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

卡斯特列奥对抗加尔文，一位大学教授PK日内瓦城的统治者——甚或曰，新教的教皇——茨威格说，无异于蚂蚁对大象。然而当这位新教的领袖竟成为最严酷的暴君，当这新教的城市变成告密者的天堂、迫害者的肆虐地，尤其是，当这号称以神圣上帝之名传播福音的人，竟将一位自由思想者活生生送上了火刑台的时候——一个声音在怯懦的茫茫寂静中响起，温和仁善，却如同雷霆。

漫长的中世纪，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为整个欧洲笼上了几个世纪的恐怖阴霾。路德为悲鸣的大地呼告，为成河的流血呼告，高喊“信仰基督即可得救”，与文艺复兴一起，举起那时代里人性最高贵的旗帜。然而无论何等逻辑严密的理论，甚至无论何等道德严谨的理想，一旦自诩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恒定公理，一旦以天地间至高的精神裁判者自居，一旦他张着那喷火的双眼凛然四顾，甚或挥舞起利剑投向一切异己，便违背了人文主义最初的原则，而只能恰恰沦落为历史上一次又一次重复演绎的独裁。

当加尔文，这个未及而立便已名满天下的思想者，被法里尔恭敬地引进日内瓦的时候，谁曾经设想，他将为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打下久久难以磨灭的独裁之印？谁曾设想，从那之后，一切的歌舞娱乐、一切的松懈怠工，甚至过于艳丽的服饰、有失严谨的措辞，都将给这城邦里的自由民带来牢狱之灾？谁又更能设想，竟然会是在这里，宗教改革至为恐怖的一次杀戮，将在上帝之民的簇拥下上演？

塞尔维特，这冲动好战而又天真的西班牙思想者，迫害与恐怖并未让他血液里理想主义的激情凝冻，然而他那离经叛道思想却竟选定了加尔文为友。〈美丽新世界〉里说，在一切的罪恶之中，惟有离经叛道最为严重。而最刻骨的讽刺是，这样的论断竟然在宗教改革的时代里依然如此适用。

纵然人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解读〈圣经〉是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则，纵然加尔文自己便曾亲笔写下“用暴力手段消灭异端，是为杀人行为”——然而却正是这个全无新意可言的独裁者，主持了一场至为卑劣的恶行。这个新教的领袖竟起草了告密的文件，径直将塞尔维特送上了天主教的宗教法庭。而更为可怖的是，当后者从天主教的牢狱中逃出，初踏上日内瓦的土地之时，便立刻锒铛入狱，并最终以文火活生生烧死在这座“笃信上帝”的自由城邦之中。

一个当权者，能否用手中的权利排斥异己？精神领域的论争，是否应该由世俗的法庭来裁决？基督可曾说过，你当以火与剑去消灭持不同意见者？卡斯特列奥愤起撰文，论异端，何为异端。正是在他被湮没了几百年的论著里，这位孤独的思想者发表了他超越数个世纪的高贵思想：宗教宽容。

卡斯特列奥对加尔文，自由主义者对教条，人道主义者对独裁，是螳臂当车或是以卵击石？然而那被亵渎的正义、被践踏的自由逼得这谦和的学者不能再保持伊拉斯谟式的沉默。惟有以上帝和真理之名施行的如此暴虐，才能让古老的人文主义欧洲为之震颤。卡斯特列奥以最明晰的句子写道：将人活活烧死，绝非捍卫教义，而纯为涂炭生灵。卡斯特列奥以最悲悯的语气质问，你可曾因烧死塞尔维特而拯救他，正如耶稣以自己的生命拯救了你？

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想起丹东的低语。“塞纳河在流血，流了太多血。”在罗伯斯比尔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在革命的铁蹄无往不利之际，丹东转身的忧叹将他自己送上了革命同志的断头台。而卡斯特列奥在谣言铺天、诋毁漫野的孤独处境里，疾声控诉杀人的暴行，更沉声呼吁宗教的宽容。加尔文的牢狱和火刑架这一次未能得逞，积劳成疾，然而毕竟是寿终而亡，这或许，已经是这位孤独而高贵的思想者最好的结局。

要直到几百年后，伏尔泰才说出他著名的警句：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而同样是要整整一代人的牺牲、一次又一次的血流成河之后，南特协议才回应了这位在他的世界里惟能茕茕孑立的思想者孤独的声音。“我要向你呼告，法兰西，停止了强制、迫害和对良心的谋杀吧；与此相反，你应该准许每个基督的信徒以自己的方式去信仰。”

他是一个极谦卑的学者，却把个人的独立视为无价之宝。这世界可以对他视而不见，可以将他遗忘于黑地，他却依然要为自己心中至为神圣的事业而战。他的声音如此寂寞，如此不合于这个只以“战争”为解决争端手段的世界，暴力无所不在，然而恐怖绝不能够控制自由的精神：即便在至为黑暗的时代，这样的声音依然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