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佩斯的故事》试读：第一章 多瑙河畔血色的蔷薇花

我们追求自由和正义的斗争闪耀着荣光。 匈牙利革命啊，永远在我们前面闪射出耀眼的 光芒！ ——科兹托尼·佩特尔《基里安兵营日记》 一触摸你，我们的指端就会涌出血来。你就是朦胧的、贫困的匈牙利！你还活着？我们还保持着活力？ ——阿迪·安德烈《匈牙利雅各宾党党歌》 布达佩斯的弹痕 1980年9月11日下午两点，我伫立在美丽的斜拉索桥（Széchenyi Lanchid）边上，身后是国立科学院的大门，面对着罗塞凡尔特（Roosevelt）广场——一个中等规模的广场。也是在这个广场对面，矗立着一幢叫做“葛兰夏姆广场（Gresham Palace）“的大楼，是旧时英国葛兰夏姆保险公司建造的。这是一幢上充满巴洛克风格，又带有世纪交替时代新艺术（Art Nouveau）运动具有的那种过度装饰的特点的建筑物。这幢建筑物正面对着斜拉索桥的出口，大门边的石壁上，依然残留着尚未修复的弹痕。若仔细看一下，您会发现这些弹痕犹如岁月流逝中的自然缺损，却又能分辨出比较陈旧和历史相对短暂不同的两种弹痕。陈旧的弹痕出自1918年革命，而比较新的弹痕是1956年革命时巷战留下的纪念。 大约在一个月前，探究这部分精致的金属工艺品明显受到现代艺术影响的原因、特别是探究匈牙利风格的建筑物及其与至今没有修复的弹痕形成对比之原因，对我来说有很大的魅力。我为此拿着照相机在这一建筑物前转来转去时，两位匈牙利出身的加拿大人与我攀谈起来。更早一些时候，拿着照相机挤入观光人群的我，已经注意到这两位面善的老人——他们尽量避免挤到他人，还坚持留在这拥挤的人流中，显然他们对身边的人们感兴趣。从入口进去5米左右，有一扇配有精致的用金属雕塑成匈牙利国鸟孔雀的大门，为了看到楼里暗处精湛的细节，我拿着照相机——犹如拿着一把枪正想“冲进去”当口，那位50岁左右的老绅士问我：“我也感到这座建筑很有趣，您为何也对它很感兴趣？” “那是因为它的风格和式样与那墙上的弹痕形成一种对比。”我答道。 可能他对我的举动比对这座建筑更感兴趣，听我说到弹痕，他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把话题扯开，说些别的，然后与我一起登上了观光巴士。他告诉我，曾好几次来到父母的祖国匈牙利。但是这次夫妻俩坐观光巴士旅行能去各个名胜之处，一定比先前自己一个人到处乱转更开心。他们夫妻俩这次是由他的母亲——一个完全具有典型的马扎尔人长相的母亲带领来到匈牙利的。“匈牙利人还应该多保护一些建筑物，可是……”，他一边说一边眼睛转向墙上的弹痕，其实，他想说的那些事情，也是我以后关心的事情。 喜欢布达佩斯的外国人都赞不绝口：“漂亮！好漂亮的城市！”实际上这个城市的建筑看上去很陈旧，墙上涂料都脱落得斑斑驳驳驳。但是，当然因为马路很干净，所以给人的印象说得上整洁、漂亮。一走进大街背后的小巷，还能见到支撑着那些似乎摇摇欲坠一个世纪前的老房子及住在里面的居民。这不仅显示了这些老房子没有来得及修缮，也表明了新的建设的姗姗来迟。其实，布达佩斯人也很在意这种情形，人们一问起这事情，他们就显出一种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表情。他们很清楚布达佩斯建筑物的价值，在导游时会做详细的解说，甚至还相当详细介绍美术著作中涉及建筑的内容。 说实话，布达佩斯建筑之所以没能修缮一新显示出的苍老和疲惫，是因为经济拮据的原因。当然在城市的各处马路上，也能看到一些脚手架——正在大修，但是从整体来看，只能说终究还是绝少数。 无论是1918年的“菊花革命”留下的弹痕，还是1956年事件留下的弹痕，都还没有完全填补、涂刷一新，犹如纪念物“保留”在那里，有的弹壳还镶嵌在墙上的水泥里，很多建筑物斑驳是“保留”在那里的弹痕，而不是建筑物上的自然剥落的斑痕。如果用水泥来填补的话，可以马上消除这些弹痕，没有消除这些弹痕，其实是人们故意不去填补，所以，“保留”这些弹痕也是一种人为的“选择”。也许这位来自加拿大的朋友也想说这样的话。 攀谈中我与这对加拿大夫妇及其母亲很快相互熟悉起来，一起上了观光巴士。巴士上的导游是一位中年妇女，是一位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少见的热心工作的女性，不断熟练地交替用英语和德语进行解说，有时最终还把英语和德语混杂起来解说，让游客反而感到困惑而苦笑。 当巴士经过多瑙河上那座美丽的斜拉索桥，驶近建立在布达的高地上的王宫时，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看到王宫的外墙，我小声叫了起来：“多厉害的弹痕！”——其实那是一片特意用凹凸不平石片装饰的墙面。 在一个月前，9月11日那时候，我的眼睛还没有熟悉布达佩斯这座城市，也没有看惯这里的弹痕。虽然城里留下了无数的弹痕，当然，很多时候，人们稍不在意，不会注意到这些弹痕，或者会把它们误为自然剥落。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误会，除了我前面已经提到的，即自然剥落那部分，颜色也自然风化，所以弹痕与其他部分相比并不分明；此外另一个原因是具有各种屈辱感的布达佩斯市民都不会轻易明确告诉我，或用表情向我暗示：“这是1956年市民们与苏军巷战交火留下的弹痕。” 屈辱的布达佩斯市民 实际上现在还有30万左右苏军驻扎在匈牙利。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去世时，曾有相当紧张的战备行动，使得不少关心国际局势的人们紧张起来，因为苏军的坦克向着匈南边境开去。这个苏联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匈牙利的“朋友”。1956年10月爆发的匈牙利革命，因为民众与这个“朋友”展开了巷战，所以现在对下一代的孩子们的教育中，都把这场革命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即使开放巷战战场，诱导外国游客参观；或者相反，即使完全把那些弹痕完全填补涂抹掉，也难以抹去布达佩斯市民那种屈辱的感情。可是，在匈牙利国内几乎完全看不到苏军的士兵，有人说有30万，也有人说有50万驻匈苏军。他们大致驻扎在发电厂那样的“据点”里。 因为苏联人的无孔不入的干涉、不信任的态度，匈牙利人都直率地说，依然对他们没有好感。相反，在布达佩斯每个街道都会不期而遇黑市收购美元的男子，如果把收购美元的黑市看作“社会主义”匈牙利的耻辱或创伤，那不过是一种缺乏深究、过分简单的看法。 最近在某个报纸上看到有个记者写的在整个布达佩斯市内不太能看到热爱匈牙利的市民的报道。这样的报道一点也没有可信之处，完全是谎言。这是无意识地参照某种标准——即匈牙利是个“清廉的、美丽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评价的匈牙利国民的，即使参照这种标准来评价的话，那就犯了错误，是双重的、甚至三重的错上加错。因为记者注意的是无数的活跃在街头的黑市买卖，但是，这完全不是问题（爱国与否的问题——译者）的本质，问题的本质在其它地方。 先前我误把特意用凹凸不平石片装饰的墙面看作弹痕小声叫了起来，让离开匈牙利流亡加拿大的旅游者们感到失望而皱眉。然而，也是因为我说了这句说错了的“俏皮话”，引发了我与他们稍微深入谈论了一些与革命事件相关的历史过程、民族问题等话题，这些话题一下子就使得巴士上那位导游老阿姨的表面的介绍显得肤浅乏味，让人有点扫兴。在这样谈话的流程中，完全不允许把这些问题作为“俏皮话”的谈资，当时我并不是作为“俏皮话”说出来的。我是把欧洲建筑上司空见惯的用石头装饰成自然风化的凹凸误看作是弹痕而不由自主发出了感叹，虽然那凹凸也做得稍微精细了一点，但不至于被误认为弹痕。所以“俏皮话”就变得让人感到是我故意“制作”出来的恶作剧的“俏皮话”，效果很不好。打个比方，就如看到路途有一只猫伸开四肢朝天躺着，指着这只猫对人说“你家的老爷子战死时也是这个模样。”听者必然恼火，还要发出苦笑。岂止苦笑，也可以说难过得要死的“死笑”。笑，实际是人活着拼命表达自己的存在一种掩饰外表的演技。人并不都是因为快乐才笑的，也有笑呀、笑呀，笑到最后流出眼泪，有时也是不由自主地爆发出来的疯狂——狂笑。 当然，我的“俏皮话”的后果并没有那么严重，可也是大失态、犯了大过错。赶紧寻找出错的理由，一慌张，我的英语结结巴巴起来。那位加拿大人原先默契地与我约定一起吃晚饭的，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没有践约。为何会有这个结果，我想，可能是我自我解嘲多说了一句：“我生来擅长黑色幽默。”这句话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让人对我敬而远之。“黑色幽默”确实也是我的品性“特征”之一。当年搞学生运动举行示威游行，被防暴警察包围得严严实实时，处于难以保证身体毫发无损回家的危机之中，我还是要脱口而出说我的“黑色幽默”的俏皮话：“保护好自己的脸和‘小弟弟’，否则不能结婚了。” 当然，人们都原谅了我。9月11日一整天我犯了不少类似的错误。那是个阴天，后来还下起了小雨。可是我依然和布达佩斯朋友一起去瞻仰匈牙利革命纪念碑。 布达佩斯的多瑙河 斜拉索桥下奔流的是多瑙河，同样的多瑙河，这里与其流过维也纳的上游相比，远为宽广。因为布达佩斯的多瑙河处在离开维也纳200公里的下游。1872年，布达和佩斯这两个的城市才合并成一个城市。之前，多瑙河的右岸是布达，左岸是佩斯。那时的布达市被称为“旧布达市”。它包含了多瑙河右岸偏于上游的那部分。之所以叫“旧布达”，因为公元前罗马人在那里建筑了城堡，比现在的布达市中心远为历史悠久。1872年只是签署了合并条约，布达和佩斯真正合二为一的管理是从1873年开始。从下游数起共有6座桥跨越在横贯布达佩斯市中心的多瑙河上——贝多芬桥、自由桥、伊丽莎白桥、斜拉索桥、马尔基特桥和阿尔帕特桥。其中斜拉索桥尤为重要，把佩斯市中心与布达的高地上王宫的入口联结起来。 从下游望去，构成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斜拉索桥镶嵌在中间，左边是可以俯瞰多瑙河的王宫、渔夫的堡垒，右侧是国家科学院；再稍微上游一点，有以高矗起装饰精细的塔和柱子而显目的、新复古主义风格的(New Gothic，19世纪欧洲兴起的对洛可可、古典主义风格反动的、缅怀中世纪建筑风格的新建筑艺术样式。——译者)的国会大厦。那渔夫的堡垒是古代多瑙河的渔夫为了凭借自己的好水性来防御外敌入侵建筑的。堡垒的后面是看起来比远比维也纳圣斯替芬教堂地基更加扎实稳固、马赛克装饰的屋顶的圣马蒂乌斯教堂。 也是这个原因，昔日维也纳的教堂也吸收了马扎尔文化的要素，都镶有马赛克装饰，匈牙利的城市里的建筑物普遍采用马赛克装饰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艺术倾向，在比斜拉索桥更处于上游的马尔基特桥和与桥相连的疗养地马尔基特岛都能看到。 更往上游望去，可以看到布达一侧王宫边那个小丘解放广场上矗立的女神雕像；佩斯一侧则有洲际酒店那样现代宾馆等近代高层建筑、布达佩斯大学理学院和贝多芬广场。 从这里还生活着众多渔夫、河中马尔基特岛的宽大、左右两岸各有一个都市等要素可以判断布达佩斯的多瑙河之宽广。河流的美丽、斜拉索桥的宏观、新复古主义风格或巴洛克风格的国会大厦和宫殿，种种景观点缀，布达佩斯自古以来被称为“多瑙河畔蔷薇花”。 多瑙，用马扎尔语来说，应读作“多纳”，它把布达佩斯分割成两大半，奔腾不息。“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的赞词虽是因维也纳而闻名于世，但是布达佩斯的多瑙河的蓝色之美及其喧嚣远远维也纳那一段，这里的人们在多瑙河的桥上、河面上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作誓死的搏斗。 献血染红的多瑙河畔蔷薇花 9月11日我身边终于又聚集了两、三位匈牙利的朋友，都是通过波拉尼·卡洛伊（卡尔·波兰尼）认识的。虽然历史决不会倒转，但是他们将和我一起追溯1956年革命的踪迹。众所周知，没有比1956年布达佩斯市民的英勇的壮举给整个西欧的左翼更大冲击的事件了。布达佩斯的市民、工人的口号及其精神中，明显有从马扎尔地域传统文化土壤中汲取营养的志向。即使是从马扎尔、犹太思想及其文化背景，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布达佩斯的革命浪潮来考察，“民族”和“地域”都是重要的问题要素。当时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相对反权威主义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群体，与苏联共产党相比，更加具有现代志向，其中最典型的是一种变种的存在主义。他们虽然也为苏联的“坦克”、“屠杀”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动摇，但是，他们的精神志向并不习惯于马扎尔人、马扎尔式的思考，所以，他们并不能把匈牙利革命看作是自己追求的东西，虽说也开始转入批判斯大林主义，但是他们自己还是有陷入斯大林主义的危险。关于如何对斯大林主义下定义的原则，我想，波兰尼·米哈伊（迈克尔·波兰尼）的定义是唯一最有效的了。可以参照他的《默知的维度》（迈克尔·波兰尼，日文版，由纪伊国书店出版）和拙文《迈克尔·波兰尼》（《现代思想》1980年12月号，也就是本书最后一章《布达佩斯的礼物》） 波兰尼·米哈伊已经明确揭示了：可能的心理基础问题上，存在主义在考虑关于结构改革对，其虚构的外在的道德的追求，超过对实体的结构改革的追求，恐怕这一点在结构主义潮流中发挥很大的作用，虽然有点让人感到意外。 我想，主要是因为西欧知识分子的主流派，与民族文化、思想相比，他们不恰当地轻视民俗问题，所以不能正确对待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比如，萨特最终也没有能够理解民族、民俗等能煽起人们激情的根源，不能认识到这个要因，当然不能正确评价匈牙利革命。 我这里要指出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即1960年代日本的安保学生运动倒是受到1956年布达佩斯革命相当深刻的影响。可是我不想在本书中论述其对日本安保运动及其思想的影响，而且这里也没有讨论的余地。说起来，原来的目的是为了调查波兰尼兄弟事迹的我，对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属于左翼的波兰尼兄弟曾涉足的1918年革命及有关1956年革命的事迹和地名，我要比其他欧洲的旅行者更为了解。因此，虽然我也只不过是日本知识分子中一个小角色，可是，与保守、反动的政治立场无关，我对民族和民俗问题充满了兴趣、我坚持认为尽管被激励起来的1956年革命浪潮虽然持续了不到一个月，但这是一个广义上值得探讨的科学的课题，这也让我有勇气试图为一、两位学者充当（该课题的）向导。 但是，我一开口，马上又出错了。这次出错让我同感要怎么也必须有一种设身处地的感情，否则很容易犯从沉浸在抽象的宇宙论那种形而上学方法的旁观者来思考的错误。这种意义上，也让我在这次布达佩斯的考察中更加注意学术上的自我反省。 我们站在科学院前面，不仅正好能望见眼前正右方的斜拉索桥，也能看见越过桥的对面小丘上的城市，不用转过脖子去，我们的左前方就是那座葛兰夏姆大楼大门，真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此时，一位友人慢吞吞地说起来： “武装的市民从桥的对面（布达）攻击驻扎在佩斯苏军坦克阵地。” 1956年的巷战从10月23日开始，到10月30日虽然布达佩斯市民死伤了5万，但是形势似乎对匈牙利“有利”，尽管那时并没有攻下斜拉索桥到马尔基特桥的佩斯一侧的苏军阵地。斜拉索桥的桥堍、罗斯福广场上与葛兰夏姆大楼比邻的是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总部，所以，苏军必须保持它的安全。 早先驻扎在匈牙利的一部分苏军士兵，看到广大市民部分老幼男女都纷纷参加战斗，发生了动摇，甚至开始保持中立。另一方面，纳吉·伊姆雷新政权抱有幻想——以为苏军会撤军，没有想到这种事态之所以会延续至11月2日，是因为苏联方面正在替换和调动部队。2日苏联重新开始全面进攻，投入了20万人马、4700辆坦克和800架飞机。 这一段时间里苏军与亲苏派武装守卫的据点的地名却是罗斯福（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姓命名）广场。匈牙利市民持枪从布达发起进攻这一据点时，枪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武器了，此外唯一可以凭借的掩体只有桥上的栏杆。栏杆中有几个是像座小塔一样的柱子——一边4米宽的正方形的柱子，但是，桥不仅长，而且宽度横列两辆大型卡车绰绰有余，所以如果从多瑙河左岸狙击进攻者的话，桥上没有进攻者可以隐身之处。不用说，对岸正面等待着的是坦克的炮口。 处于战术上这样的不利的位子，即使外行也一看就明白。或者说正因为是外行，只要看到这一要素就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一听到要从这斜拉索桥冲过去，就不假思索地反应：“这怎么行呢？这不是喂炮弹去送死吗？为什么要冒这险？……”* 我不由自主露出责备的口气，但是无论怎么说，这只能说是太危险的进攻。当然，当时他们都被击倒在桥上、或被击落到多瑙河中去。与拥有丰富的水量多瑙河相比，他们的鲜血也许是微不足道的量，但是可以说追求自由和正义的人们的鲜血染红了多瑙河。 多瑙河畔的蔷薇花也变成了血红色的蔷薇花。 我的批判可能完全是无意义。尽管这是成功可能性极小的进攻，可是作为神风特攻队的本家的日本人没有批评的资格，何况神风特攻队及其梦想“回天”，与斜拉索桥上的这次进攻有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即使都是抱着牺牲的信念去进攻，布达佩斯还存在渡过多瑙河获胜的可能性，生还的可能性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而且，就进攻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来说，两者也不能相提并论。进攻的话，即使牺牲一点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为了去送命的进攻。从葛兰夏姆大楼大门边墙上的弹痕的角度来看，都是布达佩斯市民射出的子弹。 谁都会做出与我同样的反应，因此没有人反驳我前面那些不假思索的发言。人们不对我做什么说明，也不表示处愤慨，只是默默地远眺着桥、城墙和广场，正因为他们的沉默，促使我不得不深刻地自我反省，甚至要问自己：我一直在思考的作为理解他者的知性的经济人类学，究竟是什么？ 如果历史是这样的话，那不是历史女神对人类的开玩笑吗？市民们冒死进攻的苏军阵地竟然是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姓命名的广场，而发起进攻市民所处的布达一侧的唯一的基地，却是城的小丘下面的莫斯科广场。 追求“马扎尔的事物” 我只能边反省、自律，边稍微整理一下我逗留在布达佩斯期间及其前后所收集的信息。让布达佩斯沸腾起来的不仅有波兰尼兄弟，这个城市还孕育出很多杰出的天才。文学家可以列举出阿迪·安德烈（Ady Endre,1877-1919）、卢卡奇、巴拉兹·贝拉(Balázs Béla，1884-1949)、贝拉·福加拉希(Béla Fogarass，1891-1951)；音乐家有巴尔托克·贝拉(Bartók Béla，1881-1945)、科达伊·查尔坦(Kodaly Zoltan)；还有佛罗伦萨·夏多尔(Ferenczi Sándor，1873-1933)、罗海姆·盖扎(Róheim Géza，1899-1953)等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此外还有如欧根·维格纳(Eugen wigner，1902-1995)、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等自然科学家。他们无论是具有犹太血统，还是纯马扎尔人，其之所以优秀，都曾打起“爱国”、“马扎尔传统”的旗号。如诗人阿迪、建筑家莱希内尔·埃顿（Lechner Odön,1845-1914）倡导的20世纪的新艺术(Art Nouveau)、音乐家巴尔托克、科达伊和多霍纳（Dohná Emò,1877-1960）都直截了当地打出这样的旗号，佛罗伦萨·夏多尔更是亲身参加民族运动。罗海姆·盖扎虽然没有与民族运动有什么大的联系，可是他的工作结果完全可以说是属于马扎尔的。 波兰尼兄弟中的卡洛伊（卡尔·波兰尼），他的社会科学理论中最主要的概念是人类社会普遍是一个非市场的社会，这个理论的根底显示出他是坚持思考共同体集合的道德观念那种立场。虽然他是出生于维也纳的犹太人，但是他的自我选择——始终认为自己是个马扎尔人，至少公开承认自己是在马扎尔文化孕育下成长起来的。弟弟米哈伊（迈克尔）也同样如此。先是研究生物化学，也关心道德对于人类具有何种影响的问题，进行独自的研究。他所谓“潜入（indwelling）”方法正是理解其他文化的关键。这个概念，是他从1918年和1956年两次匈牙利革命的经验中得出（身在国外亲历1918年革命，1956年革命的体验），强化思考的结果。 我所关注的，这个群体，不仅是波兰尼兄弟，众多的布达佩斯天才，大多是1880年代出生的同一个时代的群体，几乎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政治动乱中、与布达佩斯大学为中心的进步学生实践运动团体或多或少有一定关系，他们决不是单纯的思辨型的知识分子，决不是那种无视祖国的现实自我实现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们后来都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到奥地利、德国、美国，而当年在布达佩斯时持反奥地利、反奥匈帝国、反柏林、反维也纳的立场，这些观念对于他们的一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据德鲁克说，出生于维也纳的波拉尼·卡洛伊的德语比马扎尔语更好。他发起捍卫马扎尔文化运动，虽然激烈批判波尔什维克主义反民俗的政策，但是，为了保卫马扎尔传统却在1919年5月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我想这不就是为了弘扬至1910年代在马扎尔国内尚未奋起的千年王国精神吗？ 1956年也和1918年、1919年一样，匈牙利人为了揭起弘扬19世纪的马扎尔民族主义者的科斯特（Kossth Lajos,1802-1894,——译者）的旗帜。1956年市民掌握的电台——自由布达佩斯电台，10月30日以后又改叫名为“自由科斯特电台”。无论是1918-1919年革命，还是1956年革命，科斯特倡导的政策目标都是所谓革命与人民课题中最敏感的东西。卡洛伊并不在乎喊出某种战略上或战术上的奇特的口号，只是直截、强烈地希望获得彻底自由的权利，把权力完全交给无产阶级——所谓因为“党”来代表了无产阶级，所以支持党的行动等于捍卫人民的权力的说法，在他看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有破绽的，是不可信的。无论是1910年代革命，还是1956年最为“革命”得起义都是追求一种共同的精神——科斯特的独立的民族主义。 布达佩斯的深处 投靠权利的人们大多蔑视马扎尔大众的潮流。在学术界组织内志在成为大学者的人，无论是从学术思想、还是从学术经历，都不仅不能理解波拉尼·（卡尔·波兰尼），还看不起他。但是，波拉尼·米哈伊的经历却不能完全无视，而且他涉足领域所取得的业绩从生物化学、科学哲学到社会科学，人们或感到困惑，或力图抹煞这些业绩。即使无可否认而得到承认的匈牙利出身的天才，像与美国原子能开发计划出台有密切关系的、数学、物理学都占鳌头的罗海姆·盖扎那样的人物，虽然没有办法否认，但还是值得做出正确评价，在全世界范围内依然属于杰出却没有名气的思想家。 这些天才的匈牙利思想家，不论大小都对“确立马扎尔的东西”这个课题有着很深的关系。第一章只是个全书的引子。我们必须从马扎尔人如何看待马扎尔、布达佩斯的？他们对这个课题是持怎样的态度？——这样的视角来考察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段时期和1950年代又燃起的布达佩斯的起义。那些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并不是今天在布达佩斯产生的，而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时期）到1950年代（第二时期），乃至延续到今天，似有一条很粗的红线贯穿起来的，以各种各样形态表现出来。比如前面提到匈牙利风格的新艺术民族特色不仅至今还保留在民间制作的金属雕塑的手杖等工艺之中，也在后现代的艺术品种反映出来。 燃烧的布达佩斯、鲜血染红的多瑙河的畔蔷薇花——这些事件的某种根源不是能通过孤立的历史过程、表层国际关系中力量分布来说明的。我认为这不仅对经济人类学来说，对整个20世纪的思想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可惜认识到这一点太迟了，现在我的马扎尔语（匈牙利语）还很拙劣，尚未达到能深入研究水平，只能依赖精通马扎尔语的友人。从整个日本学术界来看，人们一般都不认同我的观点，而且匈牙利还在进一步变化，这也是无奈的事情；相反，有几个人认为我的观点很极端，倒是说明他们关注我的观点。 本书将要展开的故事，是为了究明布达佩斯精神史的一个尝试。第二章先考察到底是什么让马扎尔燃烧起来的？还在让他们燃烧吗？ * 我在其他场合也曾用马扎尔语说过这句话，但是表达时在细微部分发音都有些错误，这次脱口而出，却说得更加准确。又如，Budapest原来应该读作“布达佩修特”，但是人们都约定俗成叫它“布达佩斯”，我也跟着说“布达佩斯”了；同样马扎尔，原来“扎”应该发长音的，人们都发短音，我也随大流发短音了。（匈牙利语中，“s”的发音偏于“修” 所以，栗本慎一郎书中都表记为“シュ”，我顾及中国读者的习惯，翻译任命、地名时，都翻译成：“斯”。——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