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爱情，一种现代性的痛苦
由于豆瓣某位老师的广播推荐，并说对“爱情社会学”的课题感兴趣，所以来看了这本书，刚好和我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互相映照，感慨良多。这篇文章多数是对书的内容的梳理，对讨论的先后顺序作了一些改动，但也夹杂着一些我自己的感受。
书中有很多“旧时代”与现代爱情的对比。这种方法在许多探讨现代社会的某方面的社会学著作中十分常见。这并不是怀古、希望回到旧时代的某些生活方式，而是通过福柯意义上的考古，去探索在社会的“发展”中，有什么被遗忘了，是失去了什么而使我们如此痛苦。
我们的社会看起来是进步了，其中似乎也包括着“恋爱自由”和“身体解放”，在恋爱中，人们如今有着尽可能多的自由和两性平等。但，我们真的处于优于旧时代的坏境吗？女性在这种“自由”中“解放”了吗？这是本书探讨的主题。
另外，考察作者在文中引用了谁（简奥斯汀、库切、科耶夫、霍布斯、威廉斯、笛卡尔、萨特、弗洛伊德等等），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引用的文学以外的文本常常是一个作者非主流的著作，而这些著作都浸润于作者们对现代性的思考中，也正是前代的种种对现代性的讨论，使本书的爱情社会学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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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放的爱的选择
如果说旧时代中，“美貌”是主要的吸引因素的话，现今，在美貌之外，又多了“性感”这层吸引因素。这意味着，“性别身份”转化为“性身份”，转化为“自觉操纵下的一组肉体的、语言的、着装的准则，从多个角度引起另一方的性欲望。”（p.77） 脱离旧时代爱情束缚的人们，开始疯狂迷恋化妆品和服饰为她们添加的“性吸引力”。这种对美的“润色”带来的效用往往也十分明显。我们就常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在做了面向“精致”的改变后，常可以确真地吸引更多异性。
化妆品、女性特征、情色被“天衣无缝”地打包销售。性魅力成为消费品，登上杂志。广告商将化妆品消费包装成一种“投资”。出身贫寒的美女渴望通过美貌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美貌和性感可以为拥有较少财富和教育的女性打开另一条到达有权势的男性的通道”。（p.89）“性解放”伴随着消费而来，性也成为一种筹码，和经济结合在一起。
性解放使得人们不必过早地被固定在一种关系中，也就使得人们可选择的余地多了许多。人们不再选择遇到的第一个的“对的人”，而是不断地寻找。在交友网站上，人们将自己打上标签：豪车、身材、容貌等等，渴望被同样“有竞争力”的人选中。在选择和被选择的尝试中，人们会不断重估自己的价值，调整自己的恋爱条件。欲望遵循着一种经济学的模式。
在摆脱了旧时代的“联姻”后，爱情并没能走向纯粹。即使是在不寻求建立长期关系的约会中，人脉、社会地位、金钱等，也都可以成为筹码。
这种与购买商品遵循着相同逻辑的“爱”的选择不仅仅牵涉对外部条件的筛选，也同时包含对人的内部价值的筛选和比对。
当你想和一个人确定较为长期的关系时，考虑这个人“性格和你是不是相投”已经成为常态。这既要求你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一种认识（你的“本质自我”），也要求你对他人进行评估。“人们通过内省，对自身进行理性评估，对另一方的素质及双方兼容度进行理性评估。”（p.173）
反复“自省”和审视他人的人们，自然与毫无保留的冲动情感的“爱情”概念无缘了。另一方面，人们都知道，被分手、被抛弃，一定是自己在对方的“审视”中败下阵来，“你爱上的那个人在各部分总加起来的你身上打了个拒收的印章。”（p.278）爱情中被肯定的是“自我”，被否定的也同样是“自我”。这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和自卑感。
即使没有被否定，也无法一劳永逸地躲过爱的痛苦。当我们把自我价值感与爱人的认同联系起来时，仅仅拥有财富和地位弥补不了内心的空洞，只有当我们爱的人肯定我们时，自身的价值才得以确定。我们希望能有什么人来发自内心地渴求我们。而这种渴求是如此不稳定，我们源源不断地需要确认它的存在，我们在微小的行为中辨识爱意，当无法确认是否被爱的时候，便产生痛苦。
丢失的确定性
简奥斯汀的作品常常十分生动得刻画了旧时代的爱。旧时代的联姻确实让人们拥有着不同的价码，但同时，旧时代选择却并不是许多内外因素的经济学式的审查。在《爱玛》中，爱玛的丈夫看得到爱玛的许多缺点，但“不会动摇他对爱玛的感情”。因为他认为爱玛有着纯洁的心灵。在此，并不需要许多因素叠加出一个优秀的表象，只需一个“本质”便足以被爱（比如爱玛的纯洁的品格）。妆容精致、衣着性感，在旧时代显然不是一种吸引力，它们甚至妨碍辨识出“品格”。
这种“品格”的力量非但不是父权制对女性限制的话语，反而赋予女性在两性相处中的力量。“她们对内在自我和价值的感知不是他人赋予的，而来自自身辨别和执行道德律令的能力。”一个人是否追求你或抛弃你，并不参与到你对自身的认识中去。这也就意味着，你不需要根据你能吸引到多少人来判断你的“性感”程度，或者因为爱的人离开了你而否定自己。
另外，传统爱情并非私人的事情，亲友参与评判追求者是否够资格，甚至整个追求过程都有无数双眼睛在打量注视着。“情感的投入是受到谨慎监控的”，“必须按照众所周知的仪式按部就班”。（本书对旧时代的爱情仪式做了许多非常有趣的考察。）在此过程中，与其说双方根据对方流露的情感来判断对方是否爱自己，不如说他们是在辨认“爱情符号”和被重重仪式感包裹的“爱情代码”。如果你在这种被无数双眼睛注视着的爱情仪式中玩弄了他人的感情，比如，传递出符号后却拒绝付出符号代表的情感，（让对方误以为你正在或将要追求ta从而放弃了其他潜在机会）。这种行为的后果不仅仅限于爱情双方之间，甚至不限于在背后被人诟病为“花花公子”，后果是经济和社会的全方位的——让做出此行为的人不得不切身体会到物质和心灵双重痛楚的后果。
现代爱情，是女性的解放吗？
“男性即使在爱情中也保持着自己的主权，而女性则打算放弃她们自身。”——波伏娃
现代爱情要求我们在爱的同时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允许爱，但不允许为爱放弃自己。一旦你控制不住，而将自己完全地交给了别人，你的价值就大大降低，你看起来是一个无法独立、失去理智的人。人们追求“恰到好处的爱”，过分的爱会给对方造成压力，“爱”不知觉中被纳入了一种经济学的模式中：“爱”的过剩会造成它自身的贬值。
“假如一个男人告诉女方他爱她，这个女人不会因此远离他；而一个男人（在相应情形下）会被吓到，会认为她想要婚戒和婚纱。”（p.259）
书中含有许多采访对话，显示女性在现代爱情中总要小心翼翼地不表现得过度亲密和依赖，不给伴侣过多压力，甚至不能让伴侣察觉她爱得过多——超过伴侣可以回报的。若非如此，脆弱的关系可能立即断掉，男性很容易就选择逃走。似乎在丰富的选择面前，失去一个女人并不是什么大事。
男性主宰着现代爱情的承诺的规则。是女性天性容易对别人付出更多、更体贴、更容易依赖吗？我们不希望用本质主义的生物差异来过于简单地给出答案，从社会学的角度，作者给出了另一种分析。
在很多社会中，当男性可以拥有更多女性时，他的地位强于其它男性。性对于男性来讲，同时也是地位、权威和男子气概的证明。而如今的（西方）社会，“性”去除了婚姻指向的道德约束、“性解放”要求人们不以金钱地位，而以“情感”来决定去“爱”谁，随之和谁发生关系。“性”成为了类似消费领域的“大量供应的物品”。男性受益于现代社会的这种属性，可以更轻易地拥有“性权力”，因而更加拒斥婚姻或者“确定关系”的束缚。（书中也分析了社会中性别差异如何造成男性的可选择权比女性多。）
女性也许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但她们仍屈从于消费，同时被男性基于猎偶权力的行为模式所折磨。
（这一部分西方社会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根据笔者的实践，书中描述的种种并没有夸张。唯一有疑问的是，书中似乎不认为有“女性主宰关系，男性表现过度依赖后被女性抛弃”的非个例现象，另外，即使是西方男性，在离开一个曾爱过的女性时也会有不舍和痛苦，虽然过度依赖而给男性造成压力即needy的女性的确容易被抛弃，但抛弃的过程并不轻松。我个人对男性行为的观察的总结是：“Men like responds, but they don’t like bonds.”当想要得到回应时，男人会辗转反侧、会痛苦焦虑。但当他把注意力放到别处了，而女性仍像之前一样对他时，就容易得到截然相反的回应。
中国目前的状况，与书中所写的“前现代”的状况仍十分相似：“当男性必需承担主动追求的责任时，他们更容易受伤：他们一面要让自己的热情和爱意被感受到，一面又要预防可能的拒绝。”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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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少commitment即承诺的情况下，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微小的动作或习惯，都有可能让你出局。现代爱情将人与人间的束缚降到最低，“停留”（settle down）则不再是一种开始。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做是否“停留”的选择——你无时无刻不在被评估，你不知道爱何时便会结束。
现代爱情永远都是难以琢磨的，从产生到终止。
比如本书末章中采访的例子，被采访者均表明从细枝末节中就可以看出此人不适合自己。现实中，你可能因为微信聊天时用了一个网络用语，而被讨厌流行文化的人否定，你无法改变造成的这种印象，这是无法挽回的拒绝。正如《爱情解构狂》中男主发现睡在身边的妻子像一个拳击手，于是再也对她产生不了欲望了一样。但同样，也有可能因为你聊天中使用的表情包给人留下你很可爱的印象，因此促成一段感情经历。我们企图从细节中看人，我们将眼前人和想象中的理想伴侣做对比，可恰恰是这样捕捉到的，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一切都不是唯一的，一切也便都不是爱的明证。你永远无法知道，你是否是被爱着的，或者，你将会被爱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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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不断揭露和叩问，会让人在寒冷中颤抖。“
爱情已死？
回顾我们对现代爱情的考察，我们发现，随着性解放，传统的被“符号”和“仪式”包裹起来的、充满确定性的爱情，被如今的似乎变为“过剩的消费品”的性与爱代替。人们可以通过化妆术、衣着打扮等“提升”自己的吸引力，在与人交往、被人选择的过程中确定自己和对方的“吸引力”等级。爱变成了遵循消费原则的精打细算。
理性的“祛魅”，不仅仅祛除了人们对宗教的迷信，也鞭策着人类对一切以往认为是“神圣、神秘”的东西产生怀疑。“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如今，万物皆可俗。人们失去了对爱情神圣性的信仰。
在理想的神圣的爱情中，爱的人被神化，ta是阿波罗，是缪斯，我们把爱人当神来崇拜，我们无法抵抗爱的力量，爱让我们神魂颠倒、失去自我，我们愿意把一切献给爱人。在爱情中为处处不忘自己打算？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啊。
这一切都不再了。心理学确定了我们的“人格”属性，于是，我们与潜在恋爱对象互相比对着人格，渴望如此找到那个“对的人”。我们需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被爱情冲昏头脑，想要为他人放弃一切，只能让自己这种“过剩的爱”贬值，甚至显得情感病态。
浪漫爱情常伴随痛苦，而如今，人们在爱情中追求快乐。
“若爱情是痛苦的来源，那么它必定是一个错误。”（p.310）不能再有撕心裂肺、不能再有辗转反侧、不能再有把你爱的人当作神来跪拜。在追求中承受痛苦，似乎是“你不适合ta”或者“ta对你来说太好了”的征兆，而在关系中承受痛苦，则是在提示你应该理智结束这段“不利于你”的关系。
当快乐成为人们恋爱中最普遍最必需的追求时，我们当代的“爱”的意味，就已经悄然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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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爱情替代了旧时代的爱，这让我们更加自由，也被更多种痛苦折磨。消费主义、经济学行为模式、理性的祛魅、个人主义和快乐主义，爱情的痛苦也是现代性的痛苦。被裹挟在时代的漩涡中，那些对“神圣爱情”仍抱有期待的人，能追寻到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