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佩斯的故事》试读：第二章 迎接革命与恐怖暴风雨的来临——波兰尼的一家

彼得·德鲁克打来的电话 1980年5月底的一天，我趁学术研究会休息的间隙给家里打个电话。电话中妻子告诉我一个让我大吃一惊的消息：“有个叫布鲁克的人，用拙劣的日语打来电话！” 我对妻子说，不是布鲁克，一定是那大名鼎鼎的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教授来电话，与我约见面的时间。听了我的说明，轮到妻子要跳起来了，问我：你怎么在东京已经德鲁克见过面了呢？她不知道把我与德鲁克联系起来的是《旁观者的时代》。1 德鲁克在不久前出版的著作《旁观者的时代》中，有一章叙述以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为首的、天才的波兰尼家族的业绩。那书中，“波兰尼”被写作“波拉尼”，其实，从马扎尔语的原来的发音来说，确实应该拼写成“波拉尼”，所以称之为“波拉尼”也不错。读到这一章所叙述的关于波兰尼一家的内容，因为与我已知的大相径庭，让我比从妻子那里听到他来了电话还要感到吃惊。我知道德鲁克来过日本好几次，所以一直在等候他再来日本时候，想向他请教关于波兰尼一家的事情，我通过日本的出版社，写信给德鲁克，大概是德鲁克读了我的信后，突然直接打电话来我家。我也没有想到他会直接打来电话，妻子感到突然和吃惊也在情理之中。 维也纳时代的波兰尼与德鲁克 后来成为经营学学者的德鲁克还未满18岁在德语的杂志上发表了为了投考大学写的论文《巴拿马运河及其在世界贸易中的作用》。这杂志就是《奥地利国民经济学者》（Der Osterreichsche Volkswirt）。该杂志的主编注意到这篇文章，因此邀请德鲁克参加杂志的编辑会议。 1927年圣诞节上午8点召开的会议。充满紧张感的德鲁克当然很准时地到会。主编和编辑部成员也已经在场，但是会议等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开始。德鲁克等了四十分钟，感到很诧异、因为等候时看到的是一位边哼着“张作霖”、“毛泽东”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歌词的怪曲子，边发出怪叫的奇怪人物——此人就是后来与他长期交往的经济人类学学者、当时该杂志负责处理海外信息的副主编卡尔·波兰尼。 会上，身体远比德鲁克魁梧的卡尔·波兰尼开始与其他编辑论战。他的观点是，那时候华尔街的股市呈现的泡沫只是一种资本家赶到繁荣的幻觉，是2、3年以后必然要到来的经济危机的前奏。发言中，他还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已经死亡，苏联的政治不过是一种新的东方式的专制政治之后，接着又津津有味说应该采用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可是他的这些大论都遭到其他编辑们的反对。 接着，编辑会议讨论下一期的刊载什么主题的论文，卡尔·波兰尼警惕经济危机到来的论题，在5年前已经刊出过，所以被否定了。之后，波兰尼又提出关于奥地利国内政治斗争问题，讨论到这一议题时，18岁的青年德鲁克发问：“讨论希特勒有支配整个德国的可能性，怎样？”与反对波兰尼提出的论题相比，德鲁克的建议遭到编辑们更为强烈的一致反对。编辑们都认为，希特勒在之前的选举中已经败北，犹如已经死亡。可是，波兰尼赞同德鲁克的担忧，想让他来写篇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结果当然遭到全体编辑的反对而未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了30多年的今天，我们再回顾所有的历史过程的话，德鲁克和波兰尼当时的判断无疑是正确，其他的编辑缺乏远见，过分关注眼前短暂的动向得出错误的判断——今天谁都能看得清楚。凯恩斯理论在1929年华尔街股市暴跌之前，在波兰尼自身的经济人类学问世之前，已经全球风靡。但是，在以维也纳学派的老根据地的维也纳的学术圈里的、这些经济学刊物编辑等知识分子中，凯恩斯理论都被忽视。今天作为现代经济学的批判者、连凯恩斯理论也批判的卡尔·波兰尼，二战前提醒同事们要关注凯恩斯理论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 结果，希特勒统治了整个德国，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悲剧，卡尔·波兰尼的妹妹也因为是犹太人遭到屠杀。她在集中营中是如何死去的至今还没有搞清楚。总之，波兰尼和德鲁克当时具有共同的学术兴趣，德鲁克对年长的波兰尼具有那种超群的见解瞠目以对。卡尔·波兰尼当时41岁，那天因为正好是圣诞节，德鲁克还到波兰尼住的公寓去吃了一顿圣诞“年夜饭” 但是，德鲁克后来回忆说：“那天他家里拿出来的饭局可以这样用文字来表达：‘是我一生中吃到的最难吃的一顿饭’”。而且那天波兰尼家人，即波兰尼及他的妻子伊洛娜、小女儿、伊洛娜的母亲——一位匈牙利贵族出身的老太太，也不回避德鲁克这个不熟悉的客人在场，讨论起下个月的生活费问题来。德鲁克无意之中正好看到卡尔的工资支票，令人吃惊的高工资，终于熬不住了插嘴：“也许是我多嘴，刚才看到波兰尼博士的工资支票，那样的工资用不着过你们所说那样节俭地生活呀！” 对这个当然的问题，卡尔美丽的妻子伊洛娜用严肃的口气说： “我们一家有自己的逻辑。现在维也纳有很多从匈牙利来的难民——共产主义及其以后的白色恐怖造成的难民。……卡尔的支票上工资全部捐赠给贫困的难民，用别的途径赚来的钱来维持家用，对于我们重视理念的人来说，这种做法是理所当然的。”2 《大转换》问世 那就是德鲁克与卡尔·波兰尼交往的开始。波兰尼流亡在英国时期（1933年至1941年，大战期间还曾一度回到英国）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发展下去。波兰尼到了美国，是德鲁克的介绍，他获得了两年佛蒙特州的一所有名的贝宁顿女子学院的教授职位。1941年德鲁克不仅给波兰尼介绍了贝宁顿学院的工作，还为他申请到一笔研究经费。有了这笔研究经费，波兰尼才写出了《大转折》这部名著。总之，波兰尼在维也纳时，能理解这位才十多岁的德鲁克；德鲁克也已开始就仰慕波兰尼这位业已41岁的前辈的才能。当德鲁克自己也在学界具有很大影响力时，成了促成波兰尼的经济人类学的诞生的学术“助产婆”。在英国甘于贫困生活的波兰尼，如果没有德鲁克的帮助的话，缺少这样的动力（pathos）鼓励和场域（tops）存在，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诞生波兰尼派的经济人类学。关于帮助波兰尼事情，我曾直接对德鲁克表示我的敬意和感激之情，他也很高兴接受了我的谢意。 但是，我在维也纳进行调查时，发现波兰尼的妻子伊洛娜谈起德鲁克，从她自己“角色”的立场出发，表示其独特的看法。她认为，因为德鲁克完全不知道左翼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形，所以他书中许多叙述是不真实的。比如，波兰尼家在维也纳的住所是福尔加尔廷街203号，卡尔与他的弟弟曾交替住在那里，可以说是波兰尼家的一个据点。其所在地区并不是德鲁克在《旁观者的时代》一书中描述的贫民区，即使在今天依然完全可以说是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偏上的公寓住宅区。 为了拜访波兰尼的旧居，我从著名的圣斯蒂芬教堂以北300米左右的、多瑙河右岸的斯维藤广场乘电车出发，越过多瑙河，行走2公里半左右下车。途中必须经过一条叫做布拉特尔广场的马路，这条马路很热闹，有点像下层市民居住区域那种杂乱的风情。波兰尼住在那里的时候，这一带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今天那里还建造了一个儿童乐园。可能以布尔乔亚出身闻名的德鲁克眼光看来那是一个贫民区，而且那天正好是圣诞节，街头人群拥挤。这市内电车行驶穿过布拉特尔广场后，在左边不到500米的地方必然可以望见灰蒙蒙的室内电车的车库及其密密麻麻的高架电线。德鲁克回忆中说是贫民区，必定是这些因素造成的错觉。在喧闹的布拉特尔广场和高架电线的诱导的记忆中，于是写下这样的情景：“棚户的小屋子和废车场”。实际上是市内电车的停车场及其高架电线。不管德鲁克的记忆受到何种干扰，总之，那一带即使说不上高级住宅区，至少也可说是中产阶级住宅区，所谓住宅区，是指公寓林立，非常闲静的街区。 维也纳革命运动 卡尔·波兰尼妹妹索非亚的次女玛丽娅·塞奇·梅尔兹博士在新艺术馆对面的一个维也纳的咖啡馆里这么肯定地对我说：“那一带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住宅区！” “是这样吗？波兰尼夫妇收入不菲，很多钱都不用在日常生活上，那是事实吗？”我问。 这位66岁索非亚退休前是经济学刊物的编辑，告诉我意外的事实。她与前夫开始与卡尔住在同一幢公寓里。曾与我电话联系的那位塞奇先生果然是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就是索非亚的现在的丈夫。我注意到说到这个话题时，这位女经济学老学者的两颊微微泛红，所以我没有问她与前夫分手的原因。已经在布达佩斯作了一些调查的我，不难推测那也是因为在纳粹统治时代。前夫当然也是犹太人，从事反体制的革命运动，当时革命斗士的波兰尼夫妇都支援他们的秘密活动。 所谓革命运动，有两种类型。波兰尼一家、卡尔的妻子伊洛娜，实际是与下面要详细谈到的布达佩斯民族主义运动这个共同的根底有紧密联系的。他们不从属于昆·贝拉等人的匈牙利共产党，属于另一种潮流的左派。伊洛娜不仅因为她是卡尔·波兰尼的妻子而闻名，作为社会活动家的知名度也超过昆·贝拉及共产党内的左派领袖们。她虽然是个革命者，可是原则上绝对反对红色恐怖和布尔什维克的官僚统治，所以流亡到维也纳之后，伊洛娜已经不听命于匈牙利共产党在维也纳的领导，1922年由于与匈共的对立加深，被匈牙利共产党开除出党。虽然被开除出党却并不退出革命运动，以后仍始终参与匈牙利的解放运动。结婚后，卡尔也支持她的参与的革命运动。伊洛娜在维也纳还发起一个以她为中心的左派工人运动。后来，1934年奥地利国内政治冲突激烈时，组织起成武转的奥地利自卫同盟。关于这一事业的历史，在卡尔故世后，她用全副精力撰写了《拥有武器的工人》3在1978年出版，霍布斯鲍姆为该书写了序言。 波兰尼的收入都用于这些事业，这就是德鲁克第一次到他们家时，他们每晚要那样节俭度过的缘故。53年后，我在夕阳下沿着他们当年的足迹走在布拉特尔广场大街上，回想着两次大战之间那激荡的年代，卡尔·波兰尼把那年代称为“大转换”的时代，在1920年代维也纳那个聚集了一个力图以知性把普遍人性还原成普遍原理并由此使得社会激烈震荡的知识群体中，也只有卡尔·波兰尼一个人发现这个时代正处于“大转换”之中。 因此，当时担任著名商业杂志副主编的卡尔·波兰尼不能把自己金钱的真正的用途告诉刚相识的年轻的德鲁克，把自己非常节俭地生活真实原因告诉德鲁克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他并不是把金钱来援助普通流亡来的难民，而是资助了当时的革命运动。与德鲁克相识7年后， 30岁时，也是她显示最成熟的美的时期，伊洛娜成了奥地利内乱中的左派领袖，在现代史上留下了她的足迹。 美丽的妇人门——德鲁克的回忆 1980年5月在东京，德鲁克教授用回忆遥远往事眼神，反复向我说起伊洛娜是为美女，当场我却并不在意，听过算数。那是有两个原因：其一，我自己也为了把伊洛娜和波兰尼介绍给日本读者，曾于伊洛娜有过几次通信往来，伊洛娜对我在信中表示的那些过分乐观的想法，多给予严厉的批评，鉴于这个前提，说实话，伊洛娜在我头脑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是个“严厉的老太太”，没有联想成一个妙龄女郎的余地；其二，不仅对伊洛娜，波兰尼家的每个女性，在德鲁克叙述时和笔下都描绘成容姿优雅的美女，所以我认为那是因为这位经营学大师对自己长相太缺乏自信、自卑的缘故，我甚至对他的自寻烦恼有点同情。 德鲁克在与我谈话时，还介绍另外两个波兰尼家的女性——卡尔的姐姐拉乌拉及其女儿（卡尔的外甥女）爱娃，连连称赞她俩是美女，对爱娃的评价是：“是我一生碰到的女子中最美的一位。” 本来我对德鲁克的头脑和理论非常看重的，赞同他的理论：不仅因为他的理论不是取悦大众那种庸俗的东西，而且因为他早期的著作，如《经济人的终结》（1939年）、《产业人的未来》（1934年）中可以看到他指出市场为主体社会的必然会动摇并提出如何对应的问题，也因为他持这样观点，所以流亡到英国、美国之后和波兰尼成友情还保持下去。在《旁观者的时代》中，他也不隐瞒地谈到屡屡与波兰尼展开论战往事，那是事实，所以我并不感到惊奇。但是，现在他强调“这个是美女”，“那个是帅哥”，即使不是我，无论谁听了后都会产生不信感，也会有我前面那种想法——认为德鲁克先生对自己长相太缺乏自信。听者有这种想法也无可厚非。 但是，我的想法又是一种难以原谅的失礼的误解。三个月后，我亲自去布达佩斯调查，采访中虽然没有听到人们使用“世界上最美”这样的赞词，但是每次听到的都是“非常美丽”，“很漂亮”的美女等评价、证词，其中，历史研究所的利特瓦·杰尔纪博士闭上眼回想起伊洛娜说：“她真得很美！”（She was so sweet!）萨鲍·艾尔维图书馆馆长莱梅特·拉斯洛博士谈起拉乌拉也是连连赞道：“美女，美女！”还有一个人发现我对怀疑德鲁克的关于赞词，拿出照片给我看。利特瓦博士、莱梅特博士都不与伊洛娜、拉乌拉同一世代，也未曾亲眼见过她们年轻时代的美貌。总之，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伊洛娜和拉乌拉美女的传说。从拙著所刊的照片，多少可以理解这样的传说。但是，遗憾的是不能把人们传说她们美丽的那种热情也完全呈现出来，更遗憾的事情是我也没有能够复制自己所看到的她们最美的照片。她们的美必然留在下面介绍的沸腾的布达佩斯精神史中。当然并不仅仅是外貌的美。 我在布达佩斯时，当时已经拭去了自己的疑问，可还是留下半点疑惑，虽然这个疑惑与先前的疑问无关：只要这样的花季美女高叫几句“打倒腐朽的贵族制度”、“进行反对战争的战争”之类口号（这是伊洛娜想出来的反战运动的宣传口号），人们就接受了？布达佩斯大学就全校罢课了？——岂非太令人羡慕了；何况伊洛娜自身是贵族出身，德鲁克在维也纳波兰尼家遇到的伊洛娜的母亲海伦，是住在靠近捷克边境齐尼埃城堡里真正的马扎尔贵族家出身，海伦的父亲拥有男爵头衔。 这也是德鲁克说他吃了一顿一生最难吃的圣诞大菜的原因：贵族出身的贝卡西·海伦根本不会烹调做菜。据玛丽娅·塞奇·梅尔兹等人介绍，伊罗娜在外从事社会活动，家务全交给母亲处理。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卡尔一家是犹太人，圣诞节对他们来说，是普通的日子，没有当作重要节日。 我没有看到伊洛娜母亲海伦她那波兰贵族出身父亲阿尔弗莱特·多钦斯卡照片，对他的长相没有一个印象，但是根据各方的介绍，可以推测他也长得端正。父亲阿尔弗莱特在1900年代中期，抛下才7、8岁女儿伊洛娜和妻子海伦，去美洲新天地追求发展。据亲戚们说，大约在1907年在芝加哥附近失踪，与政治无关，单纯的杀人事件；也有人说他还活着，到底结果怎样，没有确实的答案。人们对我的刨根究底的询问，不能只作有根据的回答。没有得到任何遗言失去父亲的伊洛娜在马扎尔贵族外公贝卡西（Békassy）家长大，姓照旧用父亲的波兰的“多钦斯卡”姓。假如按照匈牙利的念法，姓在前，名在后，也是用“多钦斯卡”这个波兰姓。所谓“多瑙河畔的蔷薇花”，既是指布达佩斯的蔷薇花，也用来讴歌美女革命家多钦斯卡·伊洛娜，而“伊洛娜”这个名字却完全是出自马扎尔语，相当于其他欧洲语言中的“海伦”，奇怪的是马扎尔人的母亲却用海伦（Helén）作名字。 这是对德鲁克所谓波兰尼家难吃的圣诞夜餐另一种解释，即使她们只端出一碗煮土豆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布达佩斯精神史的序幕 前面已经谈到考察1910、1920年代匈牙利精神史时，与思想家卡尔·波兰尼相比，其实，革命家多钦斯卡·伊洛娜与揭开这精神史序幕有更密切的关系。 德鲁克在《旁观者的时代》一书中最富有冲击力的一章《波兰尼一家》的开头叙述了多钦斯卡·伊洛娜的一生的轨迹，很遗憾，其中有许多要纠正的谬误，如他误把意大利墨索里尼和南斯拉夫的铁托也作为受波兰尼一家思想影响的副产品，所以有必要边纠正德鲁克的误记，边揭开20世纪初布达佩斯精神史的序幕。至今人们尚未充分认识到产生许多天才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20世纪初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把这些当时的大师的名字一一列举出来：波拉尼·卡洛伊（卡尔·波兰尼）、波拉尼·米哈伊（迈克尔·波兰尼）、音乐家巴尔托克·贝拉、建筑家莱希内尔·埃顿、心理学家佛罗伦萨·夏多尔和理学家冯·诺伊曼。这些大师业绩都在追求马扎尔民俗文化积累起来的，都与马扎尔民俗文化运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个群体另外一个特点是，这些追求马扎尔民俗文化的大师大多是犹太人，却与排斥周边少数民族的沙文主义不沾边。这一特点也表明布达佩斯20世纪初的思想领域的历史，并不亚于1920年代维也纳精神史的辉煌。 而且，这段精神史的特点，这并不是消极意义上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其知性形态及其深度、广度最后都被收敛在波兰尼兄弟思想之中，这也是我想探索的课题。 要说德鲁克书中记叙的错误，那书中言及的人、城市的印象几乎都有错，下面我们只要追踪伊洛娜——不到10岁就失去父亲却一直沿用父亲的姓氏，战斗一生的人生轨迹就可以知道她与拉乌拉的美，决不只是局限于物理的、外貌的形态美。 此外，我们追寻波兰尼的家史后，还可以搞清楚布达佩斯地波兰尼一家与墨索里尼、铁托、新生巴西运动、基布特社会主义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到底有没有关系。 多瑙河蔷薇花——妖精多钦斯卡·伊洛娜 前面已经提到伊洛娜在离开与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很近的外公的城堡里长大的。那么，让我们先来看看德鲁克是怎样记叙的。根据他的说法，伊洛娜的父亲是匈牙利国家铁路总裁，他的前任是伊洛娜丈夫卡尔·波兰尼的父亲。卡尔·波兰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军，负了重伤，在医院与护士伊洛娜邂逅后，恋爱、结婚，这发生在布达佩斯。但是伊洛娜只有17岁，已经是共产党领袖。4 这回忆是德鲁克无限罗曼蒂克的遐想，充满了难以想象的错误。首先。伊洛娜的父亲阿尔弗莱特是波兰贵族出身，属于下级贵族，出自一个完全败落的家庭，在维也纳只是国家铁路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不曾担任国铁总裁。所以，国家铁道总裁的女儿伊洛娜在医院里作为护士与伤兵邂逅的浪漫故事更加离奇。前面已经提到了，实际是阿尔弗莱特为了追求世俗社会的成功，下决心留下妻与子，悲壮地远渡北美。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在芝加哥附近遭暗杀遇害，可以说是不幸的一生。还有，共产党是1918年由昆·贝拉带着秘密使命从苏俄回到匈牙利之后，才在匈牙利国内组织起来的。伊洛娜并不是地下的匈牙利共产党领袖，而是布达佩斯大学革新派学生团体伽里略同盟中心人物。虽然她以后成为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但是17岁的时候，无论是公开的共产党组织，还是地下共产党都尚未诞生，最根本的问题，卡尔·波兰尼与伊洛娜相识并不是在布达佩斯。 根据伊洛娜自己执笔的、为卡尔·波兰尼遗著《人类的经济》写的序言5，他们是1920年在维也纳郊外相识；误传的所谓她曾积极参与领导的伽里略同盟，实际是卡尔·波兰尼发起组织的，担任第一任组长的一个小群体： “当时我也不知道伽里略同盟中曾有卡尔·波兰尼，不仅该同盟成立时，我只有10岁，而且我从事的社会活动与卡尔有时代的差别。在我参加的社会活动年龄的年代，凡是与革命活动没有关系的事项都不纳入讨论的范围。也不利用任何东西。我从1917年开始，以后19年间所属的一个社会活动的小群体与伽里略同盟那个群体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共同的基盘。”6 确实如此，在布达佩斯生活年代，她根本与卡尔·波兰尼无涉。她不是犹太人，如前所说是贵族出生，与其他的社会活动家不同的是，她本人与布达佩斯大学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她完全是作为职业革命的领导人接近大学学生团体的。 伊洛娜上的大学是与爱因斯坦同一所大学——瑞士的苏黎世工科大学，在那里学数学和物理学，参加在瑞士伯尔尼齐美尔沃尔德第二共产国际，带着这个它的使命来到布达佩斯。她在布达佩斯感到忧虑的是：1913年以来奥匈帝国取分离统治政策匈牙利帝国内不仅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处于被压迫民族地位，马扎尔人的压倒多数都是农民，在保守的政治家戴萨·伊斯特瓦恩（István Tisza）的统治下，匈牙利在精神上处于闭塞的停滞状态。 之所以说戴萨采用亲奥地利政策，因为他利用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威来压制其他民族。他自身对奥地利半炫耀、半恫吓的杀手锏是奥地利所依赖的匈牙利供应的粮食。他采取的政策代表着当时马扎尔人的统治阶层的无能的排外主义。第一次大战爆发，匈牙利当然站在奥匈同盟关系的立场上参战，但是匈牙利控制的国内的塞尔维亚人都站在协约国一边，罗马尼亚在1916年8月倒向协约国阵营。1917年7月以后，塞尔维亚人的目标要建立一个不仅将奥匈帝国内的塞尔维亚人还要把现在南斯拉夫北部克罗地亚人、捷克南部的斯洛伐克人在内的南斯拉夫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战况对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有利，但是到了1917年，各方面的形势对匈牙利不利起来。于是匈牙利帝国内部各民族自然趁这时机结成反马扎尔联盟。戴萨也因此越来越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奥地利也越来越难以操纵戴萨，因为奥地利本国粮食不足，不得不依赖从匈牙利进口，完全无法驾驭戴萨，所以无法“干涉”匈牙利的内务。 1916年11月登位的奥地利新皇帝卡尔，计划瓦解部分马扎尔贵族专制体制，在匈牙利导入普选权制度。匈牙利首相戴萨以停止提供粮食进行威胁，卡尔只能作罢。戴萨成了成功维持匈牙利贵族制度的象征性人物。戴萨为首的执政党是1910年创立的号称国民工人党的保守的布尔乔亚政党，它合并了1875年至1905年长期执政自由党。戴萨自己兼任匈牙利工商银行行长，也是个拥有大批土地的贵族。卢卡奇的父亲是民间信用银行的总裁，是戴萨主要的政治上的支持者。 伊洛娜回到匈牙利的1917年，匈牙利原先蕴藏着各种矛盾冲突一下子喷发出来。1916年制造弹药武器军工厂工人自发罢工，在社会各种势力新的激烈冲突中，大地主贵族卡洛伊·米哈伊组织了“卡洛伊党”，号召国民和解、团结；卡尔·波兰尼的年长的好友亚西·奥斯卡组织了激进市民党（也称布尔乔亚激进党）其目标是促成国民团结和民主主义革命。 当时，曾在布达佩斯大学执教（无编制讲师，犹太人不能当教授）、以后流亡到美国俄亥俄州奥巴林大学政治学教授、留下好几册著作7的亚西·奥斯卡，当初与卡尔·波兰尼在布达佩斯大学都是伽里略同盟的同志。因为伽里略同盟是一个异常宽松的组织，谈不上在组织里担任什么、什么职位，那时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然而，1917年卡尔·波兰尼确实担任了激进市民党总书记。 从无论哪个方面都不肯妥协的意义上来看，伊洛娜是彻底的激进革命左派，相对来说，波兰尼追求的是民主革命，是“市民革命”，比较温和。伊洛娜作为组织者把亚西、波兰尼创立的伽里略同盟发展成一个革命的学生组织。认识之前卡尔和伊洛娜应该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因为布达佩斯不是一个很大的都市，把伊洛娜推到更高的领袖人物位置的是萨鲍·艾尔维——他是卡尔的表弟。 到了1917年年中，伊洛娜已经超越第二国际左派的活动范围，在布达佩斯独特的思潮中有了自己位置。她接受萨鲍·艾尔维的命令，要求在不久的5月的某天，派伊洛娜去暗杀黑暗贵族文化体制的代表者戴萨，本来伊洛娜年轻丰腴身上要藏把左轮手枪，豁出去走上街头，淹没在人群之中屏着气、紧张地等待同志传来开枪的信号的。幸亏组织上得到消息：奥地利皇帝卡尔的压力下，戴萨已经决定辞去首相职务，取消了这次暗杀。真的，否则差一点贵族小姐伊洛娜要作为恐怖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了。命运发生了180度转变，是年，她不是作为恐怖分子，而是作为反战的和平主义运动领袖被判处徒刑的，那年才20岁。1918年10月爆发“菊花革命”，11月她释放出狱，几乎被关了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是她去监狱探望那些在紧迫的革命运动由于恐怖活动中负伤、被捕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