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中国》的方法论

老师课上在讲解理论的全球化和本土化时提到了这本书，提醒我们全球化的标准一定程度上是以欧美为标杆，要警惕西方知识中心主义，以中国为方法。尽管《作为方法的中国》批判的是日本学者对近代中国研究的观念，但沟口提出的方法论却是放之历史研究、学术研究，乃至看待世界的角度都适用且非常值得借鉴的。

“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是整本书的核心内容。通过阐述应如何看待“中国的近代”，检讨日本中国学“没有中国”的问题，重新讨论清末的洋务运动（p294，孙歌），沟口认为要基于基体展开论去认识对象（p55），要把中国/欧洲/日本同样作为构成要素之一，认识世界被相对化了的多元性，创造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p132）。

沟口在评价其他学者认识中国的观点时，已经排除了浅层的“东西方对抗”模式，即以西方论述直接讨论中国史料，或以中国传统特殊性排他对抗西方（p298，孙歌），而指向另外一种在拒绝一般进步史观时可能仍会落入的陷阱。即否定欧洲进步史观，在对日本近代“脱亚”进行自我批判时，把中国推向另一个极端，将其作为亚洲理想的未来而憧憬（p5），此观点以竹内好和西顺藏为例。沟口批判道，即便是“把欧洲式的否定性的中国论反过来重新进行积极的肯定”，也仍然一开始就用了欧洲近代的“透视法”，以发现“后进”价值的方式陷入了进步的框架之中（p42）。实际上，近代中国与欧洲相比是否落后是一个伪命题，清末中国可以和现代中国比，但中国和欧洲和日本的比较只是数据的比较，和“落后”即文明、历史的质无关，沟口这样陈述。所以基体展开论即意为，以基体自身的内因为契机的辩证法式的展开（p55），简而言之，即基于研究对象本体而进行的研究。

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在探讨某外来理论的本土化时，要理解该理论产生的背景和语境，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及特点进行分析。分析时不是原理论的直接套用，也不是改良后的测试，是找到理论产生的缝隙/涌泉点，借鉴该视角来发展自己的理论。最近的一场讲座上，黄懿慧教授在研究华人社会的公共关系时，发现西方的相互控制、信赖、满意、承诺等指标并不能完全衡量，便加入了东方的“人情”和“面子”，进而发展出“关系主义”及其测量，即是很好的本土理论发展。

孙歌在最后《中国如何成为方法》的书评中说，《作为方法的中国》是沟口论战性最强的一本，但其目的在于推进问题而非战胜论敌。想要知道沟口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方法论进行中国近代研究，还得阅读他的其他著作，相信会有对历史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