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的前因后果

阿伦特曾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引发诸多争议，其中最有名的论证主体有二：一是针对艾希曼的罪行，她提出的“罪恶的平庸性”与其1958年在《极权主义之根源》中所提的“根本性或绝对性之恶”的解释似乎互相矛盾（平庸者如何犯下根本或绝对之恶？）。 有了这个“矛盾”作理论前提，再加上当时发生的几起恶性恐怖主义事件，才有了对“平庸之恶”的大量研究与阐释，并把这个概念由纳粹审判扩大到公共领域中，延伸到极权政体下的政治抵抗，以及公民的责任的承担。 由以上的脉络可知，一切的起点都在艾希曼的那场审判。我们要真正理解“平庸之恶”，首先就得搞清楚它的源头到底发生过什么。 那么那场审判上，审判官究竟遇到了什么难题？ 1，杀人的纳粹官员坚称是在执行国家的命令，属于“组织性之罪行”，合法。 既然合法，支持判决的法理性是什么？还怎么判？ 2，如果战后德国修改了法律，那么改后的法律是否有合法性可以判决先前不存在此法律约束下的战犯？ 3，如果把原来的法律体制定性为“恶法”，并予以废除（或修改），那么原来恶法所统摄下，修订恶法、遵守恶法，并为之效力的官员和人民，是否因此皆为共犯？（集体罪恶） 这几个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如何确立责任以及决定罪行的范围”。这个问题非常不好回答，让当时举行审判的人大费脑筋。 在这样的难题之下，整个二战后的德国陷入一片道德混淆之中。甚至出现了以下这种令人发指的现象： 每个人都承认罪恶是集体的。人人有份。无辜的公民为这种罪恶而感到惭愧，而真正的战犯却借此规避自己的罪恶，“甚至连悔悟的脸色都很少见”。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并对此进行驳斥（是的，你没看错，就是驳斥）。她认为： “身处极权政府的统治，任何公民若非犯下迫害与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则不必要承担这个政体之罪行，也因此不必有罪恶感。” 正因如此，众多犹太人以为她为纳粹余孽说话，她一度被同胞所不齿。 实际上，她还提出一个与之相对应的“齿轮理论”，并对此进行驳斥： “当他们为自己的罪行辩护时，往往辩称自己只是一个小齿轮，全心全意为上级的命令效力。其他人若处于相同的处境，也会做一样的事儿……效忠是最高的政治德行，一旦无所限制，良知的自由将危害每一种组织性的共同体……” 在“齿轮理论”中，官员的存在是“非人格性”的，甚至只具备“机器属性”，所以不必为整个系统的运行结果负责。阿伦特驳斥了这种理论： 罪行应该由个人参与组织的深浅程度、角色、罪行大小来判断。以个人身份承担。无法借由诸如“齿轮”等任何集体性的概念来逃避。 写到此处，才算基本理清了“平庸之恶”这个词的真正内涵： “身处极权政府的统治，任何公民若非犯下迫害与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则不必要承担这个政体之罪行，也因此不必有罪恶感。 罪行应该由个人参与组织的深浅程度、角色、罪行大小来判断。以个人身份承担。无法借由诸如“齿轮”等任何集体性的概念来逃避。”（《责任与判断》） 其实，“平庸之恶”所引发的讨论多如牛毛。我再列举几个供大家思考： 如果每个人在一个组织中都呈现出更多的“非人格性”，那么就会发展成诸如纳粹政体这样的邪恶组织。那如果每个人在一个组织中都呈现更多的“人格性”呢？就缺少了对整个组织责任的承担，从某种情况而言，“组织”二字也就无从说起。但人类毕竟是群居动物，终其一生都在各个组织之间流浪，我们应该怎样平衡个体对自身的“人格化”的期待与集体对自身的“机器化”期待呢？ 如果承担一份责任就要注定丢弃另一份责任，而两种责任都是整个社会良性运转不可缺少的前提，我们又该如何抉择呢？抉择的依据又应该是什么呢？ 再深一步： 重新看我“供大家思考下的第一段”， 我们为什么会自相矛盾？ 到底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让我们自相矛盾？ 照现在的趋势下去，我们最终的走向，是矛的一边，还是盾的一边？这是我们想要的吗？ 就先到这里吧。这只是其他的一个问题而已。

下面是针对相关讨论所给出的一点看法，与本书无关，不吐不快。 其实判断、行动和思考并不是泾渭分明的。用“不在于……而是”的句式稍显不够严谨。阿伦特自己在松特奖的报告中就已经给出过此争论的答案。 她认为判断是非的能力首先基于判断者的自我判断，并使用拉丁名词“人格”的词义本源（通过……发出声音）来隐喻性的指向那种不能“被定义”但“可确定的”“这一个”，它持续存在于行动者为自己在“世界的伟大戏剧”中扮演的角色而戴的可变换的面具里，即判断者不能与那种无我的行动者分开，而这种行动者的独特性只能以其内在的、不可见而可听到的另一面，向他人显现。 再说回“思考”。阿伦特提到过“无限制的思考”，这个词汇实际上是给“新来者”的，只有经过“无限制的思考”，“行动”的意志对“新来者”才有意义。 思考和判断的关系就更为复杂，这里的篇幅讲不清楚。举个例子。阿伦特在关于奥斯维辛的随笔中曾提到过一个和艾希曼不同的人，医生卢卡斯，当把针对纳粹的法律制裁降于审判中这唯一正直的人，且医生显然确实思考了他所做的，并借此认识到做一个赤裸裸的罪恶国家的公民的全部含义时，他为这份认识而感到彻骨的恐惧。他是那次审判中唯一得到这份恐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