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读后
以前读张荫麟先生的《东汉前中国史纲》，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与历史课本不同，书中记述的历史“政治味儿”又或者说“道德味儿”不是那么重。平实真切地记录，还历史以原貌，这本写在1928年的书令我见识到世纪初学人的大家风范。
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让我感受到相似的味道，这一次，是历经了红与黑势不两立的大半个世纪之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再一次诚恳反思、深广探究。
琦善、奕山、牛鉴是著名的卖国贼，如果把鸦片战争搬上京戏的戏台，他们必是曹操般的大白脸。而林则徐、关天培、葛云飞，则是一个个正气凛然的名字，虎门硝烟、三元里抗英，一派全民族上下同仇敌忾、共同对敌的架势。鸦片战争会失败，败在昏聩的皇帝、腐朽的社会制度、无耻的卖国贼。如果……历史必将改写。这是我们从课本里学到的鸦片战争史。
之前，我刻意躲避晚清至民国一段的历史，原因不难理解：这是一充满屈辱、血泪、伤逝、仇恨的二百年，一个人，如果有选择，总不愿意面对不堪的情形。
可是，深信人性极为复杂的我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是：为什么一二百年里，皇帝个个都是昏君、大臣枚枚都是奸臣、吏治一黑如墨、经济一贫如洗，但有好人，必是生不逢时，不得重用或遭人迫害；但有滑吏，总会如鱼得水且上下其手？
《天崩》首先帮我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关天培、林则徐的红脸，奕山、琦善的白脸，其实是经过后人的描画，是为了意识形态的统一认识而特别实施的愚民教育的一种。关天培自己未必以为自己是为国捐躯，更多的可能是坚守了职位的本份；林则徐不一定是了解了世界局势因而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御敌方略，更多的可能是坚持为官操守维护天朝体统；奕山、琦善都曾是主战派，惜命、爱官的毛病是有的，但要说他们都为一己之私欲卖国求荣恐怕有失公允；连道光这个老皇帝，他当不好这个皇帝、眼界不高、谋略不深都是有的，但国是他自己的，总谈不上自己出卖自己。
我的结论是：我们一直推崇的爱国派实力未必弱，被唾弃的投降派声音未必强；爱国派其实是主战派，投降派其实是主和派，更大的差异来自意见的不同；爱国派的立场未必是爱国，投降派的背景并非是卖国；真照爱国派的主张打下去，可能全璧江山都失与敌手，如果上至皇帝、下至朝臣能对主和派的处境多一点了解，也许和解并不那么罪不可恕。总之，主战派的偏红色和主和派的偏白色更多是道德上的，而非技术上的，战争的失利也并非因为大家爱国心不够炽热，更多似乎是安稳现世输给了船坚炮利。
由是，整个近代史似乎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如果我们愿意放下道德的指控，也许可以还历史一个更清晰的面目。引发我对近代史的新的兴趣，这是第一。
第二，《天崩》挑出了两个关键词：information和knowledge。
主战派林则徐翻译洋书洋报、了解西洋情况，他得到的是information。可是，船坚炮利背后是什么，林则徐是不了解的，甚至，他可能还没有空出自己那只杯子。没有把information转化成为knowledge，故林在办理外交时刚有余而韧不足，在应付战争时心有余而力不足。
道光皇帝、历来的诸多史学家知道中国地大物博，兵多民众，这是information，可是，分析下来实战的需要，其实制度的限制使兵办得了内防对付不了外敌，兵役制度、运输设置、信息传递、装备技能……无一不是银样蜡枪头，这是knowledge。
信息再多、知识再密，缺乏思考、明辩、开阔的视野，终是无用的杂货铺。我们的老祖先，鸦片战争打输了，输在不够虚心、不够恳切；我们自己，如果还安于用爱国vs.不爱国来解释鸦片战争，历史重演，我们必会败得更惨。
第三，我们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我早就在怀疑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如果今天的中国面临全球化、地球村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二百年前中国被坚船利炮打开大门的鸦片战争时、结束皇帝制度实施近代政治制度的辛亥革命时、中学遭遇西学强大冲击的五四运动时……又何尝不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今天的我们，比起过去的他们，强吗？
我们引进无数条相似的生产线，和他们照着西洋图示造炮有什么不同？我们牺牲环境、牺牲信仰发展生产力，和他们主张西学为体、中学没用有什么不同？我们口口声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他们按天朝方式办外交有什么不同？
第四，历史到底该怎么写？怎么读？
不妨让我们看看西方史家所谓的历史意识：
对历史真相的执著。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吧，可惜49年后中国的历史学界到今天，才开始多一点客观地还原历史真相，而60、70、80，乃至90年代的大众都被迫长期戴上一副政治正确的眼镜，取下眼镜来，竟还觉得眩晕、慌张，对历史真相，恐怕非有点执著的精神不可。
历史演变轨迹的呈现。我们从小的历史课说：人类社会必经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黄仁宇说：要放宽历史的视野，大历史是螺旋形上升的。葛兆光说：历史的研究应该更广泛地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从皇帝史变为平民史，研究思想在历史中的变化。
一个古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历史有什么用？
一种回答是：人们需要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林则徐是一个不彻底的开始，但他多少是个开始，到曾国藩、李鸿章就好些，到梁启超就又好些。我们从这样一个开始来，为什么会到今天？未来又是怎样？历史不是水晶球，但多少有些水晶球的功效。
对历史的综合和解释。这是时光机做不到的，也正是历史学人津津乐道的。纵横九万里，上下五千年，思索、分析、感慨、冷暖人生，似乎全在于此。解释可以是名词释解一般客观的陈述，也可以是怀古伤今，感叹同情啊。
《天崩》一书读下来，那些人的生活传统、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的文化模式，他们喜、怒、哀、乐，从今天看来，既陌生又熟悉，既隔膜又亲切；他们的庄敬肃穆或者成了滑稽可笑，他们的慷慨激昂或者变得啼笑皆非……可是偏偏他们的很多东西留在我们身上。
感谢《天崩》还了历史一个真相，让我们感受到演变的轨迹，对这段历史，它的综合与解释理性中含着热忱痛切，令人悚然心惊。
愿写历史的人多一些执着，愿读历史的人多一些信仰。
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让我感受到相似的味道，这一次，是历经了红与黑势不两立的大半个世纪之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再一次诚恳反思、深广探究。
琦善、奕山、牛鉴是著名的卖国贼，如果把鸦片战争搬上京戏的戏台，他们必是曹操般的大白脸。而林则徐、关天培、葛云飞，则是一个个正气凛然的名字，虎门硝烟、三元里抗英，一派全民族上下同仇敌忾、共同对敌的架势。鸦片战争会失败，败在昏聩的皇帝、腐朽的社会制度、无耻的卖国贼。如果……历史必将改写。这是我们从课本里学到的鸦片战争史。
之前，我刻意躲避晚清至民国一段的历史，原因不难理解：这是一充满屈辱、血泪、伤逝、仇恨的二百年，一个人，如果有选择，总不愿意面对不堪的情形。
可是，深信人性极为复杂的我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是：为什么一二百年里，皇帝个个都是昏君、大臣枚枚都是奸臣、吏治一黑如墨、经济一贫如洗，但有好人，必是生不逢时，不得重用或遭人迫害；但有滑吏，总会如鱼得水且上下其手？
《天崩》首先帮我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关天培、林则徐的红脸，奕山、琦善的白脸，其实是经过后人的描画，是为了意识形态的统一认识而特别实施的愚民教育的一种。关天培自己未必以为自己是为国捐躯，更多的可能是坚守了职位的本份；林则徐不一定是了解了世界局势因而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御敌方略，更多的可能是坚持为官操守维护天朝体统；奕山、琦善都曾是主战派，惜命、爱官的毛病是有的，但要说他们都为一己之私欲卖国求荣恐怕有失公允；连道光这个老皇帝，他当不好这个皇帝、眼界不高、谋略不深都是有的，但国是他自己的，总谈不上自己出卖自己。
我的结论是：我们一直推崇的爱国派实力未必弱，被唾弃的投降派声音未必强；爱国派其实是主战派，投降派其实是主和派，更大的差异来自意见的不同；爱国派的立场未必是爱国，投降派的背景并非是卖国；真照爱国派的主张打下去，可能全璧江山都失与敌手，如果上至皇帝、下至朝臣能对主和派的处境多一点了解，也许和解并不那么罪不可恕。总之，主战派的偏红色和主和派的偏白色更多是道德上的，而非技术上的，战争的失利也并非因为大家爱国心不够炽热，更多似乎是安稳现世输给了船坚炮利。
由是，整个近代史似乎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如果我们愿意放下道德的指控，也许可以还历史一个更清晰的面目。引发我对近代史的新的兴趣，这是第一。
第二，《天崩》挑出了两个关键词：information和knowledge。
主战派林则徐翻译洋书洋报、了解西洋情况，他得到的是information。可是，船坚炮利背后是什么，林则徐是不了解的，甚至，他可能还没有空出自己那只杯子。没有把information转化成为knowledge，故林在办理外交时刚有余而韧不足，在应付战争时心有余而力不足。
道光皇帝、历来的诸多史学家知道中国地大物博，兵多民众，这是information，可是，分析下来实战的需要，其实制度的限制使兵办得了内防对付不了外敌，兵役制度、运输设置、信息传递、装备技能……无一不是银样蜡枪头，这是knowledge。
信息再多、知识再密，缺乏思考、明辩、开阔的视野，终是无用的杂货铺。我们的老祖先，鸦片战争打输了，输在不够虚心、不够恳切；我们自己，如果还安于用爱国vs.不爱国来解释鸦片战争，历史重演，我们必会败得更惨。
第三，我们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我早就在怀疑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如果今天的中国面临全球化、地球村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二百年前中国被坚船利炮打开大门的鸦片战争时、结束皇帝制度实施近代政治制度的辛亥革命时、中学遭遇西学强大冲击的五四运动时……又何尝不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今天的我们，比起过去的他们，强吗？
我们引进无数条相似的生产线，和他们照着西洋图示造炮有什么不同？我们牺牲环境、牺牲信仰发展生产力，和他们主张西学为体、中学没用有什么不同？我们口口声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他们按天朝方式办外交有什么不同？
第四，历史到底该怎么写？怎么读？
不妨让我们看看西方史家所谓的历史意识：
对历史真相的执著。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吧，可惜49年后中国的历史学界到今天，才开始多一点客观地还原历史真相，而60、70、80，乃至90年代的大众都被迫长期戴上一副政治正确的眼镜，取下眼镜来，竟还觉得眩晕、慌张，对历史真相，恐怕非有点执著的精神不可。
历史演变轨迹的呈现。我们从小的历史课说：人类社会必经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黄仁宇说：要放宽历史的视野，大历史是螺旋形上升的。葛兆光说：历史的研究应该更广泛地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从皇帝史变为平民史，研究思想在历史中的变化。
一个古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历史有什么用？
一种回答是：人们需要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林则徐是一个不彻底的开始，但他多少是个开始，到曾国藩、李鸿章就好些，到梁启超就又好些。我们从这样一个开始来，为什么会到今天？未来又是怎样？历史不是水晶球，但多少有些水晶球的功效。
对历史的综合和解释。这是时光机做不到的，也正是历史学人津津乐道的。纵横九万里，上下五千年，思索、分析、感慨、冷暖人生，似乎全在于此。解释可以是名词释解一般客观的陈述，也可以是怀古伤今，感叹同情啊。
《天崩》一书读下来，那些人的生活传统、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的文化模式，他们喜、怒、哀、乐，从今天看来，既陌生又熟悉，既隔膜又亲切；他们的庄敬肃穆或者成了滑稽可笑，他们的慷慨激昂或者变得啼笑皆非……可是偏偏他们的很多东西留在我们身上。
感谢《天崩》还了历史一个真相，让我们感受到演变的轨迹，对这段历史，它的综合与解释理性中含着热忱痛切，令人悚然心惊。
愿写历史的人多一些执着，愿读历史的人多一些信仰。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