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搜求呈现完整原貌：《大唐狄公案：湖滨案》译后记
张凌
本书是高罗佩先生创作的第三部小说。1952年，他在印度新德里写成第一个提纲，为的是最终以中文出版，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状况，直到1957年才重又看过手稿。当时高罗佩先生在贝鲁特担任荷兰驻黎巴嫩与叙利亚公使，出版商希望得到新的狄公案小说，于是他完全重写了此书，并加上一个新的开篇部分，还让丝绸商人变成罪犯，代替了更为可疑的朝廷大臣，虽然自认为此书比《铜钟案》和《迷宫案》更好，但仍觉得过于复杂，篇幅也过长。此书的书稿于1958年7月15日完成，同一时期内也修改了荷文本的校样[1]。1959年，荷文本由荷兰范胡维出版社（W. van Hoeve Ltd.）出版，书名为Meer van Mien-yuan。1960年，英文本由英国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Michael Joseph Ltd.）出版，书名为The Chinese Lake Murders。
本书中的故事发生地汉源，与重庆同为山城，并且位于重庆西北方向。本书中的江北，还有其他书中提到的涪陵，均为重庆附近的地名。考虑到高罗佩先生作为外交官曾经在重庆工作三年的经历，译者认为虽然作者明言所有地名纯属虚构，但仍是其来有自。至于汉源（Han-yuan）为何在荷文本中作Mien-yuan，在此仅做一点猜测：译者在读到高罗佩先生的译著英文本《棠阴比事》时，见有“沔”字，注音为mien，沔水是汉水上游，汉水的源头即沔，因此Mien-yuan或可写作沔源。
本书开篇的楔子，即作为引文的故事，虽然同样是用第一人称写成，却与其他三部中的单纯叙事有所不同，而是采用了迷离错乱、类似呓语一般的自述口吻，手法颇为独特，显示出作者在创作上不断求新求变的探索和进取精神。1989年，台湾《光华》杂志采访高罗佩夫人水世芳女士，访谈录中提到水女士从手提袋中拿出两本刚收到的新书，其中一本是小说《明元湖》，“她翻弄着前几页说：‘我重念了这部小说的第一章，写得好惨啊，我想那时候他一定已经知道自己活不久了。’”[2]此处提及的《明元湖》，当是本书的荷文版。
本书翻译中有两大难点，一是第十回中韩家佛堂内的八八六十四字佛经。高罗佩先生在英文本中，确是用六十四个单词写成，读之令人赞叹，但并未提及具体出处。由于英文佛经是横行书写，而中文佛经理应竖行书写，为了嵌套字谜，便不得不将原书中的棋局按顺时针方向旋转90度。二是第一回末尾处杏花姑娘说的话被刘飞波用读唇术判断一节。原文中运用了英文谐音，杏花说的“老爷”（Your Honor），被刘飞波看作是“咏翰”（Yung-han），如果直译，就无法表达出这层意思，并且即使是情侣之间，直呼其名似也不是中国古人的习惯，因此有必要加以变通处理。这一重要关节处，如果不能表达得准确得当，定会贻为憾事。译者苦思多时，曾以“县太爷”和“韩大爷”相对应，终是不够理想，幸得友人集思广益、热忱相助，丁铭女士提议“韩员外”，于鹏先生指出“韩咏翰”与“汉源”口型十分接近，应设法加以利用，译者受此启发，忽而想到“汉源危矣”，再与“太爷”连用，众友听罢表示满意，方才尘埃落定。特此说明，唯愿读者能够充分体会和领悟到高罗佩先生在创作时的巧妙构思，以及这些妙处对译者将会构成何等艰巨的挑战。
本书第二回中，有一段关于杏花裸胸跳舞的描述，或许会有读者表示难以理解。在高罗佩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关于唐朝的一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值得注意的是，女人的脖子是裸露的，大部分胸部也常常裸露在外，尤其舞女更是如此。葬俑也证明她们只穿一件开胸的薄衫，在胸部下面用一条带子系紧，下为拖曳的喇叭状褶裙。袖子极长，飘甩的长袖在舞蹈中很重要，并常常见于诗文描写。插图9是一个胸部半裸的舞女。但其他葬俑证明，女子常常袒胸而舞。”[3]特地引述在此，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关于本书中提到的花船，高罗佩先生在《中国古代房内考》关于明代的章节中亦有记述，“南京的妓院区中最出名的是秦淮，它是因位于秦淮河畔而命名。姑娘们多数时间是住在设备豪华的水上妓院，即画舫之中。船板上有歌舞助兴的豪华宴会，而客人则可以在船上过夜。明代作家余怀（1616-1696年）留下了一篇忆旧之作，描写秦淮一带才貌双绝的姑娘，题目是《板桥杂记》。他把这个地方称为‘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与秦淮‘画舫’齐名的是苏州‘画舫’，还有扬州的‘画舫’。”[4]
关于白莲教，除了作者后记中的说明之外，在此还想补充一点相关资料。1946年，高罗佩先生在重庆的荷兰驻中国使馆工作时，曾经写过报告《中国的秘密团体生活》，描述了最主要的几个团体的历史背景，成为了关于中国秘密团体的标准著作，其中提到“在中国的华北和华中，白莲教影响很大，在中国西部是哥老会，在华南是三合会（该团体在荷属东印度作为三点会出名），大运河沿岸和东南部沿海地区是红帮和青帮。”[5]从当年同事好友的回忆中，表露出高罗佩先生本人似乎也与哥老会存在某种联系，“他与在哥老会担任要职的冯玉祥将军是同一个琴社[6]的成员，该关系是否通过冯将军建立的呢？然而，高罗佩在民众中的一切阶层有许多渠道，他也有可能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渠道建立了这种关系。他认识小商贩、小餐厅和妓院的老板，而他们也拥有各种神秘的关系。这一点也适用于我们大使馆的司机，他有时也向高罗佩提供有用的信息。高罗佩生活在各种不同的圈子里，它们互相不接触，互相不认识，这也许是永远不会被破解的围绕他个人的许多奥秘之一。”[7]2011年9月，学者施晔女士曾在荷兰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与高罗佩长子高惠联（Willem van Gulik）先生见面晤谈，施女士问道“您的父亲和中国各阶层的人都有广泛的交往，包括秘密社会的人，是吗？”高惠联先生答复曰“他在来中国之前，就从中国驻日大使馆文化参赞王芃生那儿了解了很多有关中国社会各方面的信息。他很乐意了解并融入中国社会。在重庆时，他拒绝住在能躲过日本人炸弹、安全系数高的山上，宁愿住在市中心，这样方便他与重庆各阶层人士的交往。”[8]读者自会发现，在狄公案系列小说中，有许多关于秘密帮会与社会下层的真切描述，译者曾经以为这些或是高罗佩先生从中国古籍与文学作品中得来的知识和印象，看过传记资料后，方才明白并非如此。他对于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广泛深入了解，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和想象的程度，并且善于发挥自身博闻强记的长处，在创作中，时常将当年耳闻目睹过的点滴经历诉诸笔端。虽然他借用过不少中国古典素材作为小说的主线情节，但是在惊险曲折的勘案过程中，亦加入了许多生动活泼的细节，运用白描手法，寥寥数笔便勾勒出特色鲜明的人情或风物，显示出对于中国社会生活、中国人言行举止乃至心理思维的深刻洞察与理解，亦是这一系列小说的极大魅力与价值所在，值得久久回味。
在施晔女士与高惠联先生的谈话中，高先生还提到高罗佩先生曾与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交流和探讨过侦探小说的创作问题，“我们还收藏有她写给我父亲的信，说她已收到父亲寄给她的最新的狄公案小说，她非常喜欢，《湖滨案》中的插图尤其棒。”[9]
然而，受到侦探女王称许的插图，却是得来颇为费工夫。在进行翻译之前，译者原本打算选择通行的芝加哥大学版英文本，不料该版本中仅收有三幅图片，即汉源全景图、花船平面图与棋谱，有作者所写的前言却无后记。在对比同一系列其他几本书的体例时，译者不禁生出疑问，于是又购入了2005年Harper Perennial版本，其版权页注明使用的是1960年Harper & Brothers硬皮精装版本，书中果然有插图与作者后记，但又缺少汉源全景图，于是只得兼收并蓄，对比二书的前言，又发现芝加哥大学版中删去了最后一段内容，即“后记中有关于中国古代司法体系的简要介绍，还有关于此书中一些特殊内容的评议，并附有中文资料来源说明。”后来友人提供了在荷文本中意外发现了花船全图，此图在上述两种英文版中均缺失。译者近日又找到1960年出版的Harper & Brothers硬皮精装本，最前有汉源全景图，最后有花船全图，二图皆是一半印在硬皮封面与封底上，另一半印在普通纸页上，猜测或许是这两张图片处理起来颇不方便，于是在2005年重印时被删去。Harper Perennial版虽然删去了两张图，但是前言未改，第四段中仍保留有关于花船全图的信息，译者当时不明就里，难怪觉得十分不解；而芝加哥大学版则是将相关的图文一并删改，手脚做得更加干净利落。外文版本居然也如此扑朔迷离、暗藏玄机，实在出乎意料，唯愿多方搜求后，能够最终呈现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原貌。
关于本书前言中提到的希拉里·瓦丁顿（Hilary Waddington），高罗佩先生在自传稿中曾有如下记述：“希拉里·瓦丁顿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印度考古局留用的惟一的英国人。……他酷爱侦探小说，很高兴地读了我的《铜钟案》和《迷宫案》。当我在德里写完了第三本即《湖滨案》后，希拉里逐章读了该书，还画了最后一页的花船图。”[10]根据前言所述，花船全图与第三回中的花船平面图皆是出于此君之手。
在高罗佩先生自撰的荷文本中，花船全图在书前，汉源全景图在最后。此外，还发现了一件趣事，即第五回中的棋谱荷文版与英文版明显不同，现附录于下：[此处插入荷文版棋谱]
由此可见，在面对如何用不同语种的佛经来嵌套字谜这一难题时，高罗佩先生采取了一种十分巧妙灵活的解决方式，即改变棋谱中的棋子布局，虽然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黑子的位置，不过为了模拟真实的棋谱，白子的分布亦做了相应改动。至于前文中提到的读唇术一节，高罗佩先生在荷文版中亦是如法炮制，将韩咏翰（Han Yung-han）命名为Han Ye-sie，与荷兰语中的Excellentie（意为阁下）一词谐音。无论如何，尽量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作者的各种思路与技巧，对于翻译总是大有益处。在此感谢提供所有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荷文版资料的于鹏先生。
本书中的三个女性杏花、韩柳絮与刘月仙，在高罗佩先生的笔下性格各异、栩栩如生，尤其是第十六回中马荣乔泰远赴三橡岛、刘月仙在船上机智应对贼酋一节，极其生动地描绘出一个有勇有谋的巾帼英雄形象。韩柳絮之名，猜测是来自“柳絮才媛”，出自东晋才女谢道韫咏雪诗的典故[11]，女子的非凡才华从此被称为“咏絮才”。至于梁孟光之名，猜测或是来自东汉时“举案齐眉”的梁鸿、孟光夫妻，不过更可能来自三国时的蜀汉大臣孟光，此公官至大司农，九十多岁时逝于家中，恰与本书中的细节相合。第十四回中张虎彪自述由于生性胆怯而投湖自尽未遂的情节，似是借鉴了钱谦益因为“水太冷”而未能投水殉国的轶事。张虎彪别号“竹林生”，原文为Student of the Bamboo Grove，似是来自著名的“竹林七贤”。1941年，高罗佩先生曾在日本上智大学出版过《嵇康及其〈琴赋〉》一书，其中论及有关“竹林七贤”的史实，英译名正是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第十九回中提到锦衣卫，或许读者看到此处难免会觉得吃惊。由于高罗佩先生一再强调本系列小说的背景虽是唐代，然而借用的却是明代制度与风俗，且本书开篇的楔子亦为明代背景。在明代小说《西游记》第六十二回中，唐僧师徒路过祭赛国，国王就曾提到过“锦衣卫”一职。考虑到这一点，读者或可稍稍予以理解和接受。
2018年9月
[1] [荷兰] C.D.巴克曼、[荷兰] H.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219、220页。
[2] 王家凤著：《天才之妻——高罗佩夫人水世芳》，严晓星编：《高罗佩事辑》，海豚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
[3] [荷兰]高罗佩著，李零、郭晓惠、李晓晨、张进京译：《中国古代房内考》，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81页。
[4] 《中国古代房内考》，第289、290页。
[5]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129页。
[6] 即天风琴社。
[7]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131页。
[8] 施晔著：《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56页。
[9]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第460页。
[10]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187页。
[11] 出自《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议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弈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谢太傅即谢安。胡儿即谢朗，是谢安次兄谢据的长子。谢道韫是谢安长兄谢弈之女。王凝之是王羲之的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