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的传世名作
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算起，时间只有一百多年，但却千头万绪，纷繁复杂。蒋廷黻用他自己称之为“简略的初步报告”的一部只有五万字的小书，却能条分缕析，将近百年的时事写得深入浅出，充满真知灼见，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堪称奇迹。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时常想起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的广告词：比小说还好读的历史。用小说笔法写历史，固然让历史摆脱了枯燥，但也同时影响了对真实历史过程的理解。以至于读过之后，脑子里只剩下些名人轶事。读《中国近代史》则不同，虽然它也象小说一样好读耐看，却能让人在获得阅读快感的同时，把握近百年历史的脉络，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和对历史问题的理性诠释，境界大不同。这大约就是《中国近代史》能成为传世名作而《帝国政界往事》只能成为畅销书的原因所在。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自1928年在清华教书时起，蒋廷黻已经有了一个长期规划，准备用十年时间写一部中国近代史，并为此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可惜的是，从1934年起，蒋廷黻就开始走上仕途，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学问了。所以，这本书，是蒋廷黻的代表作，也是他学术生涯的终结。书中，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历史材料的堆砌，甚至没有多少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是他对历史资料融会贯通后的思考，是精品中的精品，说它达到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全书共分总论和四个部分。在总论中，作者开明宗义，指出中华民族到十九世纪到了一个特殊时期，简单说，就是内忧外患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现代化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组织一个近代国家吗？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近代史上每一个时期的救国救民方案，以期对目前的中国能有所贡献。直接指明了“经史致用”的目的。
第一部分剿夷与抚夷，专讲外患。蒋廷黻以研究外交史著称，在这一部分，他指出，到了十九世纪，世界已经进入贸易和商业时代，但清政府却一味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我觉得，这个说法，真正看到了晚清中国病的症结所在。即使一贯被我们看作“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其实初与英国人打交道，对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也是一无所知，也只是鸦片战争后才开始认识世界的。精英尚且如此，何况一般民众？处于“中古”的中国与已经处于“近代”的世界该如何打交道？唯有革新，唯有改变我们的不图振作的现状。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天津、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丧权辱国的开始。但蒋廷黻并不这样看。他说，“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条款虽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了。这种关系固然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只要我们不留恋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时代，勇敢地到国际生活中去找出路，中华民族并非不能从此富强起来。
第二部分洪秀全与曾国藩，乃讲内忧。作者认为，在近代史上，外交固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在外患袭来的同时，清政府又受到了太平天国的冲击。而曾国藩则为清政府的统治而战。洪秀全对宗教革命十分积极，对社会革命则无认识亦无行动。其实即使宗教，太平天国的宗教又哪儿称得上革命呢？前天看高尔泰的一篇文章，说到皇权崇拜对中国文化人的束缚，他曾有一句话，让我很不以为然。说曾国藩“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而同信仰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进行的战争，实际上保护了满清人皇朝”。先不说这句话中苛求先人的一面，只说太平天国与基督教。太平天国的宗教也能称得上是基督教？那根本就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糟粕。这一点，蒋廷黻看得很准确。他说，洪秀全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而在建设新朝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洪秀全而非曾国藩才是皇权的崇拜者。曾国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他要革新，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保护中华固有的美德。我倒觉得，曾国藩的道路，也许是未来中国可行的道路。
第三部分自强及其失败。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应付大变局，谋求富强的实践，但最后却归于失败。原因何在？蒋廷黻认为，在于他们的不彻底。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彻底，接受的旧式教育，脱离不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束缚。大部分则是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这个时代，包括很多：闭关自守，妄自尊大而又轻举妄动的的士大夫阶层；外国的趁火打劫；民众的迷信与无知等等。最后的结果是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开始。
第四部分瓜分及民族之复兴。其实这部分是第三部分的继续。变法运动是政治层面的革新；义和团是西洋化、近代化的反动；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才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只要我们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看到最后一部分，我想起有一次看一位学经济的朋友写的文章，问题罗列了一大堆，最后给出的解决办法却简而又简且高度概念化。我提出这一点，那位朋友说，没办法，我只能提出问题，不知道什么样的办法能解决。蒋廷黻的书，给我的是相同的感觉。不管是由于篇幅的原因还是真的无计可施，我很想知道，当最终蒋廷黻看到中国近代史的终结竟然是那样的一个结果时，是什么感觉？
很可惜，看他的作品太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过什么说法。
另外，我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黻”到底读什么。查查去~~~呵呵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自1928年在清华教书时起，蒋廷黻已经有了一个长期规划，准备用十年时间写一部中国近代史，并为此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可惜的是，从1934年起，蒋廷黻就开始走上仕途，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学问了。所以，这本书，是蒋廷黻的代表作，也是他学术生涯的终结。书中，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历史材料的堆砌，甚至没有多少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是他对历史资料融会贯通后的思考，是精品中的精品，说它达到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全书共分总论和四个部分。在总论中，作者开明宗义，指出中华民族到十九世纪到了一个特殊时期，简单说，就是内忧外患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现代化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组织一个近代国家吗？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近代史上每一个时期的救国救民方案，以期对目前的中国能有所贡献。直接指明了“经史致用”的目的。
第一部分剿夷与抚夷，专讲外患。蒋廷黻以研究外交史著称，在这一部分，他指出，到了十九世纪，世界已经进入贸易和商业时代，但清政府却一味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我觉得，这个说法，真正看到了晚清中国病的症结所在。即使一贯被我们看作“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其实初与英国人打交道，对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也是一无所知，也只是鸦片战争后才开始认识世界的。精英尚且如此，何况一般民众？处于“中古”的中国与已经处于“近代”的世界该如何打交道？唯有革新，唯有改变我们的不图振作的现状。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天津、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丧权辱国的开始。但蒋廷黻并不这样看。他说，“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条款虽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了。这种关系固然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只要我们不留恋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时代，勇敢地到国际生活中去找出路，中华民族并非不能从此富强起来。
第二部分洪秀全与曾国藩，乃讲内忧。作者认为，在近代史上，外交固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在外患袭来的同时，清政府又受到了太平天国的冲击。而曾国藩则为清政府的统治而战。洪秀全对宗教革命十分积极，对社会革命则无认识亦无行动。其实即使宗教，太平天国的宗教又哪儿称得上革命呢？前天看高尔泰的一篇文章，说到皇权崇拜对中国文化人的束缚，他曾有一句话，让我很不以为然。说曾国藩“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而同信仰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进行的战争，实际上保护了满清人皇朝”。先不说这句话中苛求先人的一面，只说太平天国与基督教。太平天国的宗教也能称得上是基督教？那根本就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糟粕。这一点，蒋廷黻看得很准确。他说，洪秀全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而在建设新朝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洪秀全而非曾国藩才是皇权的崇拜者。曾国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他要革新，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保护中华固有的美德。我倒觉得，曾国藩的道路，也许是未来中国可行的道路。
第三部分自强及其失败。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应付大变局，谋求富强的实践，但最后却归于失败。原因何在？蒋廷黻认为，在于他们的不彻底。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彻底，接受的旧式教育，脱离不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束缚。大部分则是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这个时代，包括很多：闭关自守，妄自尊大而又轻举妄动的的士大夫阶层；外国的趁火打劫；民众的迷信与无知等等。最后的结果是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开始。
第四部分瓜分及民族之复兴。其实这部分是第三部分的继续。变法运动是政治层面的革新；义和团是西洋化、近代化的反动；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才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只要我们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看到最后一部分，我想起有一次看一位学经济的朋友写的文章，问题罗列了一大堆，最后给出的解决办法却简而又简且高度概念化。我提出这一点，那位朋友说，没办法，我只能提出问题，不知道什么样的办法能解决。蒋廷黻的书，给我的是相同的感觉。不管是由于篇幅的原因还是真的无计可施，我很想知道，当最终蒋廷黻看到中国近代史的终结竟然是那样的一个结果时，是什么感觉？
很可惜，看他的作品太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过什么说法。
另外，我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黻”到底读什么。查查去~~~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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