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陈旧，部分章节有点意思

虽然是今年新印的书，但内容其实还是99年的旧版。行文充满了世纪之交令人生厌的社科腔，经常大段大段的直接插入、套用国外的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理论，读得人一脸懵逼，非常出戏。作者还喜欢在正文里大量罗列毫无必要的资料。

作者对泉州历史有四阶段论的划分：①3世纪到10世纪，北方移民南迁，区域社会经济网络形成，镇守之城建立；②10世纪到14世纪初期，在若干条件下，海外贸易高度发达，政治经济中心得以建立，文化多元局面形成；③14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港市式微，正统观念形态(官方化理学)和教化空间得以扩张，本土主义压抑文化多元，朝贡替代贸易；④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上半叶，海外帝国主义势力勃发，侵入中国。作为传统城市的泉州被通商口岸边缘化，复振运动出现，新兴民族国家意象与体制建立，内部政治、军事权力分化成为现实，一体化成为理想。现代性观念形态蔓延，“新文化”出现，“旧文化”遭受压抑和打击。

这本书的重点在③、④两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的解释很难让人信服，作者将明清视作某种程度上的“绝对主义国家”，并将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作为泉州衰落的主要原因。对于具有悠久皇权历史的古代中国而言，绝对主义的因素不是到明清才出现的。泉州在明清的衰落有很深的政治经济背景，需要联系整个时代做总体分析，不是一个“绝对主义国家”能够解释的。

第7、9、11章写得较好。第7章讲到了泉州的民间械斗问题，很有意思，但并没有讲透。对铺境宫庙和祀神的梳理很好。我一直记得泉州民间有供奉南宋最末两位小皇帝的习俗，终于在第7章找到，叫做“日月太保”。第9章讲得普渡仪式值得一读。

第11章对华侨在闽南近代政治中参与的分析很有启发性。“19世纪末，华侨这类独特的社会群体，强烈感受到中外力量双重制约带来的负担，在海外，他们无以成为侨居地的主体族群，在海内，他们一样被排斥在与帝制结合紧密的身份等级体制之外。介入侨乡的社会公益事业、结交士绅官吏、获得封号和官衔，使他们通过“荣归故里”，而在克服其在南洋社会中的边缘感之同时，改变其在海内的“弃民”身份。由于“富而优则官”的思想产生于华侨的这一双重社会心理危机，因此，它也易于演变为一种激进化的诉求。在汉人中，华侨较早意识到，只有对清政府的内部压迫和帝国主义的外部压迫进行“双重否弃”，才能够创造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因而，在辛亥革命的整个筹备过程中，华侨及其社团起着关键作用如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活动家萧楚女所说:“华侨亲受弱小民族压迫之痛苦，所以他们需要总理的‘民族主义’;他们在海外备受欺凌，国家丝毫不能保护他们，且亦丝毫不注意他们，这使得他们更需要总理的民权主义，他们只有同国内各阶级协同一致，夺取政权，然后才能使他们得到他们所要的保障。他们中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不但身受弱小民族的痛苦，而且亦亲领资本阶级剥削的味道，他们当然感着工农在世界上应该有一个平等自由的相当生活。这便是他们尤其需要总理的‘民生主义’。”

另外，本书的副标题“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起得实在是太浮夸了，其内容实在是连副标题的一半都撑不起来。总之，如果你希望通过此书了解泉州的历史文化，我劝你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