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人类学：道格拉斯的日常仪式象征

谢丽·奥特纳总结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理论，将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为首的英国功能主义学派、以玛格丽特·米德和本尼迪克特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与人格学派、以莱斯利·怀特和朱利安·斯图尔德为代表的新进化论，概括为进入下半叶之前呈鼎立格局的三大传统流派。[1]即使在60年代前期，这些传统理论仍然是有力的范式。但是不过十几年时间，新兴的理论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面世，或在原有理论继续向前发展，或吸纳各家所长融合成新的观点，或从不同角度的发起批判反思。

象征人类学作为最具代表的后起理论之一，接承20世纪以来人类学在语言学、符号学、精神分析等领域的转向，不再将传统人类学视野当中的功能和社会作为焦点，而转向意义和符号。谢丽·奥特纳将象征人类学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格尔茨和施耐德为代表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另一派则是以特纳为代表的英国特纳学派。前者认为文化是一套符号系统，重点在于阐释和解读，后者则关注于符号处于特定背景下所起到的作用与效果，关注于仪式过程。[2]二者互为补充，使得对于符号象征的研究进一步扩大化。

按照此种划分方式，玛丽·道格拉斯的研究勉强可以纳入到特纳学派一流。她的研究关注点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集中在仪式对于集体道德和社会秩序的作用。然而，在具体的研究上，却并不关注于仪式过程。在学术思想方面，直接承袭了涂尔干的“集体”和列维-斯特劳斯“二元对立结构”的思想，在此基础之上融合英国经验主义发展出自己的文化观体系。[3]在《洁净与危险》和《自然象征》中，能清晰地看见这一轨迹。

在介绍其具体思想之前，尚需简单了解其生平，以便对其思想由更好的背景性的认知。玛丽·道格拉斯，是继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之后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女性人类学家。1920年生于意大利，后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经济学、哲学。1943年毕业后，工作于英国殖民部，从而产生了对于人类学的兴趣，于是于二战结束后，回归牛津大学，师从埃文斯-普理查德学习文化人类学，[4]埃文斯-普理查德在《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中展现出对仪式的阐释倾向以及一贯以来的对于社会制度的关注，不免让人猜测其对于道格拉斯影响。而其本人的研究开端，则始于50年代初对于扎伊尔的莱勒人的田野研究。她注意到莱勒人的祭祀与礼仪当中，存在着洁净与肮脏的分类，这促使着她思考更为更为一般的分类体系标准，而后1966年《洁净与危险》面世，集中回答了分类体系与象征意义的问题。

概括而言，《洁净与危险》是通过对人们日常所见的洁净与肮脏分类的研究，分析背后的象征意义与结构，最终提出“洁净的和肮脏的观念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合法化”的观点。道格拉斯首先认为，理性行为都离不开分类，分类的活动是一种普同人性。[5]书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道格拉斯对于《圣经·利未记》中食物禁忌的回答。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提出食物禁忌的要求，诸如不能吃“反刍不分蹄”的骆驼和“分蹄不反刍”的猪等等。道格拉斯认为这样的禁忌同营养卫生没有关系，实际上物品本身的洁净与否，在于它是否符合人类的分类体系。如果物品能够被分类，那么它就是“洁净”的；反之，如果它无法归类，则是肮脏的。[6]

这一观念不仅体现在宗教和巫术上，我们的日常生活也遵照着这样的体系。例如，鞋子放在地毯上并不脏，但是放在餐桌上就是“脏”的，干净与肮脏实际上是由物品在分类体系及其所在位置决定的。[7]由此便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禁忌”的公式。事物的“模棱两可”是危险的，这意味着它的存在打破了一套“维持着脆弱关系的编码”[8]，而这些“编码”构成我们这个由象征符号编织的世界的秩序，一但出现事物脱离既有位置，无法分类，进入“模棱两可”的状态，社会秩序必然要采取某种仪式对其修正，比如那些“肮脏”要被清除，而犯罪则要被惩罚。洁净和肮脏是人们创造出的认知观念，具有相对性和构建性。人们对其赋予道德意义，并且模式化，通过不断地重复维持这些分类体系的仪式，加强道德秩序的同时，也加强对于这种秩序的认同感。由此，道格拉斯将人类的分类体系同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

不难看出，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一书中展露出集体秩序与社会的探讨倾向，在后续的《自然象征》一书中，道格拉斯以“群体”和“格栅”两个维度，将社会划分为四个类型。并说明巫术性的仪式如何在四种类型的社会中得到体现。最终道格拉斯要证明的是，仪式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控制。并且认为之前的理论过分夸大了现代社会的科学性，认为科学在眼下的社会取代传统宗教与仪式。但在道格拉斯看来，只要集体存在，就一定存在着宗教、仪式、神话和庆典等等[9]，只不过在传统社会或原始社会那种明显的、特殊的祭祀或礼节仪式，随着时代及社会的变化，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象征符号，即为那些日常生活的仪式。

道格拉斯对于象征符号、分类体系的研究当中，有一种为社会秩序正名的主张，这样的主张与当时的主流思潮是有一定距离的。在《洁净与危险》当中，她从宗教和日常生活的仪式中存在的“不洁”和“禁忌”出发，解释在人类更为一般的思维结构和宇宙观当中，人们如何构建认知，并利用象征符号维持道德秩序，最终实现社会的事物各归其位。这也是说明了社会秩序存在的必然性。而在《自然象征》一书中，利用群体和格栅划分社会类型，也说明了社会秩序或控制的普遍性。但当时全世界的反战运动、学生运动和抗议游行如火如荼，人们对于统治、控制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摒弃和批判的态度。

显然，这样的主流思潮与道格拉斯的主张相左。“不洁”的研究在当时并不流行，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的序言中也提及，该书出版的头两年几乎是无人问津。但是也可以这样说，恰恰是道格拉斯距离主流有那么一段距离，所以才能保持一种标新立异的学术视角。在批判一切反思一切之中，沟通融合后现代与传统的对于整体性和宏大世界的追求。

[1] 谢丽·奥特纳 何国强，“20世纪下半叶的欧美人类学理论”[J]，青海民族研究，2010,21(02)：第19-37页

[2] 同上

[3]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296页

[4] 阿兰•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王建民、刘源、许丹等译，2006，第164页

[5] 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黄剑波、卢忱、柳博赟译，民族出版社，2008，第8页

[6] 同上，第52-73页

[7]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299页

[8] 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黄剑波、卢忱、柳博赟译，民族出版社，2008，第5页

[9]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303-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