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用空间及时间维度,揭秘亚洲航线无限神往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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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是在印度洋、太平洋相关研究资料相对缺乏、甚至很多方面几乎空白的情况下产生。作者罗德里希·普塔克以自东向西的行文顺序,聚焦于从远古到葡萄牙殖民时代的印度洋及太平洋各个海域历史,严谨的分析了影响古代航路变迁的各种要素,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文明兴衰的原因及彼此之间的联系。
这本书可以说,在现今缺乏的研究史料中填补了很大的空缺。从而打破了由西方主导的地中海和大西洋上航路辉煌史的掩盖。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由亚洲人主导的宏大海洋世界历史值得关注,或者说其“安生立命”的方式不容小觑。
“安生立命”即“生活有着落,精神有了寄托”,这个词正好诠释了亚洲航线的目的,即海上贸易获得利益,以及宗教、经济、政治、文化等物质和精神的结合。
以海洋百衲毯方式阐述漩涡的经济贸易和政治斗争
由于欧洲海上贸易体系的影响,一般历史学家们倾向于从西方的角度出发来阐述印度洋的历史。而罗德里希·普塔克却选择了相反的观察方向,从东方出发。其意图以先入为主的代入方式扭转西方曾有的视角。
在时间的维度上,通过时代的划分来探讨研究,即远古到公元、公元1~600、公元600~1000年、公元1000~1350年、公元1350~1500以及1500年之后。尽管如此,但并未采用僵化死板的惯例,毕竟有些区域并没探讨的必要。
亚洲海上贸易1500年来,整个体系呈现了碎片化—政府主导的转型——碎片化——欧洲扩张几种状态。
无论是早期还是在欧洲扩张之前,有一条永远不变的规律那就是海岸建立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呈现递增的是贸易流通产品由昂贵的商品逐渐百花齐放,如白银、丝绸、香料、茶叶、陶瓷、胡椒粉等;永远在变的是区域化强国崛起对海上贸易控制的核心地位。
在三国鼎立时期,东吴是第一个真正表现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具有海洋姿态的政权。在某种程度上,东吴成功地在航海技术上把沿西航路的不同部分融为一体;在东南亚大陆上,扶南崛起成为强国,控制着马来半岛东侧许多国家;在印度洋西半部,受到萨珊王朝的强国影响,构成了东地中海地区和印度之间的竞争体系。
公元约600年开始,亚洲海域开始融合,生成一种合一的整体结构。东西方各大强国,例如唐朝、萨珊王朝、阿拔斯王朝的自身需求推动了陆地运输和海上交通;但是随着三佛齐的崛,唐朝进入“衰落时期”,东南亚海上贸易受到了三佛齐的影响,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位于马来世界的王国在国际上占据了如此重要位置。
随着宋朝、元朝在金融、技术生产力的提高,对进口需求的不断增大,远东的核心地位越来越强;战争则是另一大主题,在东亚和东南亚,军事行动日益频繁开始使用大量船舰,例如在孟加拉—安达曼海域第一次出现了跨洋行动。
亚洲航线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型期,那就是明代初期由政府主导长达30年的国际远洋贸易。当然在这之前,东方的琉球网络开始兴起,爪哇等地也在海洋世界越来越重要,而阿拉伯-波斯湾航海活动下降。
明朝活动结束后,经历暂短碎片化后迎来葡萄牙及西班牙人的扩张。
用空间和时间展现了文明的交流、宗教的传递
上一章节,本文已讨论了本书的地理以及空间维度特点,那么在这个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各区域间的文化及宗教是如何在海上传播的?
宗教的传播在早期大多是依赖单个群体的兴趣,并非是上层国家的目标。但在1500年后,随着葡萄牙人的海上扩张,宗教动机变得尤其明显。
佛教起源于印度北部,逐渐向印度中部和东南亚扩张,这条漫长的传教链末端是日本。当然,中国佛教的观念和艺术灵感的融入以及朝鲜是其必经之路。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海上交流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印度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僧侣、朝圣者、商人作为载体,他们不仅带来了货物,还传播了印度的思想和艺术。
他们懂得和东南亚的统治阶级相联合,例如巨大影响力的商人与当地王侯之女通婚,将异域思想渗透到宫廷,从而促进文化桥梁的构建。所以说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海上关系是宗教和贸易进入了某种共生关系。
在公元600年后,随着印度元素传播到东北部海域,即黄海和东海。这一时期的平行事件便是伊斯兰教依托海洋开始扩张,它从阿拉伯—-伊朗世界向东方传播。
波斯商人是伊斯兰化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先行者,西亚各海洋沿岸以及东非海岸的某些区域都受到了影响。
在东印度洋周边的多处海岸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有了很大的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吉拉特人和孟加拉人的贸易网络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
明朝初期虽然在亚洲海上贸易的影响力很大,但它并没有异族规划的意图,并非为了传播宗教观念,但有国家发起的文明使命。朝廷曾下令印制发行汉代的著名作品《列女传》,以便“蛮夷”之中推广。
1500年后,葡萄牙航海网络深入亚洲,罗马给葡萄牙委以特权,让其推进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当然也从背后对伊斯兰教势力构成了威胁。
这种带有目的性推广佛教和伊斯兰教,亚洲沿海从未出现类似现象,这其实是上级权利机关的协调统摄的结果。
除此之外,葡萄牙还在航海中寻找散落的基督徒、传播天主教。
1600年后,欧洲的荷兰人、英国人和其他非天主教群体也逐渐开始传播。
从”殖民雏形“到实现“真正的殖民地”
明朝永乐年间,以郑和为代表率领的海上贸易,这是第一次有一个亚洲政权在亚洲几乎所有海域当中展现存在感,因为以前的中国或其他亚洲地区基本是通过两个层面和海洋世界联系,一个是非法的民间贸易,另一个是国家允许的朝贡往来。
而在永乐期间,不仅像从前那样允许朝贡使团入境,而且政府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加大了对国家主导的海上交通的支持。
当时,中国海上军事极为强大,其登陆部队在苏门答腊岛北部干预了一次当地的内部冲突,还在斯里卡兰擒获了一位反对郑和指示的当地统治者。能在自己的地盘之外进行干涉的前提是现今的后勤系统以及天衣无缝地控制返程航线的能力。
为了能更有效的海上贸易交流,明朝在巨港、马六甲、卡里卡特等地或附近地区都设有仓库和补给站,而巨港等地还设有中国官员,这一切是“殖民地雏形”,这相对以前是一种初步的变革。
尽管如此,郑和的船队是以贸易和外交为主,他们活动的主旨是和平、基础是和谐与宽容。显然不同于1500后葡萄牙的殖民方式和后来美国人、英国人的矮化压迫政策。
相反,1500年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登上历史的舞台与明朝帝国截然不同。
之所以说欧洲人的到来是亚洲帝国的一道分水岭,是因为亚洲海洋受到的元素影响是来自外部的,并非源自本土。欧洲人的航线出现了欧洲人定居亚洲海洋的组织,而这些组织受中央控制,这就是殖民地。
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之后开始向印度和远东摸索前行,建立了自己的知名体系;葡萄牙人的海上贸易刺激了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不满足占有个沿海据点(主要是菲律宾群岛),而是想将各岛屿纳入统治。
除此之外,西班牙还想向北的台湾立足,这个东南亚最后的边缘空间也被融入了海上贸易体系。因此,西班牙是第一批获得大面积亚洲领土的欧洲人。
其实,葡萄牙人最初的意图是把印度洋区域的胡椒粉和奢侈品引入好望角线,运往里斯本从中谋取利益,占领大片领土并非葡萄牙的意图,这与西班牙截然相反。尽管如此,最后都实现了真正的殖民地。
为何明帝国航海至今没被恰当地纳入更长的“演变线索”中
上述已提到15世纪初,由郑和率领的中国巨舰曾在东南亚和印度洋、霍尔木兹、亚丁、东非航行。而那场宏大的海上贸易核心地位竟然持续了30年。
但也仅仅持续了30年,之后便停止了海上活动,最终被葡萄牙所取代。
随着荷兰人和英国人对葡萄牙的嫉妒,进而用极端暴力来对抗伊比利亚半岛的势力,导致葡属印度体系在17世纪开始衰落。
但明朝时期的海上活动衰落并不同于葡萄牙,它是内部问题。国家结束航海项目,并贯彻的畅通无阻,以至巨大的远洋航船无所事事地停泊在港口,成了廉价的木材。
这场曾在亚洲史上伟大的权利海上贸易之所以对后世影响有限,主要体现了三点:
第一:体系不灵活,并不具备真正发展的能力。简单的说,在迈向殖民地系脚步过程中,在“原始殖民”时期就停住了;
第二:没有葡萄牙应对许多挑战的内部结构,因此其适应能力弱。
第三:欧洲西北部的海上贸易体系带来了更多的革新。几乎在一种线性的变化过程中,以自己的方式推动亚洲海洋空间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或者说亚洲海洋空间的历史,仍旧是一种想象,因为这块区域并不是宏观区域,而是许多依次排列的图像,是巨大整体的幻想崩塌成了零散的小型镶嵌画碎片。它虽然有真实的内核,但最终相当于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众多图像所构成的序列,以及多种事实情况的相互联结。所以还需要后人继续研究。
尽管“海上丝绸之路”已成历史,但这个话题对如今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例如中国设立的“全国海洋宣传日”、爱护海洋遗产、拓展新的历史认识等。当然,其对全球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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