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燕军《“超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再评金观涛<兴盛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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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燕军
金观涛《兴盛与危机》是国内外较早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历史的著作。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作者将整个社会分为三个子系统：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作者认为，在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之间，通过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僚网络的联接，存在一个自发的调节力量，保证社会趋于统一稳定，由于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所以他将其称为宗法一体化结构。作者认为，在宗法一体化结构之外，还存在一个无组织力量，即“某种社会结构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起瓦解作用，其本身又不代表新结构的那种力量”（第78页），具体就是土地兼并，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化及思想日益混乱，官方意识形态渐渐失去指导力量。作者认为，这种力量通常很强大，并且总是增长的，往往需要高踞金字塔顶端的皇权进行强控制才能加以平衡，作者将这种强控制称为超级组织力量。他认为，在王朝前期，由于皇帝励精图治，无组织力量发展受到遏制，势力有限，但到王朝后期，随着皇帝渐趋耽于政事，贪于享乐，对无组织力量的控制越来越松，无组织力量迅速壮大，开始威胁系统平衡，一旦已有的调节机制如宗法一体化结构或超级组织力量对无组织力量束手无策，另一重调节机制就会自动起作用，那就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彻底涤荡系统内部的无组织力量，促使系统重建平衡。为了限制无组织力量的壮大，系统内部还穿插着一系列的变法运动，但这些变法都遵循着效率递减的规律，即越是王朝前期，变法越能成功；越是王朝后期，变法越不能成功，也就是说由于积累效应，王朝后期系统必然崩溃。不过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自我复制的功能。经过农民战争消除了无组织力量后，在宗法一体化结构的作用下，系统很快又会重建，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
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出版于八十后代初，出版后在社会流传很广，影响很深，极大的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给呆板的学术氛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是当时所谓的学术启蒙的一部杰作。但是在九十后代初，该书却遭到猛烈抨击，认为是一部假科学的范本，本质上是反唯物史观的。这些指责概括起来有：
1、借用社会结构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相互调节、互为因果的关系来否定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因为金观涛说：“终极原因是没有意义的”。
2、社会动力问题：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斗争推动社会发展和变化。而金观涛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都依靠自身的调节机制来维持有序状态，但同时这种调节作用的异化会产生“无组织力量”，系统重建，否定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则，否定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3、超稳定系统是一种历史停滞论。金观涛说：“由于存在着不断消除和压抑内在不稳定因表演的振荡机制，所以总体上看结构长期不变。”（第13页）否认历史是前进的。
4、不考虑外部因素对社会结构演化 的影响。金观涛反复强调，他的社会结构演化模式“是在不同文明相互隔离，不考虑它们的相互影响下导出的” （第300页），是在没有外来冲击条件下的演化 ，结果系统成为一个封闭的循环。
5、“三论”是在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直推出的，不适于社会主义的历史研究工作。
6、史实和概念错误。
以当代人的眼光看，上述指责除第五点明显站不住脚外，其余都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有两点需要指明：①超稳定系统不是一种历史停滞论。笔者认为，结构是标识事物属性和性质的关系或关系和，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在不断发展，但并未突破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迈入资本主义社会，称“总体上看结构长期不变”未为不可，也是正确的。②作者同样强调外部因素对社会结构演化的影响。该书第七章第十节就是专门讲外来冲击的影响，作者之所以没有强调外来因素，主要是因为：外部因素有相当部分是偶然因素，不适合在共质性的研究中出现。每本书都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因此即使地理环境等长期对社会结构产生作用的客观因素，一旦引入也将打乱整个叙述体系，毕竟该书着眼点在社会结构方面。由于宇宙的无限性，联系的广泛性，目前尚无一种方法自夸能根本弥补这一缺陷。
笔者认为，对于一部具有学术启发价值的书，采取全盘否定，一棒子打死的态度是极不负责任和极不正常的，在历史就要迈入21世纪，进入一个崭新千年的时候，如果仍然将政治因素同学术成果的评价挂上钩，结果不但不利于学术的进步，反而有害。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和超稳定系统假说重新评价。笔者认为，超稳定系统准确概括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总体特征，这一概念可以接受，不过笔者所认同的超稳定系统无论内涵、外延均与金先生有所不同。
首先，从立论的出发点看：金先生主张“脆性说”，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脆性结构，缺乏弹性，只要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其中任何一个偏离适应态到某种程度就会造成整个系统的崩溃瓦解”（第51页），他认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每隔两三百年就出现一次王朝更迭的根源。这是作者立论的出发点。而笔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具弹性的社会，“超稳定”本身即意味着具有极大的伸缩性。这涉及到超稳定系统在时间上的界定，下文还将详述。笔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弹性的、流动的，表现在三个方面：
1、中国在经济结构上是弹性的。中国不存在一个长期的地位固定不变的经济集团。由于土地是封建社会最大的财富，所以开放主要体现于获得土地的方式上。这又有两点：①土地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中国的土地私有化缘起很早，春秋战国时就已开始。在封建的中国，“强弱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千年田换八百主”是常见的现象，任何人只要有钱就能购买田地，上千为地主。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存在一段国有制历程，但土地国有制不代表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它只能暂时促进经济的发展，况且国有制从来没有从根本上禁绝土地买卖，也不可能禁绝，比如，唐均田制下，就有出卖永业田和口分田的若干规定。②中国实行“诸子分户析产”的财产继承制度，即使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几代以后也不免贫困。
2、中国在政治结构上是弹性的。中国拥有一个能上能下、能出能进的官僚体系。中国是最早废除“世卿世禄”，从知识分子——士中选拔人才的国家。先是自荐，接着是征辟、察举，然后是九品中正选人，最后是科举，地区阶级包括平民百姓，只要学识渊博、德行出众，就有可能脱颖而出，进入官僚体系，成为特权阶级一员。另外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为了对抗强大的贵族势力，也为了政权的巩固，皇帝不断破格提拔出身低微的士人典掌机要，这些都有利于保持整个官僚体系的活力。
3、中国在意识形态（文化）结构上是弹性的。儒家学说虽然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它是不断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此过程中，儒家学说大量吸收法家、阴阳家、道家的学术思想，佛教传入中国后，一些佛教禅理也融入儒家学说，成为统治思想的一部分。除儒家思想外，其它学说都存在，并没有消失。
其次，就超稳定系统的时间界定看，作者是以一个个的王朝为区分的，将王朝作为考察系统运行的基本单位，作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亚稳态，这无疑会削弱封建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的价值，给人一种误解：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两种结构，超稳定结构和非超稳定结构（亚稳态结构）。笔者认为超稳定结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总体特征，不存在所谓的亚稳态结构，因为即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是分裂的，但各个国家内部的系统运行情况跟其它时期毫无二致。
再次，就超稳定系统的内涵实质看，作者认为是大一统，这是作者将魏晋南北朝独立为亚稳态结构的原因。而笔者认为超稳定系统的实质是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并不仅仅是大一统，同时也包括分裂割据，分裂割据事实上即孕育着大一统，因为每个割据政权内部都是统一的，都以统一全国为己任，或至少为统一创造条件。
最后，在系统运行的动力方面，作者认为“终极原因是没有的”，而笔者认为，经济结构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虽然，经济是同政治、文化等子系统共同起作用的。为叙述方便，仅选取地主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为例进行说明。
地主制推动了中央集权的发展。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使中国既出现了田连阡陌的豪强地主，也产生了许多拥有少许土地的自耕农，一方面，虽然土地仍是财富的象征、地位权势的体现，但_159;I01;于地主制，政治统治权同土地占有权分离，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地主并不一定具有实际的政治统治权，地主需要加强中央集权，从而保护自己的土地和财产，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保障封建剥削顺利完成。另一方面，为保存自己的小块土地，使之免遭大土地所有者的兼并，自耕小农也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这样就使得中国比较容易而且也很自然一开始就走上了中央集权道路，并不断强化。
但是，地主制下，无论中央集权统治强化到何种程度，都始终摆脱不出两种发展前途。第一，严厉打击限制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大土地所有制是地方势力的基础，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对立面，必须打击限制；但是大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打击它无异于自杀。第二，放任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听凭大地产兼并自耕小农的土地。但是在中国这样由地主制产生的中央集权型国家里，国家的赋税、徭役、兵役通常由自耕小农承担，因此，大量自耕小农的存在又是国家稳固存在的前提。放任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听凭其兼并自耕小农的土地同样也会动摇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引起社会动荡。无论哪条道路最终结果或者是中央政权遭地主阶级抛弃，失去他们的支持；或者被农民起义推翻。每一次以为朝换代都伴随着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关系的调整，土地关系调整像减震器一样，将长期积蓄在人民内部的对封建制度的不满释放，缓解基于土地关系紧张产生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避免出现大的社会变动，使中国封建社会呈现超稳定结构。
（作者系湖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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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燕军
金观涛《兴盛与危机》是国内外较早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历史的著作。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作者将整个社会分为三个子系统：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作者认为，在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之间，通过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僚网络的联接，存在一个自发的调节力量，保证社会趋于统一稳定，由于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所以他将其称为宗法一体化结构。作者认为，在宗法一体化结构之外，还存在一个无组织力量，即“某种社会结构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起瓦解作用，其本身又不代表新结构的那种力量”（第78页），具体就是土地兼并，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化及思想日益混乱，官方意识形态渐渐失去指导力量。作者认为，这种力量通常很强大，并且总是增长的，往往需要高踞金字塔顶端的皇权进行强控制才能加以平衡，作者将这种强控制称为超级组织力量。他认为，在王朝前期，由于皇帝励精图治，无组织力量发展受到遏制，势力有限，但到王朝后期，随着皇帝渐趋耽于政事，贪于享乐，对无组织力量的控制越来越松，无组织力量迅速壮大，开始威胁系统平衡，一旦已有的调节机制如宗法一体化结构或超级组织力量对无组织力量束手无策，另一重调节机制就会自动起作用，那就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彻底涤荡系统内部的无组织力量，促使系统重建平衡。为了限制无组织力量的壮大，系统内部还穿插着一系列的变法运动，但这些变法都遵循着效率递减的规律，即越是王朝前期，变法越能成功；越是王朝后期，变法越不能成功，也就是说由于积累效应，王朝后期系统必然崩溃。不过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自我复制的功能。经过农民战争消除了无组织力量后，在宗法一体化结构的作用下，系统很快又会重建，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
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出版于八十后代初，出版后在社会流传很广，影响很深，极大的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给呆板的学术氛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是当时所谓的学术启蒙的一部杰作。但是在九十后代初，该书却遭到猛烈抨击，认为是一部假科学的范本，本质上是反唯物史观的。这些指责概括起来有：
1、借用社会结构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相互调节、互为因果的关系来否定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因为金观涛说：“终极原因是没有意义的”。
2、社会动力问题：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斗争推动社会发展和变化。而金观涛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都依靠自身的调节机制来维持有序状态，但同时这种调节作用的异化会产生“无组织力量”，系统重建，否定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则，否定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3、超稳定系统是一种历史停滞论。金观涛说：“由于存在着不断消除和压抑内在不稳定因表演的振荡机制，所以总体上看结构长期不变。”（第13页）否认历史是前进的。
4、不考虑外部因素对社会结构演化 的影响。金观涛反复强调，他的社会结构演化模式“是在不同文明相互隔离，不考虑它们的相互影响下导出的” （第300页），是在没有外来冲击条件下的演化 ，结果系统成为一个封闭的循环。
5、“三论”是在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直推出的，不适于社会主义的历史研究工作。
6、史实和概念错误。
以当代人的眼光看，上述指责除第五点明显站不住脚外，其余都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有两点需要指明：①超稳定系统不是一种历史停滞论。笔者认为，结构是标识事物属性和性质的关系或关系和，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在不断发展，但并未突破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迈入资本主义社会，称“总体上看结构长期不变”未为不可，也是正确的。②作者同样强调外部因素对社会结构演化的影响。该书第七章第十节就是专门讲外来冲击的影响，作者之所以没有强调外来因素，主要是因为：外部因素有相当部分是偶然因素，不适合在共质性的研究中出现。每本书都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因此即使地理环境等长期对社会结构产生作用的客观因素，一旦引入也将打乱整个叙述体系，毕竟该书着眼点在社会结构方面。由于宇宙的无限性，联系的广泛性，目前尚无一种方法自夸能根本弥补这一缺陷。
笔者认为，对于一部具有学术启发价值的书，采取全盘否定，一棒子打死的态度是极不负责任和极不正常的，在历史就要迈入21世纪，进入一个崭新千年的时候，如果仍然将政治因素同学术成果的评价挂上钩，结果不但不利于学术的进步，反而有害。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和超稳定系统假说重新评价。笔者认为，超稳定系统准确概括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总体特征，这一概念可以接受，不过笔者所认同的超稳定系统无论内涵、外延均与金先生有所不同。
首先，从立论的出发点看：金先生主张“脆性说”，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脆性结构，缺乏弹性，只要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其中任何一个偏离适应态到某种程度就会造成整个系统的崩溃瓦解”（第51页），他认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每隔两三百年就出现一次王朝更迭的根源。这是作者立论的出发点。而笔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具弹性的社会，“超稳定”本身即意味着具有极大的伸缩性。这涉及到超稳定系统在时间上的界定，下文还将详述。笔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弹性的、流动的，表现在三个方面：
1、中国在经济结构上是弹性的。中国不存在一个长期的地位固定不变的经济集团。由于土地是封建社会最大的财富，所以开放主要体现于获得土地的方式上。这又有两点：①土地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中国的土地私有化缘起很早，春秋战国时就已开始。在封建的中国，“强弱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千年田换八百主”是常见的现象，任何人只要有钱就能购买田地，上千为地主。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存在一段国有制历程，但土地国有制不代表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它只能暂时促进经济的发展，况且国有制从来没有从根本上禁绝土地买卖，也不可能禁绝，比如，唐均田制下，就有出卖永业田和口分田的若干规定。②中国实行“诸子分户析产”的财产继承制度，即使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几代以后也不免贫困。
2、中国在政治结构上是弹性的。中国拥有一个能上能下、能出能进的官僚体系。中国是最早废除“世卿世禄”，从知识分子——士中选拔人才的国家。先是自荐，接着是征辟、察举，然后是九品中正选人，最后是科举，地区阶级包括平民百姓，只要学识渊博、德行出众，就有可能脱颖而出，进入官僚体系，成为特权阶级一员。另外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为了对抗强大的贵族势力，也为了政权的巩固，皇帝不断破格提拔出身低微的士人典掌机要，这些都有利于保持整个官僚体系的活力。
3、中国在意识形态（文化）结构上是弹性的。儒家学说虽然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它是不断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此过程中，儒家学说大量吸收法家、阴阳家、道家的学术思想，佛教传入中国后，一些佛教禅理也融入儒家学说，成为统治思想的一部分。除儒家思想外，其它学说都存在，并没有消失。
其次，就超稳定系统的时间界定看，作者是以一个个的王朝为区分的，将王朝作为考察系统运行的基本单位，作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亚稳态，这无疑会削弱封建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的价值，给人一种误解：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两种结构，超稳定结构和非超稳定结构（亚稳态结构）。笔者认为超稳定结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总体特征，不存在所谓的亚稳态结构，因为即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是分裂的，但各个国家内部的系统运行情况跟其它时期毫无二致。
再次，就超稳定系统的内涵实质看，作者认为是大一统，这是作者将魏晋南北朝独立为亚稳态结构的原因。而笔者认为超稳定系统的实质是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并不仅仅是大一统，同时也包括分裂割据，分裂割据事实上即孕育着大一统，因为每个割据政权内部都是统一的，都以统一全国为己任，或至少为统一创造条件。
最后，在系统运行的动力方面，作者认为“终极原因是没有的”，而笔者认为，经济结构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虽然，经济是同政治、文化等子系统共同起作用的。为叙述方便，仅选取地主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为例进行说明。
地主制推动了中央集权的发展。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使中国既出现了田连阡陌的豪强地主，也产生了许多拥有少许土地的自耕农，一方面，虽然土地仍是财富的象征、地位权势的体现，但_159;I01;于地主制，政治统治权同土地占有权分离，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地主并不一定具有实际的政治统治权，地主需要加强中央集权，从而保护自己的土地和财产，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保障封建剥削顺利完成。另一方面，为保存自己的小块土地，使之免遭大土地所有者的兼并，自耕小农也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这样就使得中国比较容易而且也很自然一开始就走上了中央集权道路，并不断强化。
但是，地主制下，无论中央集权统治强化到何种程度，都始终摆脱不出两种发展前途。第一，严厉打击限制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大土地所有制是地方势力的基础，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对立面，必须打击限制；但是大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打击它无异于自杀。第二，放任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听凭大地产兼并自耕小农的土地。但是在中国这样由地主制产生的中央集权型国家里，国家的赋税、徭役、兵役通常由自耕小农承担，因此，大量自耕小农的存在又是国家稳固存在的前提。放任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听凭其兼并自耕小农的土地同样也会动摇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引起社会动荡。无论哪条道路最终结果或者是中央政权遭地主阶级抛弃，失去他们的支持；或者被农民起义推翻。每一次以为朝换代都伴随着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关系的调整，土地关系调整像减震器一样，将长期积蓄在人民内部的对封建制度的不满释放，缓解基于土地关系紧张产生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避免出现大的社会变动，使中国封建社会呈现超稳定结构。
（作者系湖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