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书评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书评

本书作为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主要以通产省（前身为商工省）的内部人员、机构组织构架与权利范畴的的变化最终如何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促成了日本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实现的“奇迹般”的腾飞。该书出版于1982年，作者在撰写此书时对于日本通产省的整个决策的作用的视角不免受到一定的局限，而如今从2019年回望日本此书所涵盖的1975年之前与之后日本在之前的发展，不难从中发现通产省所作出的产业计划安排所存在的疏漏。

通过切实地去了解上世纪日本经济的真实面貌，发现实际上与传统对于日本上世纪下叶的经济描述为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的认知是十分不同的。更有甚者，日本在实现全面自由化之前，由通产省所控制的经济政策实际上相较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自然，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日本当时所处的世界环境并没有能够为其发展提供更多的参考与借鉴的经验，而其作为岛国所先天对进口的依赖也必然制衡着它在处理外汇政策上的手段。而这个自由化，也是在外部的步步紧逼下才得以实现，当然，这也是其经济体制在度过高速发展期后所内部存在弊端所提出的必然要求。

就通产省的控制力度而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通产省对于技术引进与合资企业等方面有着绝对的控制权，更是有明确要求国外企业进入日本市场后必须将其技术转让给日本的竞争对手，并且对合资企业的产量进行限制直到其日本的竞争对手具有与之竞争的能力为止。至于合资企业中外资的占比也是受到严格管控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本的企业本身与官方机构之间如同父子一般的亲密关系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较显著的一个特点在于，日本的企业在经济发展如意势力壮大之时，会表现出极其抵制官方的干预，但一旦出现通货膨胀或是经济萧条的危机，大企业则会主动地去请求于通产省进行干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而言，日本官方机构中所存在的“下凡”制度也从很大程度上为这样一种“亲密关系”做出了贡献。这一制度本身为曾经在通产省工作的官员退休后提供了进入私营企业担任重要职务的渠道，这样使得官方机构与私营企业之间凭借着“下凡”官员的老关系网所交织起了官方与私企之间的联系；更近一层，几乎所有通产省的官员，均毕业于东京大学，其“老校友”的关系更是为这层老关系网覆盖上了另一层牢固的保障（而这点对于通产省内部的协调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选择让退休的官方企业进入其高层管理队伍中，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日本国家政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起到作用极其巨大，这也使得接受“下凡”官员成为一个企业为未来决策所做出的选择，从而能够通过这些退休官员的关系网，来协助企业的发展。而在今年9月份，中国官方在与私营企业家进行谈话后（这样的惯例也同样存在于上世纪日本，但形式与名目更为多样）决定采取派遣官员或党员入驻企业，为企业提供政策等方面的指导，但绝对禁止官员对于企业运营指手画脚的行为。采取这样的措施，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现在国内不断发展的政策动态与国外贸易战等对中国私人企业所构成的威胁。自然，“下凡”制度与近期我国推出的这一举措具有本质上的差别，不过在具体的实施中，如何协调入驻人员（考虑到官员本身的权威）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有待试验。

在上世纪日本的官方中，弥漫着一种对于外部资本的一种恐惧。联系当时的国际情况与日本自身的特点，实际上大致可以得出原因。美国在上世纪对日本进行战后经济重建，重建完成后，美资企业开始试图进入日本市场，然而通产省往往选择压制或者是忽视这些申请。背后很大的原因在于，当初美国对于欧洲进行战后援助，在援助和扶持欧洲的同时，也同样占领了欧洲市场。这样的举措在日本看来无异于“经济殖民”，更是认为美国此举是“买下了欧洲”，而通产省绝不会让“美国买下日本”。这也就决定了日本对于当时其主要双方贸易国家美国资本进入的排斥。外部资本作为吸取外汇的一个重要手段，也因此而受到极大程度的限制。考虑到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其自然资源的有限决定了其发展工业等必然需要进行大量的进口，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为了发展其国内的产业必须具有足够强大的外汇储备。在极大程度限制了外资企业后，那么吸收外汇的主要手段则是集中在出口顺差与购买国债上。考虑到在当时美国并未四处举债，那么也就使得早期日本政府的主要吸收外汇的手段主要为扩大出口来维持国内工业的发展。而在这一时期，日本对于外汇的管控则是极其严格。而在近期中国作为美国主要债权国开始抛售美国国债时，日本作为第二债权国则趁此机会大量购入美国债券最后使其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从通产省的政策手段中，一部分程度上也解释了在20世纪末期在日本所出现的房地产泡沫。由于通产省在对于“自由化”的担忧下，其选择的主要策略就是合并众多企业来帮助国内的私企得以组织起来从而具备起对抗市场全面自由化后来自外部的竞争与冲击，而这样的举措最终就是使得国内出现了众多具有垄断性质的大企业。在面对不断逼近的“全面自由化”期限，通产省上下所有官员更是为此奔走各个企业来促成这一目的。然而紧随其后，就是来自中东的“石油危机”，日本作为一个90%原油依靠中东进口的国家，很快国家内部就出现了群众恐慌与通货膨胀。应对通货膨胀，首要的保值手段在于购买房地产或购入黄金，考虑到当时正值美国与黄金脱钩，直接停止银行黄金的兑换，而东京的黄金交易所也是在这一危机之后多年才开通，这也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购置房地产成为了风险最低的一大保值手段。随着资本家大量的购入房地产，大多数地产价格虚高，为后来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评断通产省作为一个官方机构的作用，或许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它做出了不少错误的决策。但如若联系当时通产省所身处的那个信息媒体仍不是很发达，面对国内亟需经济发展而国外面对着多方的压力的情况，通产省通过自身的灵活变通下来实现了不断调整日本的经济发展方向，在历经长期的发展镇痛后，得以很大幅度地提高了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纵然后期进入经济发展的低迷时期，但总体的国民生活水平仍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也是其施政的成功所在。对于市场对外开放的恐慌在政府主导的行政指导实施了较长一段时间后，这样的开放与自由化显得极其必要。公私过于密切的联系难以避免地促成腐败与贪污等弊病，而在长期合作的过程中“公”原来所秉持的“代表公众利益”的理念也时常也会受到扭曲与异化，市场的自由化则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舒缓由于过度紧密的“合作关系”所带来的流弊。观察中国最近几年的政策，也可以看出类似的情况。一方面是为了执行作为世贸组织的要求所做出的改变，而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发展已经提出了自由化这样的一个要求。无论是国企亦或是私企，都必然需要更多的“活水”与竞争，来促进两个部门的健康发展与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