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生，焉知死”——《宗子维城》随想

去年在微博上见偶像许宏老师推荐美国学者罗泰的《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亦步亦趋”，自然不读不快。这本书对于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难度实在很大，也要读到最后才明白《宗子维城》这个题目的用心。虽然并没有能力对本书的立论做商榷臧否，但是读的过程中难免有些胡思乱想，自觉收获颇丰。

这是一本让人眼界一新的书。作者从考古证据（而非文献）的角度去试图还原“孔子时代”的社会面貌，尝试去理解从西周定鼎（公元前10世纪）到秦灭六国（公元前221年）这700余年间，“华夏”之邦经历了怎样的宗教、政治、文化变迁，以至最终走向合一的文化面貌和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孔子说：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不知生，焉知死” “敬鬼神而远之”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这些熟悉的儒家哲学，如果放到罗泰所构建的社会变迁中去，则另有一番滋味可以体会。 在全书的引言中，罗泰就抛出了一个异于常识的观点：孔子所推崇的，在西周早期就确立的“周公礼乐”只是“一个历史的虚构”，孔子及弟子所倡导的政治社会秩序（礼），是在经历西周中晚期和春秋中期两次宗教和政治改革后，对前人思想的系统化整理和反思，“给当时的历史变革以哲学的表达”。作者反复提到，他所主张的2次重大改革都不曾见于任何中国的古代文献，他的判断依据完全是从考古材料出发的。 在一到三章中，罗泰通过分析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的考古材料（主要是墓葬和窖藏的青铜器）在器物类型、纹样、组合上的变化，试图推论“这些青铜容器背后的思想观念和它们的礼仪用法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在此部分，作者选用了： 1、周原庄白一号窖藏中的青铜器及铭文，从约1050BC-770BC东迁之间变化； 2、宝鸡[弓魚]国氏族（姬姓姻亲）墓地（西周早-晚期）葬制及出土随葬品的变化； 3、曲沃天马-曲村晋国（姬姓）氏族墓地（西周早-春秋早期）葬制及出土随葬品的变化； 4、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姬姓）氏族墓地（西周晚-春秋早期）葬制及出土随葬品的变化； 5、上马氏族墓地葬制及出土随葬品的情况。 从中作者指出，“周公制礼乐”并不存在，西周早期一直沿用了商的礼制，表现在多用高浮雕兽面纹的酒器，也尚不存在后世使用的鼎簋组合标准。而在西周中晚期，酒器广泛被食器取代，礼器装饰变为浅浮雕几何化的动物纹，固定的鼎簋组合等级出现。这一变革逐渐在西周晚期固定下来。因此作者主张，西周的宗教和政治思想，在早期延续了商代“萨满教”饮酒“通灵”请祖先回归，狂乱的“狄俄尼索斯型仪式”，而在西周中晚期改革之后，转变为通过向祖先供饭反复确认生者彼此之间的等级关系，理智优雅的“阿波罗型仪式”。这种转变背后，不仅代表着“贵族社会的全面重组”，而且代表着宗教和哲学上的思想改变。通过礼器铭文的变化，作者甚至猜测，在本次改革前后“人们全面改写了西周早期王室的历史”。 在四到六章中，罗泰继续分析了，在西周时期，周文化圈对外的持续扩张和对内的不断融合。作者选取了几处西周时期的“周”和“非周”杂处地区的考古学证据，包括：洛阳北窑墓地；曲阜鲁国故城内墓地；长安张家坡邢侯墓地；曲村晋侯墓地113号墓；东周时期的秦墓；山东半岛莒国墓地；河北灵寿中山国墓地；安徽寿县蔡侯墓地和更广大的周文化外围地区的一些例证。 作者在其中否定了过去常见的以墓地位置、形制规模、墓主头的朝向、陶器组合等指标评估“周”与“商遗民”之间的差异，认为只有是否存在腰坑与陶器类型（如分档鬲和瘪裆鬲）具有区分价值。而在周文化圈内部，不同的姬姓及同盟部族之间文化上的差异长期存在。“异族一方面保留”自己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又逐渐接受了“周”的“核心礼仪”。随着人口的增加，周文化随着周人的迁徙不断向外扩张，接触和影响了“夷狄”的文化。 虽然在早期，由于文化和经济地位的差异，早期“非周”部族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保留了自己的葬仪及其代表的等级关系，但是到西周中晚期，这些差异都消失了。在西周中晚期的宗教政治改革之后，基于前期的不断融合（无论是对外的同化还是内部的融合），“制度系统化”之后，原本的宽容度逐渐消失，“更不能或不愿容纳外来者”，为后世夷夏之防之滥觞。 之后第七至九章，作者讨论了他主张的春秋中期（孔子出生之前）巨大的宗教文化变革。在这部分的开始，作者比较西周时期和其后的青铜器铭文写作上的变化。提出西周时期的祖先祭祀，还重在相信祖先之灵的降临和其对子孙福祉的帮助。生者和死者之间“兼容、团结与沟通”。而其后的铭文逐渐韵律化和格式化，象征着祖先之灵的远去，而政治意义，即现实世界秩序与团结的确认，逐渐变成青铜礼器的唯一价值。及至战国时期明器普及，标志着“死者”和“生者”之间的彻底断裂，“祖先之灵”并不再被期望返回生者的世界。就像《礼记·檀弓上》中所述：“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为”。 这种变化的出现，可能主要原因在于随着人口的增长，西周礼制下的祭祀变得越来越不可负担。在这种情况下，高级贵族与中低级贵族在春秋中期分野，在墓葬上表现为“从原来的程度不同转变为类别不同”。符合“周礼”的“特殊组合”为高级贵族所垄断。这种变化与祖先崇拜“合法化价值的失落”相辅相成。 随着经济（主要是商业）的发展，中下级贵族在失去参与祭祀资格的同时，与平民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弥合。过去仅属于贵族的“礼乐”在这种弥合的过程中，通过地位下滑的中下级贵族向平民扩展。平民阶层也开始在墓葬中使用明器的礼器。礼仪的价值向全体成员开放，这与儒家将礼仪的重心从“死者和神灵”转向现实社会，将“等级秩序的礼制”转变为“普世观念的哲学伦理系统”相应。 总结全书，作者构建的“孔子时代”，首先是在西周中期，周人彻底脱离“商”祭鬼通灵的“狄俄尼索斯型仪式”，赋予祖先祭祀以新的形式与意义。周贵族阶层在祭祀活动之中，通过礼制，确立了现实社会中的等级关系。这种礼制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周统治区域内的贵族阶层中得以横向地贯彻。进入东周时期，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必然调整。祖先祭祀的宗教含义逐渐淡化，经过春秋中期的改革，严格的祭祀礼仪被高级贵族垄断。随着中下层贵族和平民阶层的融合，“与周礼相对应的社会模式”向下层扩展，“在纵向上囊括了社会等级秩序上的更多群体”。而孔子及门徒，“将这种礼制神圣化和哲学化，并记入经典”。在全书的最后，作者提醒我们，“礼仪的实质是一种表演，并非事物本来如何，而是事物应当如何，所以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认识的周代社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歪曲和被理想化的”。

掩卷回想，这本书特别表现出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不受文献和既有经典的束缚，能“跳出圈外”来审视，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周代近800年，几易其都，社会制度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从这个角度去看，“周公礼乐”这一套“意识形态”在周初就成型，之后700年只是逐渐崩坏，这种想法突然就显得不那么理所当然。周的700多年间，人民繁衍，土地开拓，铁器被广泛使用。实际情况更可能是“周代的礼制规则成系统但并没有僵化”。 在上古世界，商的贵族依然保留了原始宗教，饮酒通灵与祖先对话的传统。旧的祭司阶层（王权）使用的这种方式，消耗了过多的资源。随着人口的压力，“务实”的周人贵族进行改革，原始宗教退场，周人以向祖先供饭献乐的方式，邀请祖先之灵与子孙同在。周人以礼乐和秩序限制了原始祭祀的肆意，以克制的现实主义限制享乐，华夏由此进入了“民以食为天”的时代。这种宗教思想的变化，也让哲学的重心从人与“天”的关系，逐渐向人与人的关系转移。这是由“鬼神”而向“人”，由神秘而向世俗化的转折点。 然而，礼制既成，则很大程度上统治的合法性就由“人”解释和掌握。这实在是一条不归之路。经济的发展带来财富的集中和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扩大直接导致等级失序，权力向上集中，中下层贵族持续下滑，这可能才是孔子说的“礼崩乐坏”的实质。“宗子维城”之后，周礼的宗教意义彻底退场，礼制成为规范社会秩序的伦理价值，且被中国人信奉至今。 当然罗泰的优点也恰恰是他的缺点。在缺少了对经典讨论的情况下，他其实无法构建一个完整的历史，他的构建中必然会加入太多个人的预设。他从孔子的时代向前追溯，难免找到一个符合自己预设的点就予以放大。在书中就表现为彻底否定西周之初的“周公制礼乐”，而弃“殷周变革”的其它史实于不顾。但是依然，西方汉学者这种打破既有的框架的努力，会为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思考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此外，本书的翻译非常好。文字清晰流畅，丝毫没有翻译腔，阅读体验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