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与动力革命

文明演进类似物种进化——在没有强烈的外力推动下，文明体不可能出现跳跃式的发展，而是渐进地从一种文明形态转化到另一种文明形态。这种转型能否成功，在于文明体是否突破了某些关键的“阈门”。在15世纪以后的历史中，欧洲比中国更早地走向了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正因为前者成功地突破了两大“阈门”：地理大发现和蒸汽机的使用。拓殖美洲帮助欧洲的资本主义建立了原料基地和海外市场，通过大量移民缓解了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态压力；蒸汽机则帮助欧洲人从使用有机能源（畜力）转向了无机能源（煤炭）。令学者们困惑的是，这两项突破为何没有出现在看上去比中世纪欧洲更发达的明清中国？
贡德尔-弗兰克（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比较了中国明代的郑和船队和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船队。前者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体积上都大过后者数倍。单从技术上讲，中国在15世纪完全可以做出地理大发现的壮举。有好事者甚至搜罗证据，考证郑和船队到过大洋洲，甚至早在1421年就抵达美洲。问题在于，即使郑和曾经达到过那些遥远的大洲，并没有因此改变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进程。
更何况，郑和发现大洋洲和美洲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史学界的共识。戴蒙德在解释中国和欧洲的政治地理时采取了类似肯尼迪的流行解释，但他关于统一与分裂效果的分析却是富有见地的。他在纽约自然博物馆的一次演讲中谈到，郑和船队和哥伦布船队都是政府资助的远洋航行。区别在于，哥伦布可以向好几个国王申请资助，郑和却只能依赖明朝皇帝的国库。葡萄牙国王缺乏兴趣，西班牙国王仍然愿意让哥伦布尝试。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局面；而东亚的水域上只有郑和一支皇家船队寂寞地航行。打个比方，十米开外放着一支瓷盘，用一块银元或是一把铜钱投掷，哪种方法更容易击中目标呢？
从世界地图上看，大西洋的宽度比太平洋狭窄许多，这意味着欧洲人比亚洲人更容易发现和往来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欧洲的距离也比东亚近得多，非洲奴隶、美洲种植园和欧洲工业品之间的三角贸易得以借狭窄的大西洋水域展开。上帝在水上世界似乎并没有眷顾东亚民族。可是，欧洲人不仅征服了美洲，还征服了远在万里之外的大洋洲，并且通过海路找到了印度和东南亚半岛。这些地域距东亚的距离比欧洲近多了——已知的郑和航线就在澳洲大陆北端擦肩而过。所以，关键不在于中国人掌握的航海技术，也不在于美洲的遥远，而在于中国王朝自身并无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意图。
这里我们需要再次比较欧洲和东亚的地理格局。两者进入农业文明之后，它们的经济生活出现了一点显著的区别——欧洲的海洋贸易比重远超过中国，这是因为弯曲的海岸线，众多的岛屿和地中海周边文明为欧洲提供了进行海洋贸易的天然条件。反观中国，除了同朝鲜、日本、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外，各地只能通过陆上或河流运输货物。江南到首都北京的重要漕运也通过一条运河进行，只是到了晚近才转为海运。陆运与河运的运输成本比海运高出许多，致使长途商业贸易在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占据的地位都比欧洲低；而中国农业文明的发达决定了它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并不能带来多少好处。《白银资本》记述道，一直到18世纪，欧洲能与中国交换的大宗货物也就是白银和鸦片。因此，不难理解中国统治者对开拓海外殖民地缺乏动力。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唯一霸主，并没有兴趣探索远方未知的世界。
至于蒸汽动力的发明和应用，彭慕兰的《大分流》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史学观点，他强调英格兰的煤炭资源在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喜彭氏基于二手史料的分析，中国江南在18世纪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英格兰相差无几，但不幸煤炭资源聚集在交通不便的中国西北省份，因运输成本过高而不能开采。此外，江南和英格兰的煤矿性质也有不同。英国的矿层含水，蒸汽动力首先用于抽水；中国的煤矿均在旱地，并不需要抽水设备，也就没有发明蒸汽机的动力。如此说来，达到农业社会的发展高峰后，中国竟功亏一溃，因一项自然资源的“错位”而不能首先撞开工业化的大门。
煤矿分布是否真的构成中国发展的“阈门”？据一位历史学者讲，清代中国就有人开采辽东地区的煤层，如果江南需要，可以通过海运运输，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如果此说属实，那么中国至少不缺乏工业革命需要的必要条件之一。更进一步检视，我们会发现煤矿在英格兰的分布即非工业化的充分条件，甚至也非必要条件。英格兰以外，不远的法国东部就存在阿尔萨斯煤矿。这里并不是想说如果英格兰没有煤，人们可以将阿尔萨斯的煤运过去——那同样所费不赀。问题在于，一项技术的发明和首次应用完全可以在两个地方，这在西方科技史上有过许多例证。如果英国没有煤矿，一种可能是，瓦特改进的蒸汽机在英国得不到应用，他会转而在欧洲其他地区寻找煤矿；另一种可能是，欧洲其他地区也有人像瓦特一样改进蒸汽机。
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人类变得能够在更多维度发挥自己的潜能，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地理障碍的限制。在工业文明的起源问题上，文化学也很可能比地理学更富有解释力。彭慕兰称，中国古人早已掌握了活塞工作的原理，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罢了。然而正如他的一位书评作者所言：“了解‘基本科学原理’不能等同于实践中的应用，不能代替复杂的实验和分析，更不等同于大规模应用后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深刻影响。”（伍国《中国为什么没有发明蒸汽机》）从原理到技术再到大规模应用，这背后有一大套制度和文化因素在发挥作用。地理因素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蒸汽机最早出现在英国，却不能解释蒸汽机为何出现在欧洲——前一偶然性包含在后一更大的或然性之中。而更大的或然性又间接地源自欧洲分而治之的政治地理格局——欧洲国家长期相互竞争相互交流，加强了对技术的重视，便利了科技知识的传播。
政治分治的好处容易引诱我们得出结论：中国如果分而治之，可能会取得比今天更好的发展成绩。可是，并非所有分治的区域，如东南亚和阿拉伯世界，都出现了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在全球化时代，一流大国的单位规模也比早年的欧洲民族国家大了许多，甚至欧洲也不得不拼接起来同其他大陆国家竞争。中国的地理规模和政治统一在特定条件下，倒可能恰恰成为一种优势。当权者需要记取保持国门开放，积极引进先进的观念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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