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方法，学科独立以及边界理论——西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在先秦史领域的应用

原意是想了解些关于铭文性质问题，随葬文书原因的意见，不过虽然本书对此也有提及，但绝非主体，着墨极少，不如看论文。

全书有两点让人印象深刻，第一，对学科独立性（特别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大声疾呼，作者反复强调，文献能提供的许多内容，至少针对本书研究范围内的，都可以由考古学独立解决。而文献不曾反映的现象，考古学也可以展现。

第二点则是其对中国考古中统计方法使用的批评，指出中国许多考古不遵从统计方法，导致从发掘到研究的整个过程所得的结论既难以量化，又不具备普遍性。如果仅在社会史研究领域看，这样的结果确实难以获得对社会情况的普遍认识。

但是如上两点结合在一起，又引起另一个问题 作者不能使用不具普遍性（发掘不完全或不遵循统计规范）的材料，又在一定程度上回避对传世文献的依赖，这就导致在探讨宏大问题（比如全社会，至少是上层社会的制度变革）时，只能偏重运用发掘完备的少数例子（也可能是碍于篇幅？），但却要获得一个相当普遍的结论，当然，作者也要结合其他不那么系统的材料，但因为无法量化，自然不能成为研究的支柱。这就也让人怀疑某些结论的普遍性，且使得作者在论述不少问题时只能浅尝辄止――当然，这是受限于先前的考古材料与研究方法的结果。这也使得本书在许多方面并不给出确定的结论，而是指引某种研究理路，起到导向的作用。

前850年的礼制变革为重要支柱，贯穿第一，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某些章节。第二部分运用边界理论，探索民族，姓族，氏族的关系――尽管这在西方人类学界并不新鲜，但是作者可能也受了王明珂研究的一定影响。考古学材料或许可以辩识姓族中的某些文化差异，作者对此也抱有积极态度。但是也指出，这些差异，未必比同一姓族内部的差异更大，有时学者描述的所谓差异并不具统一的标准，而是受到后代文献所建构的观念的影响。

与此同时，作者又不认可通过考古材料能在根本上解决如秦人起源等问题――潜台词可能是，文献也做不到。民族绝非一个在生物学上铁板一块的组织，在文化和记忆层面也是这样。借考古材料探究不同时期人的民族认同，恐怕是难上加难的。（一点疑问是，作者经常把器物上的差异推测为“宗教习俗”造成的，从而和“民族认同”区分开，但是宗教习俗能否和民族认同分离？习俗的不同，一定会对民族认同产生一定影响，只是未必能成为塑造民族认同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