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事之难

严复先生在《天演论》中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翻译不仅难，也易被忽视，但是翻译的贡献，远比大家想象中更大。在中世纪的欧洲，许多国家只有翻译文学，而无创作文学。而中国史上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也对文化历史的演变起着重要的作用。

译者，文坛上的冷门人物。如今提到文学不免俗会联想到许多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塞万提斯文学奖、但丁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芥川文学奖、普利策奖不胜枚举。虽世上有许多诸如里尔克、钱德勒等不在乎荣誉的诗人、作家，但普通读者还是相当看重这些奖项分量的，比如一些媒体上就经常看见类似“村上春树今年又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类的题目，再如某作家一获奖就作品加印，一书难求。那么关于翻译的奖项设置呢，能想到的有哪些，我确实没想出来。译者的确是文学中容易被忽略的人，他们笼罩在原作者的阴影之中，译好了，光荣归功于原作，译坏了呢，罪在译者，这也是译者更容易被想起的时候。

余光中先生除了诗人、作家、学者身份外，也是著名翻译家。《余光中谈翻译》收录了20世纪下半叶先生关于翻译的20余篇散文，其中也有根据讲稿改写之文。文中对比了中西文学语言的特点，谈及翻译中常见错误，也痛心新文化运动以来中文日趋式微……其中绝大部分例证都是汉英英汉翻译，也有极少西班牙语等小语种例子，虽讲看似枯燥的翻译，但实则妙趣横生，毫无枯燥之感。

翻译，不仅要译有形的词句、无形的文法，还需对中西文学都有相当的了解。造成中西文学相异的原因，可分内在、外在两种。内在的属于思想，属于文化背景；外在的属于语言和文字。西方文化包括三大因素，希腊神话、基督教义、近代科学。其中希腊神话，基督教义决定了欧洲的古典文学，西方文学最高境界是人性中的魔鬼和神的战争。而中国文学欠缺神话和宗教背景，更多的冲突与和解是发生在君臣、母子、兄弟之间的，中国文学最高境界是像陶潜这样“悠然见南山”人与自然的默契。当然中国文学中神话成分也不是半点没有，但大半东零西碎、不成格局，故事性弱，未作道德的诠释，装饰性比较浓，比如《楚辞》。再说语言文字方面，中国文字历久不变，外来语成分极小，较欧洲各国文字为纯，这使我们今天仍能读古人留给我们的诗词古籍。而欧洲文化交流频繁，很难保持语言纯粹性，如英文，便大致有拉丁，法文和古英文三种来源。如此不同的语言与文化背景，怎样才能畅达传递其中之意呢。正如余光中先生说，大翻译家都是高明的“文字的媒婆”，他有一种能力，将两种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是冤家的文字，配成情投意合的一对佳偶。

大翻译家自然能配成佳偶，但也有许多配成怨偶的反例来证明译事之难。

●有诚惶诚恐、深恐译漏译错一个词的翻译，如“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大家互相枕着垫着睡在船上，不知不觉东方已经露出白色的曙光，这里的“中”若非要用“middle”来表现，岂不死板滑稽；

●有不能消化的被动语气，“饭吃光了”非得讲“饭被吃光了”不可；

●有以为将句子里的每一部分译过来，就等于把句子都译过来了的翻译。说起来我自己便是如此，有时候看见不认识的词组便如临大敌，好容易想出来，马马虎虎将其与句子其他部分串在一起就算完；

●有一碰到形容词就交给“的”来组织的“的的不休”。如今中文“的”字滥用现象很是普遍，用多了还会产生冗长、不清爽之感，而写文章不一定非要用那么多“的”。书中对比了曹雪芹《红楼梦》和近代一散文大家作品，曹雪芹“的”字用的少，句子照样精妙，这位散文大家作品中平均六七字便出现一个“的”，但这部作品也并未高明到哪里去。

●有假李白之名，抒庞德之情，偷天换日的“意译”。读到此处不免想起两位不很喜欢的台湾译者，在译作中不仅大篇幅贬低已作古的诗人，更是将自己的作品混在原作者的俳句中推销起来，比“意译”更让人难以接受，最后也不知道是看原作者作品还是看译者作品了。

●有公式化的翻译。这里我觉得特别有趣，因为先生说的几乎每个问题自己都有。看见“when”，就“ 当······时”，看见“about”就“关于”，看见as就“作为”，看见数量词不管“一个”“一位”都要明确写出来。还有我们经常看见的“最······之一”的语法，看起来精确极了，但未必如此，“他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最伟大抬到至高，之后却稍加低抑，结果只是抬高，但未真正抬到最高。在翻译中写出这种僵化的句子并不是最可怕之处，可怕的是这种句式已经融入我们日常表达习惯中，也就是说中文的西化。西方文法，好处是思考缜密，缺点是过分繁琐，中文文法富有弹性，其实原本的中文表达习惯不用如此繁琐也能表达清楚。比如“他是教师”，已足够清楚明了，不必非要说成“他是一名教师”。

中文的西化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新文学作家，因时代原因，文言日趋式微，白话文尚未成熟，西化之潮难以抵挡，除文学功底深厚的大家，很多人最终文言未读通，白话也未写好。再说今天，外文系出身而作翻译的人，其实至少有一半要靠中文，但好像系方和学生都更重视外文课，基础、高级、听力、视听说、精读、笔译、口译、文学甚至古典文法、科技和商务，外文必修课选修课被排的满满当当，而中文课只是大课，念几首诗，看看指定书目写写小论文，再考了试就完了，甚至课程设置还不如第二外语多。这也难怪，我们总觉得中国人岂有不会说中文的，但能说和能译是两回事。就像平时看原版书，觉得书里的意思能看懂就行，也不会深究这个词讲出来究竟用哪个对应词汇更为恰当。所以，翻译也是一种创作，一种“有限”的创作。中文水平高也是出妙译的原因。文字不中不西，不今不古，读者阅读体验自然不会好。年初曾读某欧洲小说三部曲，因前两部译者逝世，第三部换了译者。当然我一开始并不知道译者换了，只读了几页便觉得别扭极了，翻回封面一看果然是译者换了。本是关于欧洲宗教改革的书却被新译者译出了武侠小说的感觉来，遣词造句莫不做作，有一种用错力的感觉。

掌握了语言，文学文化也要融会贯通。书里阿道司·赫胥黎书名的例子让人印象深刻，赫胥黎的书名不是出自莎翁的名句，就是引自弥尔顿和丁尼生的诗篇，如《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书，典出《暴风雨》，少有人不将其译为《勇敢新世界》。由此可见，翻译并不是拿着字典翻一翻，查一查就能完成的事情。厚重的知识积累也必不可少。再说，我之前一直简称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马尔克斯，也是最近才知道如果在很熟的情况下可叫他名字或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他母姓，在拉丁美洲，只称呼一个人的母姓，可能会被认为是私生子。对文学文化的不了解真的很容易让人露马脚。

写文章有“化境”“醇境”之说，译笔精进后，也只能臻于此等境界。妙译有赖于才学和两种语言上的醇厚修养，像余光中先生这般天才译者能出妙译，而普通的译者尽了力，少些错误，再加上原文的精妙，也能入“稳境”。作家怕江郎才尽，译者不必怕，译者的本领老而愈醇。踏踏实实将翻译工作做扎实了，并不比那些文字平庸的作家差，前面尚有朱生豪、柳鸣九、傅雷、荣如德、丰子恺、许渊冲、林文月等先生作榜样呢。

外语学习不是简单之事，伏尔泰初学英语也会愤怒、抱怨，而如余光中先生所说，语言，天生是不讲理的东西，学者必须低首下心，唯命是从，而且昼思夜梦，念念有词，若中邪魔，才能出生入死，死里求生。学外文，必须先投降，才能征服，才能以魔鬼之道来服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