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是突然来临的

“施暴的一方没有凶手，受难的一方没有烈士。”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本名莱蒙德•普雷策，是“血统纯正的雅利安人”。他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与政治活动，上世纪30年代已是年青的法学家，属于纳粹极力拉拢的对象，但他始终对纳粹没有好印象，在纳粹上台之初就打算移居外国。二战爆发前夕和犹太女友流亡英国，写《论德国之双重性格》，邱吉尔规定内阁人手一本。

战争结束后十年，哈夫纳回到德国，70年代开始撰写历史专著，相继出版《不含传说的普鲁士》、《解读希特勒》、《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等书，都成为经典。

这本《一个德国人的故事》是他1939年写作的未完成品，搁置61年，待他去世后由其儿子整理出版。与专著不同，这本书更情绪化，也更私密，也许因此哈夫纳将它藏匿。出版方德意志出版社刚开始也只印刷3万册，没想到一年在德国就售出10倍。

写的是当时每个德国人都经历的事，没有对事件详细描述与严密分析，时不时还来一段自白、宣泄和描写，为什么它能有如此影响？

这个理性的年轻人思考当时几个重大问题，这几个重大问题时至今日也受人关注，但一般人不会也没有耐心读晦涩的长篇大论：

为什么希特勒能上台，纳粹能建立独裁政权？

为什么没有其他政党、军队采取行动阻止？

为什么民众很快适应，不但不违抗而且成为其中一份子？

看透问题的本质，首先要看透世间的荒谬。

哈夫纳眼中的希特勒一开始就是蹩脚的狂人，希特勒长期无足轻重，至始至终是异类。群体就是这么奇怪，“只会对和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物产生特别强烈的反应……唯有异乎寻常的人物才能被绝对地爱慕或仇视，被奉为神明或斥为恶魔。”

“当一切可憎、污秽、令人作呕的事物发挥到极致以后，反而产生不可思议的魅力。”

这些直觉判断是智者的基本水平。

至于希特勒不可理喻的言论观点，哈夫纳说道：“一个理念对群众产生具有历史意义的推动力，通常就必须将其层次降低到小孩子可以理解的地步。”

希特勒一步一步击败各方，操纵舆论，成为总理，迫害异己，解散议会，最终独裁，在哈夫纳看来其手段也没有什么诡秘、高明，“真正恐怖的事情就是，用这种简单到可怕的方式即可创造历史。”

爱喝红酒、爱坐火车的80后胖子，靠一次会议就很可能赢得谅解，甚至获得即使是调侃的赞誉；爱吃快餐、爱打高尔夫、爱发推特的70岁富二代，需要编一个白手起家的感人故事，靠一次会议就为人说可以拿和平奖？

“群体没有历史，也没有记忆。”荒谬与时间无关。

即使“实事求是”、“无私忘我”、“勤奋能干”等常常挂在口边的正能量词汇，哈夫纳也看出其中的荒谬：

“每一个实事求是的家庭总是把子女教育得非常适合刚结束的时代”；

“民族主义……这种疾病恰好在德国具有最强烈的毒性和毁灭性，那是因为‘德国的’……就某种程度而言，还蕴含着无私忘我的特质”；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只要‘能干’就好的作风，实乃德国式的坏毛病……这就是我们的最大弱点”。

家庭让子女保守，无私让民粹爆发，能干让邪恶蔓延，这些论断已超出“荒谬”这个层面，自然引出下一问题：为什么没人抵抗，反而屈服、顺应、自我膨胀？

“原因或许是，当初我们过于确定不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发展以致大家都沾沾自喜，根本没有想到，万一出现最恶劣的状况，又该采取何种手段加以制止。”

“敌对各方偏偏都欠缺了一种东西，那就是胆大、英勇和高贵的行为。”

有这么简单吗？书里散布着更具体、生动的议论。

当时德国的中青年人，没有经历过一战前线惨烈战况，但曾沉浸过战争讯息。真正的狂热，来自于这样一群“拥有幻想的民众”。哈夫纳在中级文官考试前，参加军事集中训练，这时希特勒已经上台。但政治宣传讲座，参训年轻人跺脚抗议，觉得水平太低。可换了一个话题讲一战德军的失败战役，轻易激发出群体争强好胜的本能，激烈讨论，摩拳擦掌，几乎演变成一场战争的预备。

纳粹一步一步夺权时，政党总是觉得没那么严重，在流氓无赖面前优柔寡断，即使“在最危险与最绝望的最后一刻，却又弥漫着病态的自我安慰式的乐观主义。”

纳粹上台后，明目张胆清洗异己，迫害犹太人，但保持其他普通德国人的正常生活，让群体觉得纳粹的宣传是可信（或者说服自己相信了）：“任何革命皆无法避免附带有不幸的现象”以及“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平静而有序。”

“为何各地同样没有形成零星的个人挺身抗拒行动……（其原因）正是继续照常运转下去的日常生活机制。”“时人已经被自己的职业套牢，困处于每日的工作计划之中无法自拔，更对成千上万令人摸不透的因素产生了依赖。他们就像是附属于一架失控机械装置的部件，纷纷在原有轨道上继续运行……唯有每日例行公事才可带来安全感和生命的延续，因为常轨之外就是深不可测的丛林。”

“正常”是纳粹第一个训练项目，“条件反射”是第二个训练项目。纳粹以“绵延不绝的庆祝活动”，“让老百姓养成习惯：在毫无理由值得庆祝的情况下，也要跟着欢呼和起立致敬。”见到万字旗出巡而不致以纳粹礼的人，会被殴打，甚至抓进集中营。

熟人失踪，报纸关张，演员被抓，犹太人备受歧视摧残，剩余的“雅利安人”群体因“畏惧”而选择：“与其被围殴，倒不如跟着他们一起去揍别人。”“于是，人们开始跟着一起行动……一旦同流合污，就不再有人回想起‘畏惧’这档子事……结果，人们连心中的观点也随之改变。”

以上变化非常迅速，“在1933年3月5日那天，大多数德国人仍投票反对希特勒，可是这大多数人今安在？难道他们都死光了？从地球上消失了？还要等到这么晚才变成纳粹？否则为何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值得称道的反应？”

接下来的控制就更容易，一台收音机就能“操控每一个木偶的手臂，于是大家都在唱歌或假装唱歌，相互发挥了‘盖世太保’的功能。”

同时，“同志般的团队生活”遍地开花，每一个人都被划分给某个大组织，时不时还有更近的小团队。这种生活“和酒精一样，可为必须生活在非人性条件下的人带来很大慰藉与帮助，原本令人难以承受的事物变得能够被接受。它产生麻醉作用，故可协助人克服死亡、伤痛及苦难……遗忘了文明的基本价值。”

哈夫纳头脑清醒，知道“心中必须常存一念，无论是高高在上者，还是任其摆布的弱者，二者都只不过是人而已，并且都是同一部戏的角色”。他也有类似于父亲的清教徒般的自省与自尊，告诫自己保持“心灵的纯净”，但他也不得不屈服，乃至致敬万字旗，肯定自己也是纯正雅利安人。出于恐惧也出于本能。

谁也不知道何时畏惧与屈从成了大多数个体的共识，但谁也不能避免。

这本小书出版第一年，德国《明星周刊》就直言道：“哈夫纳的作品提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我们面对下一次考验时，果真有把握作出较佳的表现吗？”

我想，真的出现这种考验，什么都晚了。

所以，预防是最好的应战。

哈夫纳后来更勇敢，译者写的序言中讲到，1968年西德政府准备查禁极右派（注：国外的右，相当于国内的左）“国家民主党”，他立刻提出反对意见；西德政府后铁腕镇压左派学生的反对运动，61岁的哈夫纳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这样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1999年去世后，《柏林晨间邮报》称他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严厉的批判者，也是最聪明的捍卫者。”

2000年，这本小书出版，连续数月在德国畅销书排行榜名列前茅。

2002年春，发现另外两份遗稿，修订后最终版诞生，加印十几次。

2002年秋，德国《时代报》将其列入学生必读的五十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