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福斯使命，抑或叙拉古诱惑?
——评论兼译后小记
马克•里拉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欧洲思想史学者，被誉为美国自由主义阵营的一支健笔。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他在欧美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03年2月美国对伊开战之前，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同时登载了7位学者的文章，探讨战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除了马克•里拉之外，撰文者包括德沃金（Ronald Dworkin）、巴特勒（Judith Butler）、罗蒂（Richard Rorty）、马加利特（Avishai Margalit）、韦奇伍德（Ruth Wedgwood）和盖德明（Jeff Gedmin），都是重量级的人物。不过马克•里拉并未就此走入中国人的视野，多数人的眼球恐怕很快被3个月后由更为熟知的人物——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等发出的“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的所谓“新七君子宣言”吸引去了。
事实上，里拉在《时代周刊》上的文章颇具意味。他开门见山的声明，他反对布什政府计划中的战争，但是他似乎更强烈的反对那些以错误的理由而反战的人群。在另外一个场合，他甚至还针对以君特•格拉斯为代表的欧洲知识分子掀起的反美情绪，指出一些欧洲知识分子的言行已趋向极端主义，而这几乎是整个欧洲知识界的传统，那些近代欧洲知识界的英雄无一不是极端主义者，尽管一些思潮已经失去了主流地位，但这种传统依然在发挥着作用，吸引着新一代的信徒，滋生出新的运动。这些言论也是对本书基本立场的一个直接呼应。显然，我们很难把马克•里拉看作一个书斋型学者，而他乐于并擅长探讨的所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的问题，重点不在于他们是否应该参与，而是如何参与，以怎样的立场参与。
马克•里拉1956年生于底特律，在新教背景的家庭中长大。80年代早期，他曾在新保守主义期刊《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做过编辑，后来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宗教、政治和现代性。据他说，自己曾在欧洲生活三年，亲历东欧89年事件之后开始远离新保守主义，反观美国政治时也从此多了冷静，少了愤怒。他的论题跨越政治和神学，其身份也堪称介于学院与新闻媒体之间。多年来，他为纽约书评和其他刊物撰稿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执教的时间。他讲究“精读原典”，著有《G.B•维科：一个反现代者的形成》（1993），编有《新法兰西思想：政治哲学》（1994），《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2001），其关于欧洲知识分子和现代政治生活的文章频繁见诸书评报端。据悉，明年还将有一部著作《The Stillborn God》（早夭的上帝）问世，依旧探讨欧洲宗教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张力问题。
近年来，里拉在《纽约书评》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先后发表文章，所涉人物，诸如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卡尔•施米特、本雅明、福柯、科耶夫、德里达和柏拉图，无不是欧洲乃至世界思想界的巨擘，而文论的主题则愈加明晰，直指知识分子面对政治的众生态。2001年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即成本书。次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专门在波士顿举行圆桌会议探讨此书，更引起学界广泛关注。03年，本书再版。
里拉拿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开刀，显然不是赶80年代起便流行的“污名化”知识分子的潮流，更非号召 “反智”。乍看来，本书似乎和不久前国内引进翻译的Paul Johnson的《知识分子》有些“家族相似”，但与后者潜入私人生活细节不同，《遇到政治》开宗明义，将知识分子置于政治的聚光灯下。他声称写下这些文章完全是“失望感”的驱动，因为他失望的发现，这些思想者在政治上存在着瑕疵，而这些瑕疵对于知识分子肩负的使命而言可谓是致命的。里拉是“认真对待”知识分子的，在他看来，德雷福斯使命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应有之义，而且容不得半点滥用、错用和怠用，不能决绝于叙拉古的诱惑，便很容易沦为一种助纣为虐。而在另一方面，与《知识分子》的观点不谋而合，里拉亦将知识分子对暴力暴政的态度，作为判断的关键性标准。在后记中，他毫不隐讳的将20世纪的欧洲暴政主要归结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于是便不难解释，何以除了海德格尔、施米特等早已“臭名昭著”的亲纳粹分子外，不计后果有辱使命的黑名单里又添加了科耶夫、德里达、本雅明、福柯等人这一巨大的悬念。
作为长期观察欧洲智识文化的美国人，里拉认为，相比起奉行移民政策的美国已然形成的宽容文化，欧洲始终缺乏温和的智识传统。而避免这种偏激的出路，作者毫不含蓄的给出了自己的立场，并且以一种不甚宽容的方式，批判着自由主义文化之外的其他生活组织形式。这样一种决绝的态度，与其宽阔的视野，别具慧眼的洞察，形成有趣的对比。而文本内含的紧张，又似乎更容易激发读者思考的动力。况且，借美国学者的眼睛审视20世纪的欧洲知识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毋宁是一个微妙的角度，视野所及之角落，恐怕是通过对欧洲或美国的“直视”所无法轻易抵达。
只是，翻译有别于阅读，译者由于翻译而使自己更大程度的附着于文本之上，倘使译者的性情与文本的观点之间发生冲突，就像爱情的花朵凋谢于充分了解之后，翻译的结束，似乎暗示着情感上的解脱。而这样一本译著的性格，并非因为语言的转换，而是在另一种文化背景的映衬下鲜明起来。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于中国亦然，但事先为知识分子划定价值标签，出身于西方自由社会的作者，守护自己所信赖的价值，本无可厚非。然一旦移译它地，那种将非自由主义文化以外的其他价值，简单的划为政治禁忌，不能不为读者细查。
合作翻译，是本书两名曾经同窗、同寝室的译者，诸多共同夙愿之一。而此次跨越千山万水的合作则多少有赖机缘巧合。尽管难免要归功于现代网路技术超越了距离，但若非此距离，就无从晓得友谊的价值与珍贵。而友爱或可看作是本书译者，在文本之外对知识分子遭遇政治困境的补充……
马克•里拉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欧洲思想史学者，被誉为美国自由主义阵营的一支健笔。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他在欧美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03年2月美国对伊开战之前，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同时登载了7位学者的文章，探讨战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除了马克•里拉之外，撰文者包括德沃金（Ronald Dworkin）、巴特勒（Judith Butler）、罗蒂（Richard Rorty）、马加利特（Avishai Margalit）、韦奇伍德（Ruth Wedgwood）和盖德明（Jeff Gedmin），都是重量级的人物。不过马克•里拉并未就此走入中国人的视野，多数人的眼球恐怕很快被3个月后由更为熟知的人物——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等发出的“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的所谓“新七君子宣言”吸引去了。
事实上，里拉在《时代周刊》上的文章颇具意味。他开门见山的声明，他反对布什政府计划中的战争，但是他似乎更强烈的反对那些以错误的理由而反战的人群。在另外一个场合，他甚至还针对以君特•格拉斯为代表的欧洲知识分子掀起的反美情绪，指出一些欧洲知识分子的言行已趋向极端主义，而这几乎是整个欧洲知识界的传统，那些近代欧洲知识界的英雄无一不是极端主义者，尽管一些思潮已经失去了主流地位，但这种传统依然在发挥着作用，吸引着新一代的信徒，滋生出新的运动。这些言论也是对本书基本立场的一个直接呼应。显然，我们很难把马克•里拉看作一个书斋型学者，而他乐于并擅长探讨的所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的问题，重点不在于他们是否应该参与，而是如何参与，以怎样的立场参与。
马克•里拉1956年生于底特律，在新教背景的家庭中长大。80年代早期，他曾在新保守主义期刊《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做过编辑，后来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宗教、政治和现代性。据他说，自己曾在欧洲生活三年，亲历东欧89年事件之后开始远离新保守主义，反观美国政治时也从此多了冷静，少了愤怒。他的论题跨越政治和神学，其身份也堪称介于学院与新闻媒体之间。多年来，他为纽约书评和其他刊物撰稿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执教的时间。他讲究“精读原典”，著有《G.B•维科：一个反现代者的形成》（1993），编有《新法兰西思想：政治哲学》（1994），《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2001），其关于欧洲知识分子和现代政治生活的文章频繁见诸书评报端。据悉，明年还将有一部著作《The Stillborn God》（早夭的上帝）问世，依旧探讨欧洲宗教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张力问题。
近年来，里拉在《纽约书评》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先后发表文章，所涉人物，诸如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卡尔•施米特、本雅明、福柯、科耶夫、德里达和柏拉图，无不是欧洲乃至世界思想界的巨擘，而文论的主题则愈加明晰，直指知识分子面对政治的众生态。2001年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即成本书。次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专门在波士顿举行圆桌会议探讨此书，更引起学界广泛关注。03年，本书再版。
里拉拿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开刀，显然不是赶80年代起便流行的“污名化”知识分子的潮流，更非号召 “反智”。乍看来，本书似乎和不久前国内引进翻译的Paul Johnson的《知识分子》有些“家族相似”，但与后者潜入私人生活细节不同，《遇到政治》开宗明义，将知识分子置于政治的聚光灯下。他声称写下这些文章完全是“失望感”的驱动，因为他失望的发现，这些思想者在政治上存在着瑕疵，而这些瑕疵对于知识分子肩负的使命而言可谓是致命的。里拉是“认真对待”知识分子的，在他看来，德雷福斯使命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应有之义，而且容不得半点滥用、错用和怠用，不能决绝于叙拉古的诱惑，便很容易沦为一种助纣为虐。而在另一方面，与《知识分子》的观点不谋而合，里拉亦将知识分子对暴力暴政的态度，作为判断的关键性标准。在后记中，他毫不隐讳的将20世纪的欧洲暴政主要归结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于是便不难解释，何以除了海德格尔、施米特等早已“臭名昭著”的亲纳粹分子外，不计后果有辱使命的黑名单里又添加了科耶夫、德里达、本雅明、福柯等人这一巨大的悬念。
作为长期观察欧洲智识文化的美国人，里拉认为，相比起奉行移民政策的美国已然形成的宽容文化，欧洲始终缺乏温和的智识传统。而避免这种偏激的出路，作者毫不含蓄的给出了自己的立场，并且以一种不甚宽容的方式，批判着自由主义文化之外的其他生活组织形式。这样一种决绝的态度，与其宽阔的视野，别具慧眼的洞察，形成有趣的对比。而文本内含的紧张，又似乎更容易激发读者思考的动力。况且，借美国学者的眼睛审视20世纪的欧洲知识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毋宁是一个微妙的角度，视野所及之角落，恐怕是通过对欧洲或美国的“直视”所无法轻易抵达。
只是，翻译有别于阅读，译者由于翻译而使自己更大程度的附着于文本之上，倘使译者的性情与文本的观点之间发生冲突，就像爱情的花朵凋谢于充分了解之后，翻译的结束，似乎暗示着情感上的解脱。而这样一本译著的性格，并非因为语言的转换，而是在另一种文化背景的映衬下鲜明起来。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于中国亦然，但事先为知识分子划定价值标签，出身于西方自由社会的作者，守护自己所信赖的价值，本无可厚非。然一旦移译它地，那种将非自由主义文化以外的其他价值，简单的划为政治禁忌，不能不为读者细查。
合作翻译，是本书两名曾经同窗、同寝室的译者，诸多共同夙愿之一。而此次跨越千山万水的合作则多少有赖机缘巧合。尽管难免要归功于现代网路技术超越了距离，但若非此距离，就无从晓得友谊的价值与珍贵。而友爱或可看作是本书译者，在文本之外对知识分子遭遇政治困境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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