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发现

今天再来谈顾准似乎己经过时，因为在部分人心里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话题。经陈敏之、李慎之等人的努力，《顾准文集》辗转的在1994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走向公共，思想界颇有沸腾的迹象，品读顾准的文章到处都是，大有开篇不读顾准文，读遍思想是枉然的意思。不独于此，整个九十年代都在不断的发掘旧的遗产，有陈寅恪、张中晓，当然也有胡适、周作人以及前几年兴起的殷海光和雷震。这或许是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一个延续。当然如果我们要以一个更广阔的图景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无疑可以扯上“中国问题”意识下的现代化、现代性等问题，而这些则在思想界一直喋喋不休。

但对顾准等人的这种热情来的猛烈，退去的也快，一波一波的代表人物被抛出来，又迅速的消失在下一个目标中。就眼下来看，己经很少有人再主动谈起顾准，去年顾准的九十周年诞辰也无声无息的，这不仅仅有政治上压制的因素，也有时下学术界和公众浮躁的原因。在做近现代史研究的过程中，相当部分的论文和成果都份属废纸，他们或者臣服于官方话语下来论证政权合法性诸如“反帝反封建”、义和团的合法或历史必然等等，或者就是停留在掌故、言说，只言片语不成系统。何家栋、李慎之等人曾试图在思想史的坐标上将顾准等人串连在近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谱系上，这或许有些影响，但并不是很大。一来这个工作并没有持续下去，除了有限的几个人外，参与这个工作的人很少；二来从这个角度展开的叙述很容易落入主义之争，徒增口水。更何况在当下这个政治经济形势迭变的时候，谁都不肯静下心来仔细的考虑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往往是遇到讨论便一轰而上，有如泡沫最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

顾准的作品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因为读过顾准的书而改变以前的思维方式。他们不一定信服顾准的观点，但确实，他们很多的僵化观点被改变了，这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中国的九十年代初期，新启蒙止步，思想界沉寂，那时还没有什么经典的书可以读，顾准这样一本书的出现吸引了众多求知者的眼球。在这种境况下，他是对读者影响更多的是对原有固化思维方式的破坏。这在被意识形态笼罩的当下无疑是很紧迫的事情，而他所起的作用也就是柏拉图洞穴隐喻中所说的“洞穴中人”或者鲁迅所说铁屋中的呐喊，虽然他己去世。当时代对未来无知的时候，未来的状况依赖于我们今天的行为，尽管今天可能走错路，但在这种情况下则更应该为人类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努力提供充分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怎样强调顾准对于时代的重要性都是不过分的。

但相当一部分人指出顾准的思想在学术上毫无价值，从材料到概念无一不有致命的漏洞，其中还包括中国历史方面知识的理解错误。这或可讨论，因为顾准所处的时代背景在先，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过去，自然处处是漏洞；其次顾准所处的环境不可能接触到更专业的原始材料，如果忽视这一点，我们将不可能对顾准的学术水平做出一个公平的评价。第二，所谓的学术并不是空中楼阁，不仅仅是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它要和现实有相应的沟连，说到底，思想是要有实践功能的，而不是屠龙之术，韦伯在二十世纪初所做做“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两个讲座，他明确的区分了两者的关系，指出学者不应该参与政治而保持独立，但政治家的思维则多半是受思想家的影响。作为思想家出现的顾准在七十年代的思考不仅仅有他的道德勇气在里面，更重要的是他远远的领先于时代，也领先于有相同经历的李慎之、韦君宜等人对时代的反思。

顾准的发现是思想界在八九十年代转型后的一面旗帜，不仅有顾准，还有重新发现的胡适等民国人物以及近代史的展开，但仅仅发现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是继承和研究。透过当下的历史文本，我们己经不能看到过去，因此还原真实的历史史实显得犹为重要。而这里中山大学桑兵的一些工作如主编的“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北大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戊戌变法史事考》等，他们代表着当前史学界部分学者的一种态度，从具体的历史事件或问题入手，用精确可靠的史料重新构建历史，而这样的工作无疑是思想史的基础，如果思想史只是空对空的宏大叙事，并且如果像古语所说“人生程朱之后，百法具备，只遵守规矩做功夫，自不得有差，如吃现成饭。”的那样，很自然，即便再多的顾准被发现，也改变不了被抛弃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