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性》：我与诗一起进入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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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欲望（因友谊而加倍的焦虑）得到了如此完美的餍足，我由此而绝望。 ——《第一部分 老鼠的故事》
狄安努斯日记，第一本日记，第二本日记，这是确定的文本；“我”和神父A、女人B，是确定的男人和女人；那一刻，所有的关系都在展开，是确定的时间；确定而成为必要，会在老鼠过街的时候，掌控住所有的一切，甚至，连那一刻由大腿根或乳根而拥有的裸体温柔，也触及到了无限。但是，无限的背后，真的也是确定的存在？无限到底会不会通向有限？
似乎就有了两种状态，欲望在无限中得到了满足，裸体世界仿佛是进入到了那个风月场所，所有的女人都脱去了衣服，在只展现自身肉体的情况下，欲望散发着它原初的味道，所以那一刻可以得到完美的餍足，它触及无限；但是，当这无限是通过有限而产生的，不管是全裸的风月场所，还是欲望展现的尺度，在脱去衣服的那一刻即是终结，它将以逆向的方式回到原点：女人们会穿上衣服，会离开风月场所，会让我一个人留在那里，空空荡荡——有限趋向了无限，无限返回了有限，而有限之后的空空荡荡，又变成了无限，所以“我由此而绝望”便再次成为一个探及底部的状态，它是一种停滞，一种终结，一种被确定的有限。
但是，这个令人绝望的时刻产生，除了“我”作为记载日记的狄安努斯是一个确定的人之外，至少保留了两种不可能性：A和B。一种字母，一种缺省，赋予这两个字母的是“耶稣会士”和“赤裸的女人”这两个身份之外，似乎再无其他。如果从狄安努斯的日记里找寻线索，A可以延伸出以下的特点，身体又瘦又长，涂过圣油，也喜欢脱了神袍而成为赤裸的人，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教堂里讲述和上帝有关的真理；但是在“我”看来，他却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已经习惯最疯狂的可能性，并看透了一切……”他深入研究必要性的生活长达十载，但是却缓慢学习如何伪装，如何令精神脱节，实际上他是一个冷漠的男人，“像僵尸般的。”
同样，从日记的部分叙述来看，B也有确定的属性，一个性感的女人，总是用赤裸的方式出现，仿佛在展开身体的过程中“触摸”了真理。A和B都曾经独自居住，他们确定的生活和身份，其实在“我”面前慢慢变成了一种含混状态，“甚至经常，我们三人像疯子一样笑成一团。”这是一种不可能性的开始：曾经独自居住的A和B，不停令我着迷的B，记忆中A注视着赤身裸体的B……在这个含混的关系里，其实当被“我”记叙下来的时候，中间人物必然变成了我：我迷上了B，无论是肉体还是她的经历，“我想象一根巨大的钉子和她的赤裸。”当那一刻用大腿根和乳根触及无限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我的想象？是的，B总是在我的想象中存在，就像我在风月场中靠裸体而迷失，靠迷失而达到高潮。而这一种想象之出现，便是缺省的弥补，或者说是一种不可能性导致的仇恨。
“我是个不幸的人，一个孤独的残疾人。”残疾是身体上的缺省，它无法抵达一种正常的状态，所以到处是不可能性，在这种不可能里何来满足，何来欲望的释放？在妓院里脱去女孩的衣服，以及酗酒，都是一种迷失达到的高潮，“我跟我的朋友不同，我嘲笑一切规矩，从最低级的事物中获得乐趣。”在我看来，正常的欲望满足就是一种规矩，一种秩序，所以嘲笑也成为抵达高潮的方式之一。但是在对B上，我却一直把它命名为“爱”——超越欲望，超越身体，向着真理之路前进。
悖反就是这样出现的，当我把和B的感觉命名为爱，却又被B从爱的世界里剔除，B的逃离便构成了我的无力感，“无论如何她都会逃离我，因为我身上最病态的一点是，我希望她这样做，希望我的爱足够不幸。”而这样的做法，我却给予了某种合理的解释，因为我注定是被她蔑视的，蔑视和失望，与我想要的爱和善意构成了一种逻辑关系，那就是，“她曾想从我这里获得不可能性。”不可能性的存在是一种合理性，就像绝望返身而成为深渊的底部，爱而转变为厌烦，它们总是相辅相成。
B的爱是她想要的不可能性，B的离开是不可能性变成必然，而在B离开之后，这种不可能性会向何处发展？六天的沉寂之后寄来的那封信，是B的一个必然的决定：“有点受伤，我用左手写的。”还有噩梦中的场景，还有那一声“再见”，还有“吻一下神父”。神父A说起了在公寓里和B在一起的情境，他们是在街上搭讪之后回到公寓的，穿着僧袍，喝了点东西，然后像信中所说到的那个吻一样，成为“感官的极度混乱和假装的灵魂升华”，在A的讲述中，“B被魅惑，触摸了他的真理。”是脱去了一切外在遮挡的魅惑？还是表达本真自我的真理？那一刻就这样发生了，然而在我的世界里，那一刻完全变成了一种戏谑：“这两者的结合逗乐了我们，他像酒精一样令我们着迷。”
这种着迷是不是和B在我身上想要获得的不可能性一致？不可能性其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和我的残疾，和B的裸体，和A的谎言一样，构成了缺省的状态，但是B的离开和A的公寓，以及戏谑的结合，对于我来说，造成了另一种可能性：“爱到这种程度就是病了。”我说自己喜欢生病，把爱当成生病的状态，是一种可以抵达高潮的迷失，它一直是我趋向于欲望的解决方式，但是当B和A在一起，这种爱似乎就真的变成了病：病而恶化，便是死亡，而我从来害怕死亡——喜欢生病和害怕死亡之间构筑的矛盾，就成为B和A对我的矛盾，前者是不可能性，后者是仇恨，“我害怕死亡，我爱，我以各种方式承受折磨：于是我抛弃我的痛苦，然后说它们在撒谎。”
爱和死亡构成的就是“无意义的意义”，它是梦境，是火焰，是大笑，甚至成为最顶端叫做“哲学”的东西——不是肉体之爱，不是宗教信仰，“归根到底，这个意义不就是每个特殊存在的意义吗？特殊存在从其本质说是其他一切存在的无意义，不过唯一条件是这个存在对延续生命的行为不以为意。”但实际上，这样的哲学依旧是含混的，它甚至是用戏谑的方式解构A和B之间关系，或者是这样：“甚至经常，我们三人像疯子一样笑成一团。”或者是这样：“我狂热地拥抱她，我们的嘴唇碰到一起。”或者是这样：“我写作的理由是触及B。”
B已经不在场了，她在我的书写里，在我的想象中，甚至在我设置的场景里，“在这由无能构成的迷宫（四面八方是谎言），我忘记了拉开帷幕的时刻。”那里的N掀起裙子，那里的E在镜子里笑，而我冲过去，“吻住嘴唇，乳房从裙子里蹦出……”夫妻关系的N和B，以及一个我，正像魅惑的A和B一样，成为我日记里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如何通向真正的不可能性？“这焦虑要求一种可能性，既吸引我，又令我害怕。”不可能性其实是一种绝望的前奏，它会演化为仇恨，继而成为一种暴力。B在我身上想要获得的不可能性在离开中变成了对我的仇恨，在那一个吻里变成了暴力，而我对于爱的不可能性，在日记中变成了仇恨，在那一个讲述的故事里则变成了关于老鼠的故事的暴力：死去的X曾在旅店里用别针戳穿老鼠的心脏。
老鼠一开始是不可能性的象征物，它是无法掌控的，但是X却轻易将它捕获。，并且戳穿了心脏，满足了暴力的欲望，“极端的奉献是虔诚的反面，极端的邪恶是快感的反面。”实际上这种暴力的邪恶就是在解构一种确定的东西，比如信仰，比如爱，比如哲学，“我还看到哲学思考是如何叛变的：它无法回应期待，因为它只有一个确定的对象——对其的定义建立于另一个被预先界定的对象上——以致与欲望对象相对立的哲学对象从来只表现出漠然。”所以只有在暴力中，这种哲学对象的漠然才会消失，也只有解构了信仰、爱和哲学，在逻辑之外建立的世界才可能有一种叫做真相的东西——神父A是信仰的符号，B是爱的象征，所以他们必须在我的暴力书写中才能抵达真相——欲望和死亡构筑的真相。
暴力的世界是大雪沉睡的夜晚响起的爆炸声，是A在寒冷中撕掉了B的衣服让她赤身裸体，是书写中说到B的父亲狠狠打了她……以及死亡的降临，“而且自然地，赤裸是死亡一—而且尤其因为裸体是美丽的，它‘死’得更为透彻！”死亡变成暴力的最终极形式，它几乎构成了我追求不可能性的唯一办法，“导致我开始想象整个城堡是否都已被死亡笼罩。”A宣布父亲的死讯，同一群乌鸦是B的父亲，而我将一种乱伦关系将B和死者连在一起，“B，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已经成为两个怪物的牺牲品”——以及闯入的N|E和D，也在错综关系里走向暴力式的死亡。
而且，死亡也制造了上帝的缺席？谁来结束暴力，上帝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信仰是永恒的？“我周身散发死亡的温柔，我确信存在一种忠诚”，当我确定赤裸也是一种死亡的时候，连同欲望的不可能性都在这身体的秘密中成为暴力世界的一部分。实际上，这种消融爱和信仰的暴力解决方式，依旧在含混中，A和B，神父和女人，在我的身边出现，在我的身边虚构，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可能：我就是A？
《狄安努斯日记》中的“我”终于在《狄安努斯》中成为一个第三人称，而这个第三人称在“阿尔法主教的记事簿”里——我是阿尔法主教是A？狄安努斯是D？那里记着：“想象一下E背叛了你（你希望只是肉体出轨），现在又因对一个死人，D的爱而自杀！”那里的E在湖边游荡选择自杀，那里的一切都是爱的背叛和生命的死亡。
谁是谁其实并不重要，身份也不重要，身体之残疾与否也不重要，“几乎没有人能避免现在将我囚禁的处境，时间早晚而已；我所产生的疑问，没有一个是生命和生命的不可能性不曾向他们中的每个人提出的。”每个人都在不可能性里，都滋生了仇恨和暴力，甚至都走向了最后的死亡，但是这里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死亡能不能让我们找到真相？或者说，我们在不可能性里是不是还有一种投降之后的统治权？“生命的真实无法与它的反面分开，‘意义的迷失’将我们带至与之相关的幸福。因为我们无法分辨死亡与生命无尽的回光返照之间的区别：我们依恋死亡，正如一棵树通过树根隐藏的网络依恋土地。”意义的迷失，是不可能性的存在，它打开了一条无意义的意义之路：“所以我们只有在模棱两可状态下才能理智地生活。而且，不幸与快乐之间永远不存在彻底的区别：徘徊着的不幸意识始终在场，甚至在恐惧中也在场；可能获得快乐的意识也没有完全被取消，是它令痛苦急剧增加，作为补偿，也是它帮助人们忍受折磨。”
A和B消失了，E和D消失了，狄安努斯的日记消失了，阿尔法主教的记事簿消失了，那个老鼠的故事也消失了，从一种虚构的文本里出来，我便成了乔治·巴塔耶，“现实主义在我看来像个谬误。唯有暴力才能摆脱现实主义经验的贫瘠感。唯有死亡和欲望拥有压迫人的力量，切断人的呼吸。唯有欲望与死亡的极端性才能让人获得真相。”所以从现实开始，从虚构开始，最后在那种谬误中发现了暴力，发现了仇恨，继而寻找欲望和死亡里的真相。在巴塔耶看来，生命就是一场赌博，“像一颗骰子一般，被掷在转瞬即逝的种种可能性的场域上。”可能性就意味着不可能性，无论是可能还是不可能，都是一种法则之外的存在，理智、信仰、哲学、形而上，都是具有自己的法则，而不可能性就变成了诗：“真正的诗在法则之外。但是归根到底，诗接受诗。”
法则之外，不是取消自己的位置，而是留着无意义的位置，这个无意义从不可能性出发，穿过仇恨，穿过暴力，穿过反抗，在一种“空”中书写出意义，而只有诗享受这种荣誉，它是超越自身的存在，超越自然的存在，“诗不是一种对自我的认识，更不是对某种遥远的可能性（对之前不存在的事物）的经验，它仅仅是通过词语，对那些无法企及的可能性的召唤。”所以逃离而寻找，所以无意义而意义，所以不可能性而可能性，所以空无而真相，所以死亡而新生：“我与诗一起进入某种坟墓，其中可能性的无限性诞生自逻辑世界的死亡。”
于是，扔出骰子，于是，面向死亡，于是，撕碎衣服，于是，颠覆规则，于是，跟着巴塔耶一起读出这首用一个句号的终点作为标题的诗：
夜晚是我的裸体 星辰是我的牙齿 我把自己扔到死人堆中 穿着雪白的阳光。 ——《我把自己扔到死人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