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读后
蒋廷黻先生这本十万字的小册子成书于1938年。蒋先生“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彼时他“已辞去驻苏大使的任务，还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的职掌，在汉口有几个月的安逸”，“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把对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便有了此书。（引文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小序）
读了十页左右，我便有了第一个感慨：历史也可以比小说还好看。
这一感慨在读黄仁宇、史景迁、吴晗时屡屡有过，但蒋廷黻先生的这本书自有他在“好看”方面的特色。
第一，以十万字记述中国近代百十年的历史从详录史实来说是不可能的，但作者一早在序里说明是“报告观感”，因此重的是分析因由、追溯流向、发表感慨。态度诚恳、文字浅近，一路读来，就象作者正坐在对面的摇椅里，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将种种人事纷纭娓娓道来。亲切熟悉，全无涩泽之感。
第二，作者即便不算是完全的近代史的亲历者，至少也亲历了一部分。同时他自己的经历也颇具代表性：幼年读私塾，少年学英文，青年留美欧，归国做学问。蒋廷黻先生本人即受中西两方面的影响，很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变化。同时，在他收集近代史资料为著书作准备的时候，许多历史人物还健在、资料还存在，蒋先生利用自己的身份，有机会取得不少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比如，为了掌握李鸿章1896年至1900年期间从事外交活动的史料，他走访了许多李鸿章的旧部，或助手，或秘书，一有机会就把话题引到资料的搜集上。因为材料丰富，提供材料的又是熟友故交，蒋先生讲述起来，便少了些隔板猜物的空洞，多了些感同身受的真切。
第三，近代中国，“外交”是个关键词，蒋氏书生从政，专攻的正是外交。在写起有关中外关系时，蒋廷黻先生有的不仅是书章中的真知，更有他多年外交经验中汲取的感悟。因此，对人物的心理分析、对情势的审度把握脉络清晰、一丝不乱，令读者频频点头称是。
由此又不免想到我们一路接受的历史教育，印象中历史就是要死记硬背，背完年代背人物，背完事件背地点。之所以不得不背，其实是因为我们得到的解释是被生搬硬套上去的，因果不明确，源流不清楚，不得不背才能记得。历史，其实是一条河，没有什么是突然跳出来的，用一种解释套用在千百年来的所有人和事上，不涩不怪才是奇了。
第二个感想是搞政治的也可以是做学问的。这个感慨生发于了解蒋廷黻先生的生平之后。四十岁之前，蒋廷黻先生是书生一枚：美国学毕历史归来，他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系兼文科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四十岁时，他转而出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后奉派驻苏俄大使。1944年，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任国民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57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1961年冬，任国民党驻美大使。
知识分子搞政治，按我们的想法，似乎总是可惜了的，可蒋先生自有他的道理，他是一位入世的历史学家，主张以学术服务于现世。据说故交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他没有正面作答，而是以惯熟的“外交辞令”反问：“济之，现在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做学者的看起来好象比较自由纯粹，可以埋首书卷，将主张观点诉诸笔端，所谓著书立说。可是做学者的也有其被动性，不说别的，蒋廷黻先生的这本书今日出版亦有所删节，蒋先生对此大概也无可奈何了。
另一方面，搞政治的也有能伸张其主张的一面，蒋先生热衷于研究外交史，终于忍不住自己去从事了一把外交，想必他在任上是有努力实践过的。
再说了，如果我们的政治家们都有这样的学术底子，不能不说是国民的幸事，读书人未必都是好人，但书读得多也能寄望道理懂得多，于国于民都是积极有益的。
不过，大家也有糊涂的时候。自孙中山先生出场，文笔就大改，看了几页后忍不住翻到封面看看还是不是这本书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只要我们能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蒋先生想必是真心相信三民主义能救国，因此大呼特呼，但以写史的角度来看，“无疑”、“必能”这样斩钉截铁的表述总不免有失偏颇。
《中国近代史》后还附有两种：一是《评〈清史稿•邦交志〉》，二是《琦善与鸦片战争》，两篇也颇有价值。蒋廷黻先生不仅重视本国史料，更主张“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因此，“研究外交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引自《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序言）。对比参证中外各方史料，折衷不同的见解而得出兼听则明的结论，蒋先生的这一治史方法在后附的这两篇短文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也影响了后来学人。
和朋友谈起蒋廷黻先生的这册《中国近代史》，刚读毕《天朝的崩溃》的他说七十多年前蒋氏的很多观点能与茅海建今日所主张不谋而合很不简单，我说你说反了，我们眼睛被蒙住了几十年，到新近才能读到大家们几十年前便已主张的更客观真实的历史解说可是说是一种不幸，但是，今日不仅有蒋廷黻先生那一代学人的著作，也能看到后继来人，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又是一种幸运吧。
（备注：我读的是海南出版社1994年的版本，可能与新版有所有同。）
读了十页左右，我便有了第一个感慨：历史也可以比小说还好看。
这一感慨在读黄仁宇、史景迁、吴晗时屡屡有过，但蒋廷黻先生的这本书自有他在“好看”方面的特色。
第一，以十万字记述中国近代百十年的历史从详录史实来说是不可能的，但作者一早在序里说明是“报告观感”，因此重的是分析因由、追溯流向、发表感慨。态度诚恳、文字浅近，一路读来，就象作者正坐在对面的摇椅里，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将种种人事纷纭娓娓道来。亲切熟悉，全无涩泽之感。
第二，作者即便不算是完全的近代史的亲历者，至少也亲历了一部分。同时他自己的经历也颇具代表性：幼年读私塾，少年学英文，青年留美欧，归国做学问。蒋廷黻先生本人即受中西两方面的影响，很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变化。同时，在他收集近代史资料为著书作准备的时候，许多历史人物还健在、资料还存在，蒋先生利用自己的身份，有机会取得不少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比如，为了掌握李鸿章1896年至1900年期间从事外交活动的史料，他走访了许多李鸿章的旧部，或助手，或秘书，一有机会就把话题引到资料的搜集上。因为材料丰富，提供材料的又是熟友故交，蒋先生讲述起来，便少了些隔板猜物的空洞，多了些感同身受的真切。
第三，近代中国，“外交”是个关键词，蒋氏书生从政，专攻的正是外交。在写起有关中外关系时，蒋廷黻先生有的不仅是书章中的真知，更有他多年外交经验中汲取的感悟。因此，对人物的心理分析、对情势的审度把握脉络清晰、一丝不乱，令读者频频点头称是。
由此又不免想到我们一路接受的历史教育，印象中历史就是要死记硬背，背完年代背人物，背完事件背地点。之所以不得不背，其实是因为我们得到的解释是被生搬硬套上去的，因果不明确，源流不清楚，不得不背才能记得。历史，其实是一条河，没有什么是突然跳出来的，用一种解释套用在千百年来的所有人和事上，不涩不怪才是奇了。
第二个感想是搞政治的也可以是做学问的。这个感慨生发于了解蒋廷黻先生的生平之后。四十岁之前，蒋廷黻先生是书生一枚：美国学毕历史归来，他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系兼文科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四十岁时，他转而出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后奉派驻苏俄大使。1944年，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任国民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57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1961年冬，任国民党驻美大使。
知识分子搞政治，按我们的想法，似乎总是可惜了的，可蒋先生自有他的道理，他是一位入世的历史学家，主张以学术服务于现世。据说故交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他没有正面作答，而是以惯熟的“外交辞令”反问：“济之，现在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做学者的看起来好象比较自由纯粹，可以埋首书卷，将主张观点诉诸笔端，所谓著书立说。可是做学者的也有其被动性，不说别的，蒋廷黻先生的这本书今日出版亦有所删节，蒋先生对此大概也无可奈何了。
另一方面，搞政治的也有能伸张其主张的一面，蒋先生热衷于研究外交史，终于忍不住自己去从事了一把外交，想必他在任上是有努力实践过的。
再说了，如果我们的政治家们都有这样的学术底子，不能不说是国民的幸事，读书人未必都是好人，但书读得多也能寄望道理懂得多，于国于民都是积极有益的。
不过，大家也有糊涂的时候。自孙中山先生出场，文笔就大改，看了几页后忍不住翻到封面看看还是不是这本书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只要我们能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蒋先生想必是真心相信三民主义能救国，因此大呼特呼，但以写史的角度来看，“无疑”、“必能”这样斩钉截铁的表述总不免有失偏颇。
《中国近代史》后还附有两种：一是《评〈清史稿•邦交志〉》，二是《琦善与鸦片战争》，两篇也颇有价值。蒋廷黻先生不仅重视本国史料，更主张“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因此，“研究外交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引自《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序言）。对比参证中外各方史料，折衷不同的见解而得出兼听则明的结论，蒋先生的这一治史方法在后附的这两篇短文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也影响了后来学人。
和朋友谈起蒋廷黻先生的这册《中国近代史》，刚读毕《天朝的崩溃》的他说七十多年前蒋氏的很多观点能与茅海建今日所主张不谋而合很不简单，我说你说反了，我们眼睛被蒙住了几十年，到新近才能读到大家们几十年前便已主张的更客观真实的历史解说可是说是一种不幸，但是，今日不仅有蒋廷黻先生那一代学人的著作，也能看到后继来人，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又是一种幸运吧。
（备注：我读的是海南出版社1994年的版本，可能与新版有所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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