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直的见证
董桥先生在文章里引过俞平伯的雅事:俞先生在清华大学里教唐宋诗词,坐在讲台上念出一首诗,说一声“好!”便闭目回味,学生们等着他说怎么好,却听他念起了第二首,念毕又一声“真好!”回味半晌,再念第三首。轶事活脱毕现了俞先生的性情,值得后人玩味,却苦了当时的学生。
赵俪生就是课堂里的学生之一,提起俞老先生颇不以为然。赵俪生先生在他的学术自传(学术自传丛书之《赵俪生自传》,巴蜀书社,1993)里说,“对于清华,我想写出我多年以来隐蔽在胸际的一些看法”:老师们都名重一时,却“讲不出东西来!”这里面既包括俞平伯,也数到了杨树达、吴宓、冯友兰、朱自清、张申府等大家的名子。赵先生并不是指摘他们的成就,但作为教师而不善教述,起码不算是好先生。这与时下对“旧时大学”的“美丽回忆”颇有不同,但赵先生说了:“既然写自传嘛,我想就应无挂碍地写出自己的心里话。”
坊间最近见到了赵先生的新书《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比学术自传更详尽,且重在对人事的回忆和感怀,凭添了许多亲切。只是本性难移,还是无挂碍地说话。
赵先生对他的老师们也不是全无许可,对闻一多是一生服膺。闻一多当时授的是《中国古代神话》,而在神话上闻一多有许多新发明、新议论,讲起来想必比那些照本宣科的教授们要有趣得多。这有趣就将年轻的赵俪生带进了学问的殿堂。赵先生的学问可分三个阶段,一是农民起义,再者土地制度,晚年则醉心思想史。钱穆也有类似的晚年改道,只是时人推重的还是他们的史学研究。赵先生的农民起义研究可说是当时最具高度的研究成果;而对土地制度的争论则成一家之言;至于思想史研究,现在恐怕还下不了结论。赵先生自己可不这么认为,与齐白石自谓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一样,有些名士脾气。
金景芳先生是这样评价赵先生的:“先生为人,颇倜傥自喜,不以岸异为非……于同时代人少所许可,以是每不见谅于人。然先生实胸怀坦荡,无适无莫。(序《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所以一部《自叙》里语多峻峭,揭了不少同辈人的“短”。比如回忆好友童书业的“怕”,说台湾叫嚣“反攻大陆”时,童极其紧张,找到系里的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会抓我,你知道我胆小怕死,不得不带他们去搜捕共产党,所以现在和你约好,我到了你家窗前会拼命咳嗽,你听到马上躲起来就是了。听起来让人哭笑不得。
书中载了赵先生在美访问期间的日记,有一则记的是赵在美国颇感不便,向已是汉学泰斗的同学杨联升求助,杨在电话里说,你既不能吃西餐,又不会打电话,那来我们美国干什么?那只能丢中国人的脸。赵反唇相讥,说抗日时我在山西打鬼子,你却逃到美国来,咱们谁丢中国人的脸?听起来真有点迂气,只怕会加深双方相互的厌恶。但所有这些却生成了赵先生人与文的风骨;有脾气,就是有“性”子,“性”在“命”前面,欺负不得的。
因著《思痛录》而纸贵一时的韦君宜,原是赵先生的老相识,赵对她的评价似乎只有一句:原本很“左”,近来似有醒悟。韦书风行的原因,好像是满足了一些人的期待,就像前一阵欧美关注东欧流亡作家的作品一样,他们想看到的是你控诉或忏悔,用来证实他们原本的观念。所以有时候扫清和抹平是同样的含义,只是在我们这里,又多了份自怜。
在我看来,一些迂直的话,更能作时代的见证。
老子与孔子都说过“美言不信”的道理,而杜甫有“书到瘦硬方通神”的诗句;“通神”是艺术的境界,历史则重一个“真”字。先生文虽瘦硬,意蕴却深厚,且引书中一段记逝世前一年(1951)的丁山先生的文字:
“他告别时,我送他出门,原来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办。……只见一个老年街工,拉了一辆排子车,将薄薄一具棺木安放车上准备往墓地拉。丁山赶上前去,摘下自己棉帽向拉车工人深深鞠了一躬,弄得那个工人不知所措。丁说,‘我叫丁山。是山大的丁山教授。棺材里的,是我学生的母亲。他学习去了,没人送葬,请你把她埋好。钱己付过,我再给你鞠个躬!’这一情节,是我亲眼目睹,至今三十六年犹历历在目。”
夫复何言!书生风范尽在其中。(1999)
赵俪生就是课堂里的学生之一,提起俞老先生颇不以为然。赵俪生先生在他的学术自传(学术自传丛书之《赵俪生自传》,巴蜀书社,1993)里说,“对于清华,我想写出我多年以来隐蔽在胸际的一些看法”:老师们都名重一时,却“讲不出东西来!”这里面既包括俞平伯,也数到了杨树达、吴宓、冯友兰、朱自清、张申府等大家的名子。赵先生并不是指摘他们的成就,但作为教师而不善教述,起码不算是好先生。这与时下对“旧时大学”的“美丽回忆”颇有不同,但赵先生说了:“既然写自传嘛,我想就应无挂碍地写出自己的心里话。”
坊间最近见到了赵先生的新书《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比学术自传更详尽,且重在对人事的回忆和感怀,凭添了许多亲切。只是本性难移,还是无挂碍地说话。
赵先生对他的老师们也不是全无许可,对闻一多是一生服膺。闻一多当时授的是《中国古代神话》,而在神话上闻一多有许多新发明、新议论,讲起来想必比那些照本宣科的教授们要有趣得多。这有趣就将年轻的赵俪生带进了学问的殿堂。赵先生的学问可分三个阶段,一是农民起义,再者土地制度,晚年则醉心思想史。钱穆也有类似的晚年改道,只是时人推重的还是他们的史学研究。赵先生的农民起义研究可说是当时最具高度的研究成果;而对土地制度的争论则成一家之言;至于思想史研究,现在恐怕还下不了结论。赵先生自己可不这么认为,与齐白石自谓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一样,有些名士脾气。
金景芳先生是这样评价赵先生的:“先生为人,颇倜傥自喜,不以岸异为非……于同时代人少所许可,以是每不见谅于人。然先生实胸怀坦荡,无适无莫。(序《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所以一部《自叙》里语多峻峭,揭了不少同辈人的“短”。比如回忆好友童书业的“怕”,说台湾叫嚣“反攻大陆”时,童极其紧张,找到系里的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会抓我,你知道我胆小怕死,不得不带他们去搜捕共产党,所以现在和你约好,我到了你家窗前会拼命咳嗽,你听到马上躲起来就是了。听起来让人哭笑不得。
书中载了赵先生在美访问期间的日记,有一则记的是赵在美国颇感不便,向已是汉学泰斗的同学杨联升求助,杨在电话里说,你既不能吃西餐,又不会打电话,那来我们美国干什么?那只能丢中国人的脸。赵反唇相讥,说抗日时我在山西打鬼子,你却逃到美国来,咱们谁丢中国人的脸?听起来真有点迂气,只怕会加深双方相互的厌恶。但所有这些却生成了赵先生人与文的风骨;有脾气,就是有“性”子,“性”在“命”前面,欺负不得的。
因著《思痛录》而纸贵一时的韦君宜,原是赵先生的老相识,赵对她的评价似乎只有一句:原本很“左”,近来似有醒悟。韦书风行的原因,好像是满足了一些人的期待,就像前一阵欧美关注东欧流亡作家的作品一样,他们想看到的是你控诉或忏悔,用来证实他们原本的观念。所以有时候扫清和抹平是同样的含义,只是在我们这里,又多了份自怜。
在我看来,一些迂直的话,更能作时代的见证。
老子与孔子都说过“美言不信”的道理,而杜甫有“书到瘦硬方通神”的诗句;“通神”是艺术的境界,历史则重一个“真”字。先生文虽瘦硬,意蕴却深厚,且引书中一段记逝世前一年(1951)的丁山先生的文字:
“他告别时,我送他出门,原来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办。……只见一个老年街工,拉了一辆排子车,将薄薄一具棺木安放车上准备往墓地拉。丁山赶上前去,摘下自己棉帽向拉车工人深深鞠了一躬,弄得那个工人不知所措。丁说,‘我叫丁山。是山大的丁山教授。棺材里的,是我学生的母亲。他学习去了,没人送葬,请你把她埋好。钱己付过,我再给你鞠个躬!’这一情节,是我亲眼目睹,至今三十六年犹历历在目。”
夫复何言!书生风范尽在其中。(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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