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terlitz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2)

钱穆有个观点：

他的直接例证，就是汉代兵制中男丁二十三岁才开始服兵役这一点。因为二十始算成丁，受田创立家业。按“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的算法，到二十三岁时才开始有余力为国服役。他说，这一制度只可能是了解民间疾苦的人才能制定出来的，“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考虑，实在是一种道德的决定。”

而本章总结汉制得失时，已能看到不少情况，出于道德所做的决策，每每适得其反。为什么会这样？

按照钱穆归纳的汉朝官僚选拔制度：太学（意识形态教育）——考试决定进宫服侍或回乡担任补吏（行政实习）——（乡吏通过举孝廉再选入宫担任侍卫）——由政府分配进入仕途

在这个过程里，预备官僚应该少有机会直面现实世界的冲突，反而多是对“立场感”的反复强化，外在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揣摩和执着。在人的价值观逐渐成熟的关键时期，它要求年轻人以皇宫的生活为追求目标和现实模板。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更像是一种“理想教育”。

实在很难不与罗马元老院的人才培养体系做一对比：军旅历练——财务工作——宗教事务——法务工作——步入政界

撇开所有的观念差异不谈，这一履历本身就强调：在成长的初期就对现实冲突进行观察与思考。

自汉武帝起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董仲舒出于道德动机提出的限田政策，为什么成功不了？西汉本身的田赋并不高（仅十五税一乃至三十税一），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土地兼并现象呢？因为存在很重的人头税，迫使小农卖地，甚至卖身为奴（转而由主人加倍支付）；另一方面，土地庄园化、农民佃农化客观上更促进农业发展，更有利可图。这里面似乎应该存在分类治理调节的空间——因为管理少数大地主，实际上比管理大量自耕农效率更高。但实际情形，是没有理清现实利益的脉络，就试图用权力贯彻道德，一刀切地扭转人的天性（王莽是最后极端举措的例子，跟罗马的格拉古兄弟也差不多）。这其中既有政治实践中的惰性与惯性一面，也要归结于施政者先天性的思想空白：因为它先验地拒绝承认冲突的正当性。

回到钱穆的那个观点，我初步认为，正是过早地进入政治实践领域，让知识分子囿于高尚纯净的“理想”（包括对一个明君的想象），缺少了在了解现实的经验基础上，对制度设计层面进行政治理论探索的能力。理想越高远，心情越迫切；理性越缺乏，越迷信权力的作用，从而道德理想往往成了权力心态的一种自证手段。

为验证这个猜想，有待研究一个细节：人头税（包括儿童和奴隶）。

田赋用于政府开支，兵役用于守土卫国，徭役用于建设公共设施，这些可以说都合乎常理、名正言顺。但人头税，它在中国历史上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在汉朝的意识形态里，按照儒家的理论，究竟哪一点可以论证这个税种的正当性？有没有人质疑过这个税种的合理性？

钱穆先生的文化自信，着实令人钦佩，虽然有些话在这些日子看来容易令人恼火，但毕竟不是强词夺理。

唐杜佑的《通典》，首论财政与经济（“食货”），其次论人才的选拔（“选举”），第三论政府的职权分配（“职官”），这一对国家的认识，颇具现代性。

但问题是，自汉到唐，无论选贤举能，还是科举考试，都把商人和工匠排除在外。因为工商人“专为私家谋利”，而担任公职者则须“专心为公家服务”。这么理想主义的设定，就算时人又如何自洽？若在思想上不承认人之私欲的正当性，现实中就只能把它遮掩于公利之下。对圣贤的尊崇，究竟是出于真信仰，还是隐藏着某种文化深层的虚伪性？——这里暂保留钱穆先生的前提假设：一项制度，绝无可能仅由一二人之私意便能实现。公私之争，到今天仍然如出一辙，身处现代思维，实在无法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个问题。

再想今天的考试制度，又是完全偏向逐利的工、商领域，以虚渺的集体意识代替个体的道德理想，也难怪假公济私如此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