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幽灵
对不同人来说，历史的意味向来不同。在印度文化中，历史没有什么意义，相比起人们重视的彼岸世界根本不重要；我们中国文化则相反，推崇“以史为鉴”，认为那些过往的事件中蕴藏着足以指引未来的智慧；而在基督教文化中，历史则是线性的，指向神意的末日审判。到了启蒙时代，坚信社会进化的哲人将历史斥为人类过往愚行的杂乱记录，现代人则多多少少承认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意味着，在讲述历史的时候，其实折射出的都是当下的社会。
的确，历史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就那么“过去”了，不论好坏，它仍然以文献、物品、记忆、观念等形式残留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毕竟，很难有哪个社会能与自己的过往完全割裂。有时这变成一种受尊重的传统、一种可资借鉴的智慧源泉，甚或是令人骄傲的身份认同，但对于某些社会来说，它却是充满纷争又无法遗忘的痛苦，更像是一个不肯安息的幽灵，还不时搅扰着在世者的生活。
巴尔干的历史就是这样。在这里，有时问题就在于人们的记性太好了，他们什么都没能遗忘，尤其是那些彼此之间的怨恨；而根据法国思想家厄内斯特·勒南的洞见，“民族的核心因素在于，其成员有着很多共同的东西，但同时他们也必须已经忘却了很多别的东西。”反过来或许也可以说，如果无法忘却，那就很难结合成一个共同体。1991-2000年间南斯拉夫内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在20世纪末的欧洲竟然还能爆发这么一场惨烈的内战，一度让许多人惊诧不已，但真正值得惊诧的或许与其说是这一事件本身，倒不如说是那个历史的幽灵竟然如此强大。
这并不是没有人预见到。读读《黑羊与灰鹰》，就可发现，即便在共同对抗外敌的岁月里，南斯拉夫内部的各族之间也充满了紧张的怨恨。1936-1938年间，英国小说家丽贝卡·韦斯特每年都前往南斯拉夫，投入了五年时间来书写她所见到的这个充满断层线的社会，著名的“巴尔干火药桶”。这是一本很难归类的书，既是旅行散文，又满是对历史的追述，虽然作者自己都曾说这本书写得“繁复缠结，激不起任何人的兴趣”，但它那酣畅淋漓的深描可说刚好契合这段黑暗而纠缠的历史及其深重的怨恨，无疑蕴含着不同一般的洞见。甚至可以说，读完这本书，就不难理解半个多世纪后的南斯拉夫内战差不多是不可避免的——她在书中的讥讽无疑有道理：“历史满足了斯拉夫人的学究派倾向，所以他们仍执着于历史。”
将南斯拉夫各族捏在一起的，原本是基于族群想像的一种特定虚构，再加上一个偶然性很强的短暂历史契机：在第一次大战后的废墟上，数百年来压迫巴尔干各族的奥匈、奥斯曼两大帝国刚好两败俱伤，使得它们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但这并不足以使它们就此“合众为一”，恰恰相反，长久以来分属不同阵营的历史记忆、文化上的歧异和自相残杀的敌视心理，都使它们对待兄弟甚至比对待异族更为残酷。1945年春德军败退时，获胜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大肆报复，按所占人口比例来看，其规模比意大利大十倍，更是法国的二十倍。
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中心与边缘》中断言，这样的国家缺乏共识，简直不存在人所共信的合法性：“低度发展国家里的集体自我形象压倒性地是原生的（即部落、族群、地方的）或宗教的，断非公民的。由于每个集群的成员都倾向于相信，别的每个集群的成员只会为了自身集群的利益而行动，他们不相信充塞着这种人的那些公共机构绝不会损害他们。”这差不多就是南斯拉夫乃至巴尔干半岛的写照，如果说这里的争斗尤其残酷和血腥，那正是由于人们原生的各种纽带还特别强烈，并且由于长期的历史仇恨，绝不相信其他群体的善意；而与此同时，除了自身所属群体的暴力，又没有其它约束能使人们免遭伤害，于是这样一个部落化的社会，其暴力循环变得不断自我强化，最终往往只有外来的强力（马其顿、罗马、土耳其）才偶尔给他们带来统一，却很少通过自由的联合。
这对英国人而言可说是陌生的，就像一位当地人所说的：“我想知道，你们是否理解仇恨可以多么强大。我认为你们英国人不理解，因为你们如此幸运以至于没有其他人的仇恨能够触碰到你们，而且你们自己也没有理由仇恨任何人。”而在这里，除了在这个狭小的泥坑里彼此殊死斗争，人们看不到其他出路。尽管在外人看来，他们之间似乎没多大差别，但他们坚持认为彼此不同，并且不惜用最暴烈的手段证明这一点，就像书中有人说的：“ 如果你看看头顶，就会发现，我们不是野蛮人，但是非常暴烈 。”从他们酷爱辩论、验证习以为常之物这类行事风格来说，斯拉夫各民族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但他们却又执着地迷恋着将彼此区分开来的细小差异，不惜为此大肆杀戮。糟糕的是，即便在过分认真对待这些象征事物上，他们都如此相像。
不必奇怪，这些复杂的历史记忆也激起了丽贝卡·韦斯特同样复杂的反应：她既厌恶这些族群之间无休止甚至也无原则的争斗与背叛，又觉得它们捍卫自己的身份认同、文化遗产和政治独立是一件好事。对这些在几百年里默默抵挡住土耳其人无情进逼的巴尔干山民，她似乎觉得西欧人欠下了一份情，至少没有表示出足够的谢意，但又暗示它们不择手段的生存策略往轻里说也是令人侧目的。作为一个英国人，她深信“传统”是好的，无思想、无传统、无财产的城市无产者是狂热而危险的，但有时又不免质疑当地这些可怕的传统。
她也毫不掩饰地厌烦日耳曼文化对巴尔干的渗透和影响，然而她对文化自主所抱有的观念，正是一种典型的日耳曼意识。在旅途中，她一再表露出对那种丧失文化自信的当地人的反感，厌恶那些既丧失自身根底、又未被新的文化所接纳的新人，斥责一些人“从位于柏林、维也纳、巴黎等地的大学毕业回来，对农民的服装、舞蹈、礼仪之美完全视而不见，觉得它们都带着野蛮气息”，认为这是“最严重的治疗危机”。只有以本族为自豪的情感才是健康的：“ 克罗地亚人指望进入德语世界，结果什么都没得到，除了一种甜蜜、高雅的感觉以外 。…… 这就是中欧给周围地区带来的影响。它截断了女孩本会为自己的种族感到的自豪。”重要的不是去模仿他人，而是认识自我，“每个人都有令人赞叹的价值，因为他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特的”。但悲剧之处在于，其实正是这种自我认知导向个体自决和分裂。这是另一个难解的结：由于缺乏一个制度化的国家政治框架，这些现代民族文化认同并没有成为奠定相对主义和多元文化的基石，相反倒是引来这样的悲叹：“民族主义，是我这样年纪的知识分子们一致认为的恶习和世界不幸之根源。”
在1389年科索沃战役的悲剧中，她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隐喻：塞尔维亚人被奥斯曼击败、征服，但史诗中却声称，那是因为战前从圣地耶路撒冷来的灰鹰，询问拉扎尔大公是要选择在现世中战胜，还是战败但获得神圣的王国，而他最终选择了后者。战败者美化了自己的战败，将自己变成献祭台上的黑羊，相信向死亡献礼可以获得永生的回报。不管这出于一种怎样的心理，在她看来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失败主义：在勇猛作战并胜利在望之际，却宁可转而寻求失败，背叛那些相信我们为他们赢取仁爱、和平的人们，“他们听了灰鹰的罪恶建议；他们像黑羊一样让人割喉”。
至此，六百年前科索沃的战败成了一个前车之鉴，警示着世人应当拒绝自我献祭的冲动，因为那最终带来的绝不是在天国的胜利，只是现实中的无尽耻辱。考虑到本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笼罩的阴影下写就的，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愤恨：面对来自德国的野蛮进逼，英国的上层精英却迟迟没有做好准备，外交部反对进行抵抗，伦敦金融城里的粗俗流氓甚至随时准备妥协投降。这是一种复杂迂回的谴责（确实非常英国风格），但却改变了“黑羊与灰鹰”的本意。
在此，她有意无意中曲解了这个故事——它甚至不是历史（毕竟现实中不可能真有一只灰鹰能传达神谕），而只能在基督教神学的受难-救赎话语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对创造这一史诗的塞尔维亚人来说，科索沃因此具有各各他的神性：一个主动受难并在属灵上重生之地。这样的话语在现代社会中也不时可见，就像罗伯特·斯科特1912年悲壮的南极探险，在英国普遍借用了一种巴洛克式隐喻，以证明“失败也是一种成功”。这并不只是对受难与失败的美化，何况这种失败也绝对不是怯懦和屈辱，相反倒源于信仰的力量。相比起来，二战前的英国虽然弥漫着绥靖主义的气氛，但却绝对不是想要受难/救赎，恐怕也很少人认为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失败——人们只是想要避免战争。如此普遍的绥靖气氛，是出于一个现实的考虑：英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有弱点，尚未做好开战的准备，只能设法争取时间；这绝不是“胜利在望却宁可选择失败”，有着复杂得多的面向，而在她笔下，却被简化为一个意志的问题。
这样，历史最终变成了超历史（supra-history），似乎无关事实真相，重要的是它的象征价值和现实意义。黑羊与灰鹰的史诗成了某个可耻的原型，后人凭借自己的历史哲学，从中解读出符合其时代理解的前车之鉴。至于这样的解读是好是坏，就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历史本身了。
*已刊2019-08-19《三联生活周刊》，现有改动 -------------------------------------------------------------------- 勘误：
上册
p.29：她解释说他们此行是去达尔马提亚岛：达尔马提亚是一个地区，而非一个岛 p.38：这些人与我曾认识的雅利安德意志人一模一样。而在中欧，这样的人有六百万之众：1940年前后，中欧的德意志人恐怕应是六千万人，而非六百万人 p.70：没错，德国对克罗地亚世界的影响，就像无法摆脱的影子：按，考虑到对克罗地亚直接产生影响的德语国家是奥地利，此处的German宜译为“日耳曼”或“德意志”。下文p.155提及5世纪的古罗马皇帝马塞林努斯在西西里岛“被一位名叫里西梅尔的德国将领下令谋杀。这位德军将领是蛮族的一员，当时蛮族正着力从内部摧毁罗马帝国。”此处“德国”、“德军”也与不符惯常用法，宜译为“日耳曼”、“日耳曼军队”。p.442提及“奥地利人仇恨着斯拉夫人，每个德国人都仇恨着斯拉夫人”，也宜译作“日耳曼人”。又下文p.575谈及塞尔维亚人在一战结束时“将奥地利人和德国人赶回他们不再是国家的国家”，这里的“德国人”显然也应是“日耳曼人”，因为原文的意思是奥地利的日耳曼人败退回国时，奥匈帝国已瓦解了，但如果是德国人，则当时德国毕竟尚在。 p.176：[摩尼创立摩尼教]受到一位阿拉姆天文学家所创立的宇宙论的影响。这位天文学家想象，太初之时，有两个王国，一个是光明王国，一个是黑暗王国。按，此处恐怕并非说此人是“天文学家”（astronomer），而是“占星家”（astrologer）。 p.182：他们接到消息说，他们的最高统帅，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在亚洲战死：窝阔台死于酗酒 p.220：你们务必记得加富尔之所言：“如今意大利建立起来了，但我们还没有意大利人。”按，这句名言一般认为是撒丁王国首相阿泽利奥所说，见《传统的发明》中译本p.342 p.240：在南欧所有重要的港口——以及北欧部分港口——它还拥有工厂和仓储：这里所说的“工厂”，原文应是factory，但在当时其实指“贸易站” p.374：萨拉热窝事件的结局表明波斯尼亚人也没必要庆祝自己被奥地利转手给土耳其人统治：似应是倒过来，“被土耳其人转手给奥地利统治”？ p.437：塞米拉米斯（Semiramic），传说中古巴比伦国的皇后：应拼作Semiramis，严格来说是“王后”
中册
p.499：这座房子里的所有人全都站在白俄罗斯这边：从上下文看，这指的是1917年俄国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后反革命的白俄（white Russians）而非作为国家和民族的白俄罗斯（Belarus），为免混淆，最好译为“白俄”。 p.688：假如巴尔干地区的东方教堂有意犯下这个错误的话，那么历史会阻止它。按，此处church当译作“教会”，书中多处均宜同改，如p.771：“她显然从没想过要花功夫去了解她加入的教堂所传播的教义，她加入仅仅是因为教堂够大，在她之前加入的人够多。”
下册
p.837：这个令人惊叹的天才家族，被确有价值的拜占庭、法国、保加利亚、亚细亚血统强化：从历史语境看，此处“法国”应作“法兰克”，在中世纪这未必指法国人；“保加利亚”严格来说也当作“保加尔人” p.863：一个民族将自己的帝国拓展至远离根基的地方，会犯下“奥南之罪”(the sin of Onan)，把自己的种子向地上抛撒。按，此处Onan典出《圣经》，一般译作“俄南” p.1044：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是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徒：Dollfuss通译“陶尔斐斯” p.1026：我决定把一个典型的英国女人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的所感所想记录下来，她已经相信，第二次英德战争在所难免，她能够将事件的黑暗水域追根溯源。原文应是“1930’s”，因为此处明显是作者自述在20世纪30年代所见 p.1033：[哈布斯堡皇族]他们在执掌德国时，把它输给了瑞士，使其深陷痛苦之中，从此再没能从“三十年战争”中完全恢复过来。按，此处所说，应是“输给了瑞典”，三十年战争中，神圣罗马帝国陷入战乱，任瑞典军侵占其北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