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宿命飘忽

任其然/文

如果没有1990年代初电视画面上烧焦的房屋，被随意枪决的人，炸塌的石桥与炮火横飞的萨拉热窝的话，作家与社会活动家丽贝卡·韦斯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巴尔干半岛之旅，恐怕不可能在21世纪仍然获得如此之高的赞誉。《黑羊与灰鹰》脱胎于她1937年为期6个星期的旅途，从北到南覆盖了如今已经不存在的南斯拉夫。她走访了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马其顿。这些地方在那时都是同一个国家，那是历史上第一个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王国的最后几年。在那之后，这个建立不久，在夹缝中艰难维系着巴尔干半岛的君主制国家就在“二战”的炮火中灰飞烟灭，克罗地亚的极右翼“乌斯塔莎”军事组织与纳粹德国合作建国，大规模屠杀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人也组建“切特尼克”对克罗地亚人展开报复，“一战”前的“欧洲火药桶”又陷入血的漩涡。

半个多世纪后，另一个南斯拉夫也在冷战结束的嘈杂声中四分五裂。“乌斯塔莎”和“切特尼克”的名字又一次在巴尔干半岛出现了。这次是不同的民族指责对方像“二战”中的屠杀者。杀戮又一次发生了，在零散的军事行动里发生，在仍然代表着南斯拉夫“法统”的武装部队围攻克罗地亚城镇时发生，在克罗地亚人调转枪口背叛他们的波斯尼亚穆斯林盟友时发生，在波斯尼亚穆斯林部队和塞族武装作战时发生，在克族“驱逐”境内居住了几个世纪之久的塞族人时发生，也发生在塞族武装攻陷联合国设置的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区时——1995年7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小城镇斯雷布雷尼察，超过5000名波斯尼亚人在寒冷的冬天被塞族武装有组织集体杀害。这场杀戮促使美国放弃了两边观望的态度，一边倒的站在了波斯尼亚穆斯林一边。时任参议员的乔·拜登在国会激烈陈词，要求克林顿政府介入干预。

新的战争与杀戮让《黑羊与灰鹰》再一次声名大噪。写下《巴尔干两千年》并坚决主张美国介入巴尔干的知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把韦斯特的游记作为写作范本。甚至有轶闻说，比尔·克林顿也是《黑羊与灰鹰》的忠实读者，并依据韦斯特的描述制定政策。

轶闻常常不可靠。而且，韦斯特造访的那个第一南斯拉夫，和1990年代消散的第二南斯拉夫，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他们的悲剧命运，也结束于两个太过迥异的时代。在1937年，很明显，欧洲“一战”后的自由主义秩序已经行将就木，极右法西斯政党在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夺得政权，在波兰、法国、匈牙利等地蠢蠢欲动；另一边，进步知识分子连同欧洲的工人阶级几乎抛弃了自由主义，望向苏维埃的新世界。而到了“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美式自由主义已经觉得自己大获全胜，走到了历史的终结点上。如果说第一个南斯拉夫失败后的流血是欧洲大陆集体疯狂的一部分的话，第二个南斯拉夫流下的血，就是想象中玫瑰色的自由主义后冷战秩序的第一次残酷幻灭。更何况，第一个南斯拉夫是从议会民主制过渡到君主独裁专制的；第二个南斯拉夫则是从铁托的威权政治一路走向1980年代的邦联化、分权化、地方化。

但这两个南斯拉夫维系一体的条件又是相似的。它们都扮演着国际紧张局势中稳定巴尔干半岛、实现大国之间平衡的角色。第一个南斯拉夫在“一战”后欧洲民族解放浪潮中奇迹般团结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三个族群。这样的联合，要拜长期以来匈牙利与奥地利对巴尔干半岛的压榨和威胁所赐，也多少是因为德国、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与意大利等国需要在火药桶地带拥有缓冲。等到欧洲局势突变，力量平衡翻转，纳粹不付吹灰之力拿下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王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铁托的南斯拉夫也是如此。身居社会主义阵营的铁托不惜在1950年代与斯大林翻脸，换来“冷战”另一方的援助和支持，之后又修补关系，在东西阵营之间平衡周旋。它的克罗地亚海滩上既挤满了晒日光浴的西方游客，也挤满了苏东集团那些攒了多年积蓄出国旅游的工薪阶层。它的衰败和分裂，也和1980年代苏联在“冷战”中江河日下步步退守同步，等到冷战结束的那天，第二个南斯拉夫的地缘意义也随之终结了。

对巴尔干半岛上令人无奈的地缘政治作用，韦斯特是充分清醒的，尽管她并没有看到第二个南斯拉夫以类似的原因走向湮灭。在贝尔格莱德，她洋洋洒洒用几乎所有的篇幅来梳理从塞尔维亚王国到南斯拉夫王国的历史细节。她对后世（无论是铁托，还是西方“自由世界”）眼中的“独裁者”亚历山大国王的同情溢于言表。在她看来，国王把国家从议会制带向独裁并非个人权欲熏心，而是个人和历史的双重限定所致。她觉得，这个见证过战火的君主只是希望国家不要再毁于战火。毕竟在“二战”前的阴云中，马其顿、克罗地亚的独立情绪被意大利和德国所推波助澜，英国法国则在远处观望。亚历山大把国家重新以“河省”划分，试图用新的身份取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等身份，既没能讨好克罗地亚人，也得罪了塞尔维亚人。他解散议会以试图大刀阔斧改革弊政，却最后落得身边无人可用。这个最后在法国被马其顿分离主义者刺杀身亡的国王，在自由主义者韦斯特眼中是个“好的坏人”——“一个好的坏人可能犯下各种错误和罪恶，但他实质上总是将使经验服从最高定律的责任放在一切事务之首”。

韦斯特的读者们未必能回到历史发生的那个时刻，理解这其中的苦衷。韦斯特构造的“灰鹰”形象太吸引人，让许多对时局的精彩洞见淹没在宗教化的隐喻背后。在塞尔维亚的神话中，灰鹰象征着中世纪的拉扎尔大公在科索沃平原上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击败的惨剧——明知会失败，但是也要拼死战斗。但这与其说是塞尔维亚的历史悲剧感，不如说是韦斯特对她身处的那个时代的借故言说：身为英国人的韦斯特书写此书时，正是英国空军与纳粹在伦敦上空鏖战的当口。在书的结尾，她把灰鹰的形象嫁接在了无力维持和平、只能选择无望的战争的英国首相张伯伦身上：“灰鹰再次从耶路撒冷飞来，将和英国人在一起，就像曾经和基督教斯拉夫人在一起一样”。这是韦斯特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死的感慨，但为了表达这种感慨，她将南斯拉夫——以塞尔维亚为主导的南斯拉夫，形容成了一个遥远的欧洲天际线上殉难的高贵野蛮人形象。

这样的形象，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恐怕足以构成迷途的开始。毕竟，一千多页的漫长阅读旅程，多半由韦斯特整理的巴尔干历史所构成，而这历史跨越了中世纪到现代的漫长时段，作者本身又带着浓厚的时代背景下的悲情色调和宿命气质。这恐怕会让许多人（包括50年后的罗伯特·卡普兰）觉得，南斯拉夫的悲剧已经根深蒂固地埋藏在历史长河中，继而把1990年之后的悲剧，也看作是巴尔干不得不经历的先天残疾。但这，恐怕对那些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平等、避免仇恨的现代国家的人——从19世纪初的伊利里亚主义者，到20世纪铁托手下的游击队员们——不算公平。

这些历史和今天之间，隔着“二战”与一整个铁托的南斯拉夫，也隔着欧洲地缘局势的此消彼长。用历史解释在南斯拉夫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就一定会轻而易举地把这些因素统统弃置一边，转而强调世仇、积怨，乃至文明冲突——在后冷战时代，巴尔干的战事被欧洲右翼回忆起来，当作“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火星撞地球的惊天大事。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就用了一整章分析波黑战争，把塞族和波斯尼亚穆斯林之间的战争当作文明冲突论的最重要例证。乃至今天，新西兰恐怖袭击的枪手，也要将中世纪塞族人物的名字用西里尔字母刻在自己的步枪上。于是，谁还会记得在韦斯特造访的时代的萨拉热窝呢？那个时代里“萨拉热窝的穆斯林仍旧会特意在每周二晚上去帕多瓦的圣安东尼教堂（礼拜）。”丽贝卡·韦斯特描述的那个南斯拉夫，仍然处于独裁的君主制下，但她纠结地认为，南斯拉夫的反对者们对南斯拉夫太过苛刻：“在我看来，无论南斯拉夫有多糟，他们却也没有给它一个机会，让它证明自己有多少优点”。

在铁幕落下之后，人们对于族群和历史的想象，要么是宿命论式的，觉得族群和文明的冲突不可能化解，无法调和；要么则是自由主义的乐观的多元文化式的，觉得只要放开政治空间，族群政治就自然会让位给更进步、更多元的政治表达。这两种声音，都会把巴尔干当作证明自己论述的范例。但巴尔干自己却是纠结的。对两个南斯拉夫来说，宿命飘忽而变幻不定，自由依赖于喀尔巴阡山到亚得里亚海之间飘忽难解的空气。从这点上说，韦斯特也许对奥斯曼和哈布斯堡这两个统治过巴尔干的帝国又太过刻薄。毕竟，她也意识到，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时代，也会让当时的人们产生一种怀念之情——“人们的习惯是，当一个不善经营的老人一死，其事业随之分崩离析时，会说：’啊，这是怎样的怪事啊！生前一切都稳稳当当的，可人家前脚刚一走，现在就成啥样子了！’”但别忘了，在她出发去巴尔干之前的维也纳，旧的帝国首都已经属于纳粹，对社民党人的清洗、暗杀，已经过了不止一轮。

在旅途快要结束时，韦斯特和随行（或者不如说是在监视她）的政府官员暨犹太裔塞尔维亚诗人康斯坦丁，争吵起来。康斯坦丁是贯穿整段旅程的人物，也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角色。作为犹太人的他有强烈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喜欢复述塞尔维亚反抗哈布斯堡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历史，但他又挣扎地喜爱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并且在自由平等和威权家长制之间游移不定。历史在它最复杂之处不断创造出这些人物，而他和韦斯特之间相隔的距离，并不在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