两首流传千古的诗，让王谢二族当年的风光尽收眼底。
 谯郡桓氏：谯郡一地，在今天的安徽、河南两省之间的地区。治所在谯县，也就是今天安徽的亳州，与曹氏、夏侯氏均在一地。桓氏在历史上的名人，有春秋时宋国的司马桓鬼，战国时秦国将军桓齿，西汉有汝南名士桓宽。当然，这只是一些个例，桓氏整个家族的兴旺，还是在东晋朝时，共出过十一位将军，可谓权倾一时。
桓氏一族发迹于桓温的父亲桓彝，桓彝是谯郡龙亢人，最初在齐王司马冏麾下任骑都尉，晋元帝时受封安东将军，之后“累迁中书郎、尚书吏部郎，名显朝廷”（《晋书》）。桓温是桓彝之子，晋明帝的女婿，受到中书监何充的赏识，被封为荆州刺史、安西将军。虽有皇亲的光环照耀，但桓温能有后来的地位，客观上说，是靠真本事打下来的。其时，北方的后赵政权与西南的成汉结盟，对东晋形成半包围之势，两害相权取其轻，灭掉成汉便成为东晋的首要目标，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正是桓温，桓温也因此在朝中名声大振，后来升至大司马，长期执掌朝政大权。
桓温有篡晋室自立的野心。攻灭成汉、三次北伐，都是在树立自己的威信，捞取政治上的资本，为最终的篡立做着前期准备。“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世说新语》）的名言，便是出自桓温之口。桓温在有生之年虽没能实现篡立的目标，却奠定了家族不可动摇的地位。到了他的儿子桓玄时，终于起兵反叛，逼迫晋安帝禅位，于公元404年建立桓楚政权。 
除了这三家，剩下一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弘农杨氏，当然这四家只是魏晋南北朝众多大家族中的代表，当时的大宗族多如牛毛，南北皆有。值得一提的是，在北方陇西李氏也是此时发迹的，后来李氏的李渊承隋立唐，建立辉煌的唐王朝。
相对于众多古代的宗族制度，欧洲则是贵族爵位制度，也很繁杂，有机会再讲吧。
8、家庭制度
现在来看，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即为家庭制度，但是家庭制度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实际上是并没有这个词的，家庭制度是近代以后从欧美传来的舶来品。
至少从现在看，家庭制度与现代社会各方面都是契合的，虽然古语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人初始为了生存，现在为了生活（也就是家庭），本都不容易。现在所谓艰难，有很大一部分是人类忘却了生存是人类的本能，而将私有和欲望不断放大，给自己佩戴了沉重的枷锁和牢笼吧。
9、继承
之前略微讲过，在母系氏族一共有两种继承方式，早中期为女子继承，末期为兄弟相传。漫长的父系社会则是坚定的父死子继了，但是由于儿子不止一个，如何确立明确的继承方式，古人是费了一番脑筋的。
对于父辈的权力，由长子继承，因为古代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中，妻族多出于贵族或者有实力的家族，而妾族一般出于贫贱甚至无家族，所以在古代，妻族是一个重要的外援和支持。周朝就确立了继承，以嫡为第一条件，以长为第二条件，这种方法被后世所承认和沿袭，成为宗族到国家王朝的继承方式，在法律与宗法上都对其进行确立。
至于财产，一般是众子均分的，所以中国的财产，不因遗产承袭，而生不均的问题。
无后（古代的无后即没有儿子）总是一个避免不了的问题，此种情形，解决方法有三：第一，以女为后（无男归女，无女归官），第二，任立一人为后，不问同姓异姓，第三，在同姓中择立一人为后。
此种完备的继承方法，现在看来都非常科学，可谓是古代人的智慧结晶。

第33页 第三章 政体

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国家就出现了。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团结的方法，只靠血缘，其时重要的组织，就是氏族，对内的治理，对外的防御，都靠着它。世运渐进，血缘相异的人，接触渐多，人类的组织，遂不复以血统相同为限，聚居一地方的，亦不限于血统相同的人。于是氏族进化为部落。统治者的资格，非复族长而为酋长。其统治亦兼论地域，开国家领土的先河。
从氏族变为部落，大概经过这样的情形。在氏族的内部，因职业的分化，家族渐渐兴起。氏族的本身，遂至崩溃。各家族非如其在氏族时代，绝对平等，而有贫富之分。财富即是权力，氏族平和的情形，遂渐渐破坏，贫者和富者之间，发生了矛盾，不得不用权力统治。其在异氏族之间，则战斗甚烈。胜者以败者为俘虏，使服劳役，是为奴隶。但征收其贡赋的，是为农奴。农奴、奴隶和主人之间，自然有更大的矛盾，需要强力镇压。因此，渐渐促成征服氏族本身发生变化：征服氏族的全体，是为平民，其中掌握事权的若干人，形成贵族，贵族中如有一个最高的首领，即为君主的前身。
期初，贵族与平民相去近，平民与农奴、奴隶相去远。其后血统相同的作用日渐式微，掌握政权与否之关系渐大，则平民与农奴、奴隶相去近，而其与贵族相去转远。但平民总仍略有参政之权，农奴和奴隶则否。政权的决定，在名义上最后属于一人，是为君主政体。属于较少数人的，是为贵族政体。属于较多数人的，是为民主政体。这种分类方法，是出于亚里士多德的。
这个总论，描述了国家的诞生以及政体区分，基本是按照原始社会渐进入农业社会，经济分工逐渐细致，需分工的人数量渐多，依靠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已渐难以为继，所以更多的人融合，产生更大的群体组织，部落。人类数量渐多，则需要一个更大的组织来进行对内管理和对外防御，于是国家产生。
吕先生的论据核心，依然是经济生活发展导致国家诞生。
人类简史基本也是以此为基础描述国家诞生，但其中还着重讲述了另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农业社会使得原始人全部变为农民，农民被土地和农业所桎楛，开始有了家的建筑概念和心理概念，私有制随即产生。由于农民受困于土地，农业发展，交通和储存方式改进，于是农村、城镇、城市渐渐发展起来，而私有制的产生，使得所有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管理和保护，于是大家又共同虚构想象出了国家这一概念。
1、国家
古代所谓国，是指诸侯的私产。包括其居住之所及管理或者有收益的土地。大夫之所谓家者亦然。
古书上所谓国，多指诸侯的都城。都城的起源，即为诸侯的住所。从财产的意义来看，诸侯的封地并不全归诸侯私有，有一部分，诸侯再进行分封。对于这些地方，诸侯只能收贡，而不能够收赋税。能直接收赋税，当做自己财产的，叫做采地。《尚书大传》说，古者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祀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所以从财产角度看，采地是包含在国之内的。《礼记.礼运》：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也就是说，天子有田，诸侯也有田，诸侯有国，天子也有国。这样看，田字的意义亦包括国，国字的意义，亦包括田。
所以，现在我们所用的国家的概念，在古代是没有这个词的。国家的概念，是近代来，由日本引进来的舶来品。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跟国家相接近的词，应该是社稷。社是土神，稷是谷神，社稷沦亡，即有整个团体覆灭的意思。封意思是累土，两个部族交界之处，把土堆得高些，以为标识，此谓之封。而邦的意思，是指疆界所至之地。西汉高祖，名邦，为了避讳，名字带邦字的人，都将邦改为国。可见，国与邦的概念在古代就是意义混淆的。
2、政体
政权的决定，在名义上最后属于一人，是为君主政体。属于较少数人的，是为贵族政体。属于较多数人的，是为民主政体。
贵族政体与民主政体，在中国古代其实是出现过的。现在我们多半不知，原因就是因为君主政体实在太过久远和发达。
君主的资格，一开始是从氏族时代的族长，沿袭而来的，所以古代总说，君是民之父母。第二是政治或者军事上的首领，第三就是宗教的首领。所以才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的说法。
从中国历史来看，君主一般都是政治或者军事上的首领，他们或者通过战争、篡权（包括禅让制）、起义、侵略等方式取得控制权。
君主的继承权，一开始也是非常不严谨的，氏族时代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两种。《左传》记载，周朝的继承法是适庶相同则论年，“年钧以德，德钧则卜”，两人虽然同年，但从月、日计算是很容易能算出长幼的，非得用得和占卜这种条件。原因就是这个时代君主的权力不大，没有什么可争夺的必要。随着后来的发展，君主的权力越来越大，争夺日渐激烈，这个时候继承之法才越来越严苛而且有非常明确的继承顺位，并用传统和法律加以保护。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贵族政体，比较著名的为周厉王被逐，宣王未立，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凡十四年。主权不属一人，和欧洲的贵族政体，最为相像。
民主政体的遗迹也很多，主要集中在周朝。《周官》有大询于众庶之法，乡大夫“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小司寇“摈以序进而问焉”，参政事项：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
由此而看，原始的制度，总是民主和合理的。后来，各方面的利害，冲突加深；政治的性质愈加复杂，才变得由少数人专断。
3、名号
从部落时代，进而发展到封建时代，从无关系到有关系，这时统一的第一步；开拓荒地，互相兼并，这是统一的第二步。这期间的进展，全是文化上的关系。随着封建各国的渐趋统一，诸侯封地也进一步扩大，“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而自守也”，再至后来，诸侯不断开拓兼并土地，封地更大。此等大国，实际上，是当时谈封建制度者之所谓的王。春秋战国时期，在当时的中国，是分为若干区域的，每个区域之中，各自有王的。所以春秋时，吴楚称王，战国时七国皆称王，但实际上一国之内，有最高主权的，皆成为君。“九州之伯，入天子之国曰牧，于外曰候，于其国曰君”，其为一方所归往的，即为一区域中的王。《管子.霸言》中说：强国众，则合强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则合小攻大以图王。此为，春秋时代吴楚称王，而齐、晋称霸的原因。
到了战国时期，七国皆称王，而随着兼并与战争渐进，某些国的疆域扩大，此时的局势，又演进到在王这个称号之上，要有一个共主，这个名号的地位要高于王之上，于是借用天神之名，称之为帝。战国的齐湣王和秦昭王曾称东西二帝。
其后，秦围邯郸，魏王劝赵尊秦为帝，此时又需要一个比帝更高的称号，所以研究历史的人，就把三代以前的酋长捡了五个人（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称之为五帝，后来又再往前推，在五帝之前，捡了三个酋长（各书中叙述不一，史记记录为天地人三皇），以说明社会开化的次序，如何描述比帝还要尊贵的名号，这下真是词穷了，于是据“始王之下”之义，加“自”于“王”之上，造就一个“皇”字。于是三皇五帝诞生了。
秦王嬴政统一天下，遂合并此二字，称为皇帝，自此之后，这个称号，一直沿袭。
4、封建
封建一词出自于《诗·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封建即封邦建国，君王把土地爵位分封为功臣或者亲戚，使之在各自区域内建立邦国，即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相传黄帝为封建之始，至周制度始备。始皇帝灭六国，统一后，封封建而建立郡县制，西汉初期重推封建，并有异姓王，后被高祖基本诛杀殆尽，自景帝平七国之乱后，虽行封王侯建邦国之制，但集权于中央，汉武帝又用主父偃计策，令诸侯各以国邑，分封子弟，封建已名存实亡。此后的王朝，中央集权愈演愈烈，封建二字早不复存在，我们后世只是用它作为古代王朝历史的统称罢了。
秦汉之间以及汉初的封建，是和后世不同的。在后世，像晋朝、明朝的封建，不过出于帝王的自私之心。而在后世，大家对封建早已认知转变，没有过多奢望，受封者亦知其与时势不宜，惴惴然不敢自安。所以唐太宗要封功臣，功臣竟不敢受（《唐书.长孙无忌传》）至于秦汉之间的人，见解与后世大异，当时的人，都认为封建是理所应当，而统一则是大变之局，所以皆视秦灭六国为无道之举，称之为暴秦、虎狼之秦。
封建的元素，本有两个：一为爵禄，受封者与所有官吏相同。一为君国子民，子孙世袭，则为受封者及后世固有的权利。后者自然是有害于统一，前者则不然。汉世关内侯，有虚名而无土地，后来列候亦有如此的。《文献通考.封建考》云：秦汉以来，所谓列候者，非但食其邑入而已，可以臣吏民，可以布政令，若关内侯，则惟以虚名受廪禄而已。西都景、武而后，始令诸侯王不得治民，汉置内吏治之。自是以后，虽诸侯王，亦无君国子民之实，不过食其所封之邑入，况列候乎？然所谓候者，尚裂土以封之也。至东都，始有未与国邑，先赐美名之例，如灵寿王、征羌候之类是也。至明帝时，有四姓小候，乃樊氏、郭氏、明氏、马氏诸外戚子弟，以少年获封者。又肃总赐东平王苍列候印十九枚，令王子五岁以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此二者，皆是未有土地，先佩印，受俸廪。盖至此，则列候有同于关内侯者矣。
汉代沿袭了秦朝的二十等爵制度，侯爵是非宗室人员能分封到的最高爵位。汉代侯爵分两种，一种是列侯(彻侯)、一种是关内侯。
列侯有尊卑，分为三等，一等为县侯，食邑一个县，有的好几个县，比如曹操封为武平侯，但食邑并非仅限于武平国（县级），还包括柘县、苦县及阳夏三县，合计足足有两万户，是名副其实的“万户侯”。
第二等是乡候，食邑一个乡，如西乡候张飞、斄乡侯马超，不过诸葛亮的武乡候虽然带有乡的字样，但属于乡候还是县侯一直存在争议，很多人认为武乡是一个县应该属于县侯。
第三等是亭候，食邑一个亭，秦汉时期一亭十里，亭就相当于村了。关羽的寿亭候就属于亭候。
后世在中国境内，仍有封建之实的，为西南的土官。土官有两种，一文，例如土知府、土知州；一种是武的，例如宣抚司、征讨司。其实所用的都是部落酋长。
封建之世，所谓朝代的兴亡，都是以诸侯革天子之命。形式有四：一、旧政权的递嬗，又分为中央权臣的篡窃和地方政权的入据。前者如王莽之于汉，后者如朱温之于唐。二、新政权的崛起，如汉之于秦。三、异族的入据，如金之于北宋、元之于南宋、清之于明。四、本族的恢复，如明之于元。惟秦以过刚而折，为唯一例外。
5、专制
不论哪一国，其原始的政治，必为民主。后来虽因事势的变迁，专制政治逐渐兴起，然民主政治，仍必久之而后消灭。大抵民主政治的废坠：一、由于地大人众，并代表会议而不能召集；二、大众所议，总限于特殊的事物，通常的事物，总是有少数主持常务的人执行的。久之，此少数人日形专擅；三、大众因情势涣散，无从起而加以纠正。专制的政治就渐渐形成了。
然而民主的制度，可以废坠，民主的原则，则终无可灭之理。所以先秦诸子，持此议论的即很多。因后世儒术专行，儒家之书，故其说见于儒家之书中的亦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两汉之时，此义仍极为昌明，效忠一姓，汉代的儒家，实不视为天经地义。但此等高义，懂得的只有少数人，随着集权专制愈演愈烈，民主制度逐渐湮灭，而君臣之义，反日益昌盛了。
6、国与天下
王与君，在古代是有分别的，之前已经讲述。臣与民亦然，臣是受君豢养的人，效忠于其一身，及其子嗣，尽力保卫其家族、财产，以及荣誉、地位的。然，民则绝无效忠于君的义务。二者的区别，在古代本极明白，然至后世，却渐渐湮灭。无官职的平民，亦竟有效忠一姓的，如不仕新朝之类，在古人看来，真要莫名其妙了。然异族入侵另当别论，王朝更替，是国的更替，是君与臣的义务，但民族兴旺，是亡天下，所以全民族都有效忠的义务。
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云亡国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近百年来，四夷交侵，国家民族，都有绝续存亡的关系，可谓危机之极。但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分野，政治力量的界限，昔人是不甚明白的。眼看着时势危机，国事败坏，当然要把大部分的原因，都归到政治上去，当然要发动政治上的力量救济它，当然要考虑改变政体。于是从戊戌变法急转直下，而成为辛亥革命。而欧美的政治体制，自有其历史传统社会条件，中国则没有，于是再急转直下，成为现在的党治。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极高的理想，那便是孔子所谓大同，老子所谓郅治（大治），然则考虑到社会、历史、阶级等因素，这始终只是个理想罢了。

第45页 第四章 阶级

1、阶级
古代部族之间，互相争斗，胜者把败者作为俘虏，使之从事于劳役，是为奴隶。此时社会阶层大约包含三部分：征服部族的族长和有权力的人成为统治阶层，征服部族的大部分人民成为国民，被政府部落所有人成为奴隶也成野人。
一个国家初步形成，期初立国的根本，是靠国人的，即征服部落的人民，赋税与兵役都是他们来承担，而国人与野人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彼此之间也有极大的仇恨。
及到后世此仇恨慢慢消弭，原因有五：1、距离战争的年代远了，旧事被渐渐遗忘；2、国人移居与野，野人移居与国，居地既近，婚姻互通，彼此互相融合；3、随着经济发展，国人与野人的分工渐近，界限打破；4、选举的权利；5、兵役的义务逐渐推广。
征服部族与被征服部族间的区别一开始全是政治上的原因，职业上的区别主要则是经济上的原因了。古代职业的区别，为士农工商。但此职业上的区别，也随着经济发展、生产重新分配、人人逐利的天性渐渐打破。再加上统治阶级逐渐骄奢淫逸，自取灭亡，所以职业的流动性变大。
2、奴隶
奴隶的起源一开始全为征战后败灭一族的俘虏，后来国家兴起后，又有触犯法律贬谪的国人，但这都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事情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就是“以力相君”。所以在政治上占优势的人，在社会阶层中也是占优的。但到了中国古代王权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就大不一样了。《汉书.货殖列传》就有记录：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候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后来又说：自公候大夫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樯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
这段描述，最可以代表封建时代向王权资本主义时代的变迁。封建时代以武力掠夺的时代远去，靠剥削人民的王权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兴起，一开始这些制度是比较温和和先进的。社会内部可以进行流转，在中国贫民子弟亦有了向上攀登的台阶（科举制）。而这些制度的弊端是随着社会发展到后期才开始集中凸显并引发巨大矛盾的。
3、奴婢
因为资本的发展和集中，奴婢出现并逐渐增加。很早的时候，虽有奴婢，但并不是生产的主力。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只是在富豪贵族家庭中服务主人或从事简单消费品制造。而经济再发展，资本主义兴起后，土地集中私有，国民活不下去，必须依附与地主豪强，而另一些也因为贫穷而卖身。但这种奴婢的性质与奴隶或者罪人本质上是不同的，所有历朝历代对待他们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王朝鼓励，有的则依靠法令进行救济或释放。
而中国古代王权社会，也发生过大量的人口贩卖现象。很多朝代都出现过购买大量式微的少数民族做奴隶的，而这逐渐也成为了一种贸易。
4、门阀
汉末过后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阶级兴起与兴盛，门阀世族成为控制社会的中间力量，连王权都对其无可奈何。关于大世族的简单介绍，第二章我大概讲过一些，比如弘农杨氏、琅琊王氏、陈留谢氏等。
门阀制度的兴起在《唐书.柳冲传》里描述的很明白：七国以前，封建时代的贵族，在秦汉之时，仍然强家。因为汉高祖起于乡野徒步，用人不论家世，所以终两汉之世，他们在政治上不占有特别的优势，但在社会上，势力与影响还是较大。到魏晋以后，政治上的势力和社会上的势力合流，门阀世家制度就渐渐确定并发展强大了。当时扶植此阶层的制度就是九品中正制。
门阀世族制度一直留存到隋唐，唐朝时，太宗命高士廉修《氏族志》清河崔氏仍为第一，太宗陇西李氏仅第三。那时候，这些世族与其他姓氏在通婚、仪礼上有很大的界限。
直到科举制度逐渐兴盛，社会的整个阶层平衡全被打破。寒族的佼佼者大量进入政治管理层，久而久之形成新的大族和社会势力，而传统世族因为自身原因加之外部原因逐渐衰落，唐之后就基本消亡干净了。
5、外族
世界历史上不论何时何地何种国家，本族与异族的阶级界限从来都是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农业革命后，出现了私有的概念，因为分出了你我，你们和我们。
放到中国历史上看，我们就要感慨我们汉族自晋以后尚武精神与善战能力大大衰微了。中国自汉武帝逐匈奴于漠北后，民兵渐废。此时的兵役，大多是奴隶或者罪人充斥，也有异族之兵，东汉时期，杂用异族之风更盛。至五胡乱华时，遂习以为常。此时的汉族与异族之间，开始有了阶级。北齐神武帝善于调节汉人与鲜卑族矛盾，他对汉人说：鲜卑人是你们的雇工，给他一斛粟，一匹绢，就为你打仗，保你太平，你们干嘛要欺负别人呢。转过头来又对鲜卑人说：汉人是你们的奴隶，他们男耕女织，给你们粮食布匹，让你们生活无忧，你们干嘛要讨厌他们呢？
此时的异族与自女真以后的异族又一个根本的区别，这时的异族极其仰慕汉族文化，甚至不惜牺牲其民族性，自愿同化与汉族。比如北魏孝文帝的政策。但是自金以后，异族都极力保持自身民族性及文化，对汉族的敌视态度也愈演愈烈。所以对于汉族的压迫，是从金朝以后开始深刻起来。
元朝登峰造极，屠戮汉人情况很多，本来元太宗还想把汉人全部杀尽，拿他们的土地做牧场，多亏宰相耶律楚材劝阻。后来还是分了四类人：蒙古色目（诸色人等，包括蒙古与汉族以外的人）、汉人（灭金所得的北方汉族人）、南人（灭宋所得的南方汉族人），此四类人，权利非常不平等。（长官必用蒙古人，学校科举汉人南人基本没有机会），基于此种情况，汉人入奴籍的甚多（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
明代奴仆之数骤增，恐怕与此很有关系。清朝时，也曾圈地给旗民，而官职则满汉平分。但仍有蒙古、汉军、包衣（满洲人的奴才）、宗室、旗人之分，这些在刑罚、晋升当中大有不同。阶级之分，非常明显。
当然阶级之分与歧视，此书没有讲，主要在中国不太明显，这些主要体现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与美国很长时间的种族歧视制度。
6、结语
阶级之所以形成，根源有两种，一种是武力上的，一种是经济上的。人类大同的障碍并非种族而是民族。种族是体貌上的，民族则是文化上的差别。
阶级由此兴起，并依靠教育、文化、习惯、宗教等加以沿袭和稳固，虽无世袭之名，却有世袭之实。后期形成的贫富阶级和差距也在此，富者恒富，其子嗣成功的机会大，贫者恒贫，其子嗣成功的机会小，并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要想彻底打破它，并不是革命或者斗争就可以简单完成的。

第56页 财产

一、世运
孔子作《春秋》分了三等世运，分别为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先秦诸子，无不认为邃古之世有一个黄金时代，其后愈来愈恶劣。《礼记》也有大同与小康的记载。孔子认为大同是最古的最好的时代，小康就渐渐恶劣，再恶劣就是乱世了。孔子所谓升平无疑就是想把乱世逆袭到小康，再逆袭到太平。
二、原始社会
人是非劳动而不能生存的，而非联合，则其劳动将归于无效，所以荀子说人不群则不能胜（一声）物。所以原始时代，人是“只有合力以对物，断无因物而相争”的。原始时代的人是没有个人观念的。在这个时代一切物都是公有的。有些东西比如衣服及工具看上去是私有的，但其实也不是私有，因为这些东西不属于个人则无用，那么原始时代更遑论财产了，氏族时代男子的遗物传于男子，女子的则传于女子。
所以在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既毫无阻隔，如何不和亲康乐呢。人类经过原始共产时代、氏族共产时代，以入于家族集产时代，在氏族与家族时代，虽有彼此疆界之分，但所含的公共性质还有很多。孔子向往的大同大概就是这个时期。
三、远古农村社会轮廓
农业革命兴起后，私有制不可避免的产生，其后农村、乡镇、城市、国家接连出现。社会既然出现进一步分化，那么财产也应运而生。
首先产生改变的就是田地，农业社会后，国家按照家族之数将土地开始分配，井田制度兴（兴起西周前，西周得到完善发展，商鞅变法时瓦解）起。具体方式为：把一方里之地，分为九区，每区一百亩地，中间一区为公田，其余八区为私田。一方里住八家，一家有田一百亩。公田拿出二十亩为八家的庐舍，其余八十亩，由八家共同耕作。私田收入归私人，公田的收入归公家。这叫助法，若田不分公私，则每亩私田的收获酌情提若干归功，此谓彻法。
土地虽然分配了，但并不属于私人，所以有还受（还：种田人老了，受：达到种田的年级）换主易居（三年一换主，田地再分配）。
所种田地以外，大家另有一个聚居之所，成为邑，八家为以巷，中间有一所公共建筑，谓之“校室”。一邑合九方里的居民，一邑之中有两个老年人做领袖，谓之父老、里正。古代的建筑，街道两头都有门，谓之闾，闾的旁边有两件屋子，谓之塾。
春夏秋耕作的季节，两位老人领袖坐在两间塾中，监管催促乡民耕种，冬天，父老里正则在校室里教育小孩子。住在一巷的妇女们则在一间房里织布。
这大概就是古代农村社会的轮廓。
四、远古农村社会全貌
农田以外的土地称为 山泽。农田是按户口分配的，山泽则全是公有的，只要依据一定的规则，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这个社会工业是不存在，简单的器具，人人会造，较复杂的则有专司其职的人，但这个些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因为这些人是靠农民供养的，所以他知道的器具也无偿给大家使用。
在本部族之内，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共产，所以没有交易的产生。交易只存在于不同部族之间，但交换之物都无新奇之处，因为大家生产的东西其实都差不多。
在某些情形下，如果一部族实在缺少了什么必需的东西，可以无偿跟其他部族讨要，不用什么东西交换。若遇到天灾，一部族损失太大，则其他部族是要聚集起来自动进行填补帮扶的。若一部族中，有老弱残废鳏寡孤独之人，众人是要无条件养活他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讲信修睦”，所以这样看来，后世的物质确实是进步了，但社会组织应该是退步了才对。
另外在饮食上，有公食群饮的习惯，自己在家做饭吃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纵观大势，人类全部的历史，不外自塞而趋于通。人是非不断和自然斗争不能生存的。所联合的人越多，则其对自然的斗争力越强。所以文明的进步，无非就是人类联合范围的扩大。然而可悲的是，人类控制自然的力量进步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却退步了，于是，天灾虽澹，而人祸复兴。
五、财产与阶级
人类的联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无分彼此，通力合作（比如同一宗教下信众合作）一种是分出彼此的界限来，于是不同的国家诞生。如果分出界限和国家来，如果要享受别人的财产，只有通过交易与战争掠夺来进行。在古代，掠夺更为通行一些。
而农业社会的人民最容易被异族或者文明更低的部族掠夺，久而久之，出现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合为一个社会，自然就有了阶级了。
六、封建社会经济产生
时代再发展，朝代再兴替，经济的变迁也开始出现如下的样子：
1、人口增加，土地不足，于是大开阡陌，大肆开垦土地，这样子分地的标识没有了，自然可以随意侵占，国家因为收赋税并不加以阻止反有的还加以鼓励，这就是孟子说的“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土地兼并出现了。
2、山泽向来是公有的，先被有权力的封君封禁起来，后又归于私人之手。
3、器具及工业进步了，春秋晚期，铁制工具与耕牛开始普及。器具的发展，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和以个体经营为特色的小农阶层，有了成为社会基础的可能。井田制的“千耦其耕”、“十千维耦”的集体劳动形式过时了，而分散的、一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封建经济形式兴起了。 
另外，器具提升了，生产效率提高了，反过来促进器具制造的工业的发展，农民对工业生产水平的要求提高，手工业者逐渐增多，而盈利颇丰，也打破了之前的无偿使用概念。
4、商业出现并大大发展。生产效率提高，工业兴盛，商业自然催生出来。交换的频率与内容逐渐增多，商业出现大发展。而东西与东西，东西与劳力，劳力与劳力都开始出现大交换。
5、货币出现。大交换出现，促进货币出现，交易成为常态并逐渐代替了之前家族制度的分配和互助制度，而只要是交易就存在互相剥削的。所以董仲舒说：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这样一来，如果说原始社会是大同时代的话，远古农村社会就是小康社会，而进一步发展到君权封建社会就无疑是个乱世了。
七、财产的历史沿革
1、早在东周时期，社会上已有两种思潮：儒家主张平地权，即恢复井田制，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即大规模官营。汉代时，董仲舒代表的儒家让步到“限民名田”，桑弘羊代表的法家主张盐铁官卖和均输（官营商业）。但儒家政策由于权戚阻挠，未能实行，而法家政策只做到了为王室敛财的目的，改变社会经济的目的无从谈起。直到汉末，王莽新朝，才综合儒法两家主张，进行大改革。王莽的很多政策如天下之田均为王田（类似现在的国有），奴婢为私属，不得买卖，令商业部分全部国有等等，都是注定失败的。
但这个失败并不是王莽个人的失败，而是先秦以来主张社会改革者的集体失败。既然改革已经不可能，那么想把这个乱世逆袭为小康的思想也就从此告终。中国古代社会的改革运动从此陷入长期的停顿。
2、既然改革不能行，于是又出现另外一种思潮，即大乱之后，人口锐减，土地增多，进行改革。于是有了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这三种方法的要点是（1）、按年龄性别之分，以定受田的多少（2）、北魏均田令有露田和桑田之分，唐代叫分田和世业田。桑田和世业田可以传世，露田和分田则最终是还于官的。
纵观三法，立法之意，是不夺农民私有之田，无田者由官给，希望农民有田，平均地权。立意虽善，但实行起来，则也有诸多问题。比如私有制度下救济的事情总不是普遍的，移民的因素等等，所以租庸调法在开元时期就已破坏殆尽。德总建中元年，就改租庸调法为两税法，平均地权名存实亡。
而且随着历史发展，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
八、物价
1、物价的高低，从东汉以后，就无人控制和干涉。只是粮食太关切人民与国家利害，不可能放任。所以出现了安谷定价的理论，这时李悝提出的，他指出谷价甚贱伤农，甚贵伤民（农为生产者，民为消费者），于是他主张新谷登场时，国家统一购买一部分，青黄不接时卖出，以保持谷价平稳。
这个方法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后来改名为常平仓。然而后期，这种政策对于稳定谷价收效甚微，实行起来有名无实居多，所以渐渐没落。
2、隋文帝时创义仓，即国家设仓储存粮食，灾荒之年出来救济。宋朝又有广惠仓，即募人耕种没入或无人之田，收租给穷苦人民。这些都是带有救济性质。后王安石出青苗法，渐渐得以推广。
总之，古代社会的改革者为了土地与粮食这件事是做了很多改革的，但最终都不能持久，原因在于那个私有制的体制决定，任何改革方法最终都会趋于失败的。
九、总结
中国历史社会上的思想由于受儒家影响太深，所以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也就是我们近代更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原因。不过儒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认识远不如法家深刻，他们只主张平均地权却忽略了资本的作用。所以刚才说古代君权社会的改革最终都会失败的原因，在于这些改革者都是儒家知识分子，都认为天下之物是天下公有，当有一个代表正义的人，为之平均分配。这个正义之人自然就是君主皇帝了。但社会经济真是能平均就能改革的了的吗？
《人类简史》也有此观点，只是将理由讲的更加透彻。中国的君权社会，社会经济发展都是不高的，这也是后期虽有资本主义萌芽但最终未能开花结果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让其开花结果的土壤和文化、政治氛围。

第69页 官制

官制是政治制度中最繁复的一门，由于历代设官极多，每次换代又有变迁，所以很多官职多无力可循。然而官制毕竟是政治统治的纲领，国家与君主要达到其目的，必须有人实行，所以明一时所设之官，即能知其时所行之政。
一、中央官制变迁
我国由于历史朝代过多，动乱纷争太频繁，所以官制变动亦频繁。纵观中国古代王朝历史，官制变迁基本分为六期：1、周朝以前，列国的官制；2、秦朝统一设立部分官制的通行基础，汉朝加以修改确认；3、汉朝以后，中国进入漫长的动荡中（三国与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朝统一再次整合官制，直到唐朝加以修改成为一套有系统的制度；4、唐中叶动荡（安史之乱）后，又产生变迁，宋朝沿袭；5、元朝建立，作为少数民族政权自然有特别之处，明朝却沿袭，而清朝又再沿袭；6、清末页，因为政体改变，官制亦随之改变。
周朝及后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制度为典型的封建社会，君主封地于诸王侯，王侯在封地建国，世代沿袭。此时的官制已有成规，比如三公九卿之说，但此时这只是爵位，并没有规范其相应的职责。
秦朝一统，为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统治机构和官僚制度。皇帝一下设太尉、丞相、御史大夫三公，太尉掌管军权、丞相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御史掌管监察。九卿（实则不止九个）分管不同政务部门。在地方实行郡县制，郡设太守、郡尉、监御史，分管政务、军事、监察。郡县一下设乡、里组织，负责教化、征税、徭役和治安。上至中央下至郡县的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领取固定俸禄，不得世袭。
可以说秦朝的制度已经打破了之前的封建制，而成为中央皇帝集权地方官吏管理制。而此时正式出现内官与外官的区分。
到了汉代，刘邦建西汉后，大封诸侯王，又使得政治制度变成了中央集权加封建制混合的体制。而此时又出现一个新的官制叫尚书，尚书本来是替天子管文书的，就像尚衣和尚食一样，本来是个不入流的官职，结果汉光武帝后，实行督责之术，尚书成为为统治便利，逐渐有实权的官职。三国魏武帝曹操掌权，废除三公，魏文帝曹丕废除丞相，魏晋南北朝尚书权力更大，然又不如一个新的官职，中书。中书本是魏武帝做王时设立的秘书监，文帝篡位后改名中书，常参与核心机密谋划。而与此同时，又出现一个官职叫侍中，这个职位本来是侍奉皇帝的，此时也跃居权力中心层。
到了隋朝，中国再次一统，官制正式确认为三省六曹制，隋朝短命，唐朝建立后，在隋制基础上，正式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门下、尚书；中书主取旨，门下主封驳，尚书主执行。尚书令下设左右仆射各一个，相当于丞相，各管三部。而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设侍郎，诸司各设郎，六部制（之前六曹制）为后世分离全国政务之始，到今其实还在沿用（比如各部委）。
宋朝恢复宰相，只是改了个名字，叫同平章事，此相叫参知政事。由于唐朝中叶后，户部不能总管天下财赋，于是宋朝将户部分为度支、盐铁二使，叫做三司。兵权开始交与枢密院，称枢密使。指挥使（此官本是藩镇节度使手下的军官），遂成天子禁军，不过指挥使真正让人印象深刻，还是在明朝。
元朝的官制最具特色，很大原因它是外来少数民族政权。以中书省为相职，枢密使主兵谋，御史台司纠察。六部仍存，不过多设一个宣政院直属中央，以管理吐蕃。这个宣政院也就是后世清朝理藩院的前身了。
明朝开始及至清朝，中国王朝开始进入空前的中央集权。明朝在中央正式废除宰相（朱元璋时期胡惟庸案），由天子统率六部，六部主管正式称尚书，副手称侍郎。但后世皇帝因能力不及，必须找人辅助，遂大权逐渐落入殿阁学士（即内阁）或宦官太监之手。而明实亡于宦官和党争，这跟废除宰相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明朝还有个贡献就是翰林这个职位逐渐做大，本来翰林在唐朝只是对艺能之士（书画诗词舞剑下棋等）的称呼，其实本不入流。宋代开始逐渐将文学之士称呼翰林，声望开始上升，及至明朝更加夸张，非进士不能入翰林，非翰林不能入内阁，而六部长官也大多从翰林中挑选了。
清朝政治制度基本沿袭明朝，只是清世宗时设军机处，行宰相职权。
二、地方官制变迁
秦朝的地方为郡县，官制为太守、尉、监察。汉朝地方官叫刺史，后来又改为州牧，东汉末期及，各州牧手握军政大权，出现地方强中央弱的情况，三国动乱由此而来。魏晋南北朝纷争更大，地方官制更加纷乱。及至北周，称地方长官为总管，但此时的总管一般都一人而督数州甚至数十州（州的疆域也变动极大，汉朝只有十三州，魏晋时期竟有一百多个）。隋朝统一隋文帝杨坚鉴于此情况，并州郡为一级，罢郡，以州统县，职同郡守。隋炀帝又将州改为郡，不过官制未变，此次改革，大大节省官吏成本，统治更加有效。唐初因为征战原因，在地方又设总管，后改为大都督、都督，统一后取消，分天下为若干道，设监察等官。
唐中期经安史之乱以后，大封节度使，再次出现东汉末年的情形，即地方实力强于中央，这就是导致唐朝最终灭亡的藩镇制度。
宋朝为了吸取唐朝灭于藩镇的教训，对地方进行了大幅度的分权，在地方长官知州的身旁设通判（辅佐知州或知府处理政务，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州府公事，须通判连署方能生效，并有监察官吏之权）。而地方重要的职位全部特设官职，比如转运使（总一路的财赋）、发运使（漕地方粟米）等等。宋真宗时，为了审判司法诉讼等，专门在各州设立一司，名叫提刑（提点刑狱之意）。
元代最大的政治制度贡献还是在地方的行省制度。设行中书省十，行御史台二，以统辖各路府州县。
明朝废行省，于州府之上，设布政、按察两司，分理民政及刑事，但区域仍是元朝行省的规范。清代各地设总督巡抚，但此时地方的官制已经愈加复杂，督抚以下有司、道、府、县，总共五级，级别权限以此递减，这造成地方施政极大的困难，成为一大积弊。
三、综述
首先，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体制断不可叫做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是我们向西方特别是欧洲学来的，欧洲整个历史是确可以叫做封建的，但中国除了周朝以外，其实是基本没有封建制了的，西汉混杂一些，但只是昙花一现，在封建制确立不久，汉景帝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果断削藩，并镇压了随之爆发的七国之乱。隋朝统一后及至唐朝，为了选官，正式施行科举制，这在全世界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自此，平民百姓苦寒之士都有了参政的机会和向上的阶梯，从此以后大部分官员都通过考试这个形式进行选拔，保证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新陈代谢。而皇帝的权力在明清之前并不见得有多么的大，最终的政令决策还是核心权力层的人共同做出的。所以综上所论，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制度应该叫做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各司其职的中央集权制。
其次，古代的官吏并不是一个词，官是官员，是重要任命的，是科举选出来的，而吏则是地方官员招募的。一开始吏是定期服役的，后来人民为了简单，开始让能者长期居此职，并进行供养，由此形成固定的吏。
最后，地方的官制自古就是愈简化效率愈高的，分级太过官制越多，互相掣肘推诿的情况就越多，积弊也就越深，这是直到现在都引人深思的。

第80页 选举

上一章节将官制，那么国家要用官必须涉及到做官的人，如何选人，如何安排，如何考核，就涉及到选举的问题。所以此章选举并非是君主的选择而是官员之选举。
有历史学者曾将处于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与西汉帝国做过对比，讲到，凡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西汉都是有的。但只有一个西汉有而罗马没有，那便是官员选举制度。
选举制度在三代以前是与世袭并行的，那时的选举只是限于士一下，大夫以上是世官。
中国国代选官制度演化
夏商西周为世袭制世卿世禄制，即亲贵合一世代相传
春秋战国秦为封爵封军功制，即诸侯养士，邀请客卿，鼓励军功
西汉东汉为察举制，即由地方官查访当地人才举荐做官
魏晋南北朝为九品中正制，即由品第士人按照品级划分做官，造成后果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隋唐至清光绪为科举制，即国家采用分科考试以成绩优胜劣汰。
专述科举制
科举制正式形成于隋炀帝大业四年（607年），亡于清光绪31年（1905年），持续近1300年。
科举制度在唐代获得长足发展，但形式制度是在宋朝正式加以改革确立。北宋两次变法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都对科举制进行改革。
近代科举制度成于明朝朱元璋时期。首先确立考试内容为四书五经，即代圣人立言，其次确立文体需逐段对称，即八股。
但如果详细研究科举制会发现，弊端其实非常明显，第一、既然科举主要靠选官，那么官员所需要的关键条件是才能技能，而科举考试主要靠文学策论，所以官员技能基本无从考察。第二、官员的德行，也是在考试之中不能表露出来的；第三，从明代以后为什么吏治每每腐败，与朝廷与大多数人才失之交臂有很大关系，这是考试内容和形式遭到了严重的桎梏，考生只需要学圣人言即可，并不能发挥自身的见识，所以选举之人大多迂腐。

第104页 兵制

中国的兵制，约分为八期
1、远古，有征服之族与被征服之族的区别，为部分民兵制；2、后来战争剧烈了，为全体皆兵制，例如战国秦；3、天下统一了，兵力过剩，偶尔用兵为体恤民力多用罪人及降服的异族。在此时代，乱世时起，地方擅权，中央不能制，遂发生所谓州郡之兵；例如三国及五胡乱华4、南北朝末及至北周隋唐因经济原因遂兵民一体，称为府兵；5、承平之世，兵力是不能不腐败的。府兵制因此大坏，又因边境多事，遂有藩镇之兵；6、宋承唐、五代，竭力集权，中央遂有强大常备军，谓之募兵；7、元一异族入主中原，军事上自然另外一番设置，明东施效颦，淤滞而败；8、清亦以外族入主，不久兵力即腐败，虽中叶曾振兴，然时局大变，未能革新。
说远古及周朝为寓兵于农，兵农合一，井田既废，兵农始分是一个误解。寓兵于农乃寓农器为兵器。春秋时，各国用兵最多不过数万，至战国却坑降斩级，动辄数万计，因战国时期兵力骤增，兵制已是全民皆兵了。秦汉统一后，全国皆兵之制，便开始破坏。所以渐渐有谪发之制。此时人民虽习惯战争但路途遥远旷日之久则生业尽废，在经济上无法负担。精神上，小国寡民时期国与民的利害较为一致，后期扩大乃至统一则相距愈来愈远，因为此两种原因，秦汉才有谪发之事。所以政治上，一时的利害有时与永久的利害是相反的，如何调剂二者关系，则看政治家的眼光和手腕了。
民兵制度的破坏，形式上始于光武帝之时，而外强中弱之机，亦于此时开始。但纵然如此，合中国之力，足可以制五胡的诸多跳梁。所以，后期五胡乱华的原因全在于中国的分裂，分裂之世，势必军人专权，初，虽有权谋，年代久了，必骄奢淫逸，随之而来必是政治紊乱，军纪腐败，有外力压迫即如山崩川溃，不可复止。西晋初年，君臣的苟安奢侈正式军法擅权的结果。所以自刘石祸乱以来，至于南北朝末期北方的兵权始终在异族手里，异族用兵是不甚用汉人的，除非用兵巨大，比如石虎伐燕，苻秦寇晋，这是汉族迟迟难以恢复的原因。然则南方为何屡屡北伐不成呢，根源仍是南方仍有军人专横，中央权力不能统一。试看东晋东渡以后，荆扬二州的相持，宋齐梁陈中央与地方的争斗便可知道。
北强南弱之势是东晋后养成的、三国以前的军事形势是北方以持重胜，南方以彪悍胜。论个体军人素质，南优于北，然论社会文明程度，北是优于南的，军事上的胜败原因，实在于此。后世以人民风气的强弱判定实则错误。东晋以后，文明重心南移，训卒厉兵本可短期恢复全国。但因士大夫颓衰不振，军阀拥兵相猜，这实在是伴着文明南移，汉末余毒随着而来。试想，若东吴君臣移而置之东晋，究竟北方能否恢复？东晋经过长时间腐化与中央地方争斗，北强南弱之大势遂成。而北方因长时间战斗而造成以武力为重心。周齐隋唐四代之祖皆出武川，可见自南北朝末期至唐初，武力的重心，未曾有变。
五胡乱华虽成过去，然则在军事上，重用异族的风气还是存留了下来。试看唐朝用番兵番将之多，便可明白。多数人常以汉唐并称，然则唐朝武功成就自较汉朝为大，乃世运为之。若论军事上的实力，唐何能与汉比。汉对外征伐十之八九为本国兵，唐则是以夷制夷。此风气通观全局，养成异族彪悍而汉族衰颓，就是宋朝的始终不振与此也有关。因为久已柔靡的风气不可能短时间训练为强悍。
府兵制自高武时期名存实亡及至玄宗正式废止。唐初时，边境之兵，大的称军，小的称城镇守捉，统属的曰道，道有大总管后改称大都督，都是带使持节的，称之为节度使。而此时东北至西北边兵之尤强，天下遂成偏重之势，以致酿成安史之乱。乱后，藩镇满地，不遵政命，至黄巢之后遂溃决不可收拾。然对比藩镇，真正把持中央使之不能振的，还有禁军。宦官之祸，是历代都有的，宦官佣兵为患的却只有唐朝。
藩镇堰塞于外，禁军把持于内，唐朝的政局不可收拾，遂分裂为五代十国。而藩镇是常军队自行废立的，所谓地擅于将，将擅于兵。而赵匡胤黄袍加身，实则不过是唐时军队拥立节度使的故事而已。
鉴于此，宋朝从太祖起就力求削弱藩镇，加强中央之兵，是为募兵制而导致冗兵的结果。宋朝中央之兵过多，从太祖初期不满二十万到仁总西夏战事起已有一百二十五万。又奉行所谓禁军更番前往，谓之番戍。此制的弊端太多，导致宋以唐唐兵力竟不能作战，屡被辽夏所欺。而对外之策，重在防患未然。必须入汉设度辽将军、西域都护，唐设都护府一般，对于外地守在四夷，是为上策。经营自己的边境已落入第二义了。后王安石启动变法，大力裁撤冗兵，勇气值得称道，对比民生之绩算是一抹亮色。
裁募兵，行民兵是宋朝兵制一变。但募兵衰落后，民兵制也不如意，如种师道在历来多兵之地的陕西仅得一万五，以兵多的背诵结果却是如此，可谓奇谈。
北族在历史上，从来是个侵略民族。这是地理条件决定的，此必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土地贫瘠，则必向沃土侵略，而是自身地形必平坦，利于集合，所谓曰地瘠而平。所以纵观古代，蒙古高原与辽吉异族入侵最多。辽金元请皆是如此。
辽和中国关系最浅。辽的建国，系合部族及州县而成。部族是它的本族与征服的北方游牧民族，州县则取自中国之地，其兵力亦是以本部族为基本的。部族的离合及其所居之地，都是由政府指定，不能自由，遂有一支常备军，也有各种私甲，亦可向外借兵，但组织却不坚固。所以天祚失道，金兵一临，便土崩瓦解。金朝的情形跟辽又异。契丹畜牧极盛，人民并不贫穷，而女真则是非常穷困，具有很强的侵略动机。女真各部族皆兵，组织上称猛安谋克，即千夫长百夫长。金朝的兵初期战斗力很强，迁入中原后，腐化亦速。后金朝皇帝又为私信不断将兵权收回本族，覆亡也就加速了。
元朝的兵制，也是以压制为主的。本部族称为蒙古军，子孙世代为兵，军官也一概世袭，所以元朝的军官是一个特殊阶级。元朝以异族人入主中国，此等猜疑防范之法，尚可理解。但明朝以本族人做本族本国皇帝也暗袭此法，则很让人不解。军官世袭，后来必腐败，无可挽救。究其原因，战争是社会的变态而非常态。所以从历史上看，从没有一支军队真正强盛几十年。
女真崛起，以八旗制编制其民。入主后，以八旗兵驻防各地，和金朝移猛安谋克，元朝镇戍之制用意相同。清朝汉兵，谓之绿营。然则也跟金元相同，入主后军队迅速腐败，所以太平军一起，就势如破竹了。总而言之，文明落后的民族遭遇文明发达的民族是无法避免被同化的，像金元清这种用尽心机，而仍不免灭亡的，还不如像北魏孝文帝一般，自动同化中国的好。

强秦与两汉

秦王嬴政尽灭六国是公元前221年的事，自此至公元189年，董卓行废立，东方州郡起兵讨伐，海内扰乱分裂，共四百年，称为中国的盛世。
既然已经统一，所需紧急做的是两件事情：一是对内建立一个久安长治的规模，二是对外把力所能及的地方都收入中国版图之内，其未能的，则确立起一条防线来。
始皇帝嬴政所做的，正顺着这两个趋势。
嬴政，向来都说他是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其实这是冤枉的。比如焚书，是出于统一人民心思的必要，这在《韩非子》中是早就提到过的，只是嬴政执行了。而看他的种种措施，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这都是他按照法家所制定的政策实行的。但现实是，虽有伟大的理想但操作起来却过于激进。北筑长城，南收两越，除了征战外还要发兵驻守，还要牵扯到粮饷供给，人民压力剧增。他又沿袭战国的旧习惯，虐民以自奉。造阿旁宫，在骊山起坟茔，到处巡游，皆是如此。
虽然秦把六国统一了，顺应了大势所趋，但整合一个全新的统一帝国则是需要时间、耐心和循序渐进的，人民的思想也落后于这个大势，六国旧属也时刻蠢蠢欲动。一有机会，百姓困于无告，肯定要乘机而起了。
始皇帝在前210年东巡时死于沙丘，他的儿子胡亥继位。本来他的大儿子扶苏在之前已经谪罚到上郡去了，如此行事，是始皇帝确定不会立他的意思，把这个罪责推到胡亥赵高身上是不合适的。但胡亥赵高为了维护权力杀掉了李斯，则是即位不智的，李斯一死，秦朝的政府瞬间失去重心，再也不能钳制天下了。
明年，陈胜吴广起义，六国之后，乘机并起。秦朝政治虽乱，但兵力尚强，诸侯之兵，多是乌合之众，所以秦将章邯倒也所向无敌。后来原楚国的项梁起兵于吴，开始连战皆胜最后也被章邯所袭杀。所以北方的军队以节制胜，南方的军队以剽悍胜，这一态势在东晋以后才转变。
既称秦之灭六国为无道，斥为虎狼，灭秦之后，自然无一人专据称尊之理，自然又要变为封建分封。分封后势力最大的，自然就是项籍和刘邦。
楚汉结束后，刘邦得了天下，天下又已趋于统一了。然而当时的人，怕不是这样的看法，甚至刘邦也未必就看清了。当年楚汉相持时，就有人劝韩信以三分天下之计，后来刘邦攻击项羽时，也是提前与韩信彭越约好分封才确定的。楚既灭，刘邦作为联军首领自然就要享受一个较众为尊的称号，也成为皇帝了。刘邦分封了诸王后，便选择了关中，这其实就是想做列国中最强的一个罢了。但事势所趋，不过数年，西汉几个诸侯国都反而败了，就连刘邦生平第一个亲信人，与他同年同月的卢绾也亡入匈奴了。天下至此，才真正是刘氏的天下了。其成功之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
再到后来景帝，采用晁错的主张，用周亚夫平定了八国之乱。到武帝时，用主父偃计，采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才彻底解决了诸侯问题。
西汉对外的问题，从秦灭汉兴到景帝死，久被搁置，原因当然是西汉内部突出的各种急迫问题，吕后专政，异姓王，功臣，同姓王等。刘彻即位后，海内已全无反侧，需要重新谋一个久安长治之策了，这个问题的核心有两个一个是生计，一个就是教化。那最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就是平均地权和以礼仁为核心的儒家。而这些，也正是儒家所擅长的。汉武帝，后世都称他是崇儒的人，其实特并不是震动的儒家之道的。至于法家，他还用到了一个桑弘羊，行了些盐铁、均输的政策，但这并非专为筹款的。筹了一些款，除了对外的武功，其余可以说是全部浪费，山东是当时剥削的重心，以致末年民愁盗起，几至酿成大乱。
对外上，刘彻开始大举进攻匈奴，造就一批诸如卫青、霍去病的大将，以及像李广之类的颇为人叹息的人物。但实际上，汉武帝的用兵是即位不得法的，卫青霍去病带兵纪律既不严明，对于军需，又不爱惜，以致士卒死伤很多，物质也极为浪费，可谓用人不守成法。只因中国和匈奴，国力相差悬绝，所以最终胜利，然则国力的胜利并非战略的胜利。再后来，为了对匈奴形成大的围困圈，汉武帝还让给张骞出使西域，当时看是没有益处的，但却造就了一条丝绸之路。东北部，汉初燕人卫满因卢绾败死出走朝鲜，后自王朝鲜，也被汉武帝所灭，设置了四个郡。西南部也收复了两越，确立了对西南部的疆域。今青海附近的羌人势力也被打平，开辟了青海的东境。
汉武帝死后，汉朝是经历了一次政变的，原因就是巫蛊之祸。最后立了刘弗陵，并让霍光、上官桀、桑弘羊、金日磾共同辅政。但实际上，是没有这回事的，看后续的话，最终上官桀、桑弘羊都被杀，霍光独掌大权，直到宣帝时，才正式夺过了霍氏的权力，后元帝时，西域副督护陈汤袭杀匈奴郅支，汉朝国威达到顶峰。
然而在这个阶段，汉朝政治败坏的根源也出现了，那就是霍光执政时，宰相之权移于尚书。后宣帝虽诛灭霍氏但对此却未能矫正，宦官者相继在内用事。
朝无重臣，遂至嬖倖得干于相位，外戚得移朝祚，西汉的灭亡，相权的丧失，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其事不但关涉汉朝，历代的政治，实都受其影响。
元帝后是成帝，这是个荒淫无度的人，赵飞燕赵合德的一些故事就是此时。而且成帝又优柔寡断，权力遂入外戚王家之手，朝政愈来愈乱。成帝后是哀帝在位六年死，把握权力的王莽出来迎立了平帝，不久就摄政，西汉亡，此时已是公元9年了。
西东汉之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变。西汉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还是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的。后世的政治家，封为金科玉律的思想，所谓：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是这个时候的人所没有的。此时的他们对于社会觉得还是可以用人力控制的，一切不合理的事情都该用人去改变，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出来负这个责任的，自然是贤明的君主和政治家。
然而这个想法在王莽的新朝昙花一现后，就彻底的变了。
且不说王莽篡汉的是非，单看他的改革是很有前瞻性的，比如改天下田为王田，就是宣布土地收归国有，公平分配。大事业收归官营。平衡物价，使消费者和生产者，交换者都不吃亏。收有职业人的税，以供要生利而武资本的人以及资金周转不灵的人借贷。这些做法，综合了儒家和法家，兼顾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但由于执行不明，当时的人无法接受这彻底的改革，便告失败了，加上对外用兵，最终内乱蔓延。
绿林、赤眉起义蔓延，最终宗室刘秀荆州起兵花了几近二十年时间彻底平定了天下。这个时间，四倍于秦末之乱，破坏程度更巨。
光武帝平定天下后，自然只好暂顾眼前，说不上有什么远大计划了。而王莽改革失败后，政治家的眼光亦为之一变。根本之计，已无人谈起。社会渐被视为不可以以人力控制之物，只能听其迁流所至。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遂被视为金科玉律。
东汉自公元25年刘秀继位，到189董卓行废立，共175年，国祚与西汉基本相等，然则国力，则去西汉甚远。虽然两汉四百年同称中国盛世，实际上东汉已渐露中衰。刘秀是个实际的政治家，所以一直推行休养生息，所谓严以察吏，宽以驭民。后面的两个君主，明帝章帝基本也守其遗法，对外上，匈奴分了南北，窦宪又出兵击破，北匈奴彻底远遁，不能为中国之患了。而此时又出了个班超在明帝时，单枪匹马平定了西域。这五十几年，可谓东汉治平之世。
东汉的乱源，有很多个，最重要的就是外戚和宦官。而宦官的得势，又是士大夫所不齿，激起党锢之祸。乱源本就潜伏且无法调和，如果有了一个爆发的机会，遂成不可收拾之局。
大伤东汉元气的还有羌乱。羌人从青海侵入内地，安帝时酿成大规模叛乱，此时政治腐败，只能将郡县内迁。派兵围剿，历时十多年，用费甚巨，才勉强结束。顺帝又乱，桓帝又大加屠戮才算镇定下来。然而西北一方，凋敝已甚，将帅又渐形骄横，隐伏着一个很大的乱源。而羌人之乱，可以说是为后期五胡乱华导其先路了。
而也在东汉，上下流社会的宗教也泾渭分明了，上流儒家成为显学，形成了狂热后就被理智的不受控制的玄学打倒。而民间，则各种迷信逐渐融合，形成后世的道教。主要是张角的太平道和张修的五斗米道。道教一直到北魏才全然和政府妥协。而此时，张角在184年起事，声势浩大，黄巾军的规模不可遏制。东汉无奈，改刺史为州牧，将两级制改为三级制，一些手握兵权的郡守野心家们登上舞台。
分裂之势渐次形成，只静等一个机会爆发了。

魏晋南北五胡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