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只能和你视频通话，但过后我一定会拥抱你

这样的标题看起来不像一篇书评。而我之所以选择它，是想表明两件事。一是这篇文章写于这样一段特殊的时期（见文末）；二是想强调本书作者的一个隐含观点：中介化交流与面对面交流无法相互替代。这就像是：如果我爱你，我既要和你视频，也要和你拥抱。 一、中介化交往：一种混合形态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一直在想，面对面聊天和微信聊天究竟有什么差别。而这个问题背后似乎总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那就是，面对面交流似乎是更理想的。也就是说，人与人的交流最好还是不要经由媒介的好，不然真实与亲切就会消失。

这种把“面对面交谈视为一种标准，再拿其他类型的传播方式与之比较”的方法，似乎也是早期研究的路径。这是一种坚持“线索滤除”（cues filtered out）取向的研究，其认为，“中介化传播的社交线索普遍是贫乏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它会难以避免地阻碍人们处理人际交往的能力”。

这似乎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然而，作者在书中写道，“中介化交流应该被视为一种新颖、兼容的混合交往方式，而不仅仅是具身（embodied）交流的缩减版本，因为它将面对面传播与书写交流的元素加以结合，同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图像”。

所以可以说，数字传播是一种混合形态，其间文字、图片、语音以及视频都可以和谐共舞。而这种传播形态迥异于面对面交往，因此不应将后者当做标准来审视前者。

想想看也确实如此。如今我们已进入媒介化社会，讨论面对面交往与中介化交往孰优孰劣已不是重点，毕竟二者交织叠套已成为事实。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新媒体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更具体来说，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新媒体对个体、群体的影响。

二、可供性：新媒体有何可为

按照我的理解，技术的可供性（affordances），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技术所能提供的功能框架。换言之，就是这项技术允许使用者做什么。而新媒体的影响力，就源于其可供性。按照拜厄姆教授的梳理，理解互联网可以借助以下七个关键概念。

1.交互性（interactivity）。可具体分为社会交互性、技术交互性和文本交互性。

2.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可分为同步传播和异步传播。

3.社交线索（social cues）。可分为富媒体和穷媒体。

4.存储（storage）。

5.可复制性（replicability）。

6.可及性（reach）。

7.移动性（mobility）。

借助这七个概念，我们其实可以解决两个互为正反的问题。一是，数字媒体何以被区分出来？二是，我们为何认为面对面交流具备亲密感、连接感（sense of connection）和真实感？

第一，数字媒体实际上是一种中介化交往，这意味着它需要依赖某种（些）具体的技术。同时，它的社交线索相对较弱且倾向于异步传播。这就使得其信息可被复制和储存。也因此，数字媒体的可及性和移动性更强。

第二，面对面交流之所以具备亲密感、连接感和真实感，是因为它是无中介的交流，这也意味着它是偏向人的。也因此，它的社交线索很强且往往是同步交流。不过，这也使得面对面交流的信息不可以被复制和存储，因此其可及性和移动性较差。

三、驯化：新媒体从“野生”到“日常”

在理解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上，作者十分清晰地梳理出如下三种观点。

技术决定论视角认为，技术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其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是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说法，认为技术能将自身的特性传递给使用者。第二种说法较为温和，认为“个人会将媒体的固有特征与自身任务要求有效匹配”。

作者则认为，关于数字媒体的技术决定论，实际上与传统的观点十分相似，它们都经常聚焦于身份的真实性和“现实”关系的幸福感。比如，乌托邦的观点会认为，借助科技人们可以摆脱现实中各种“标签”的束缚，进而丰富我们的社会关系。而反乌托邦观点则更关注欺骗行为、同族意识以及社会阶层差别的消失。

社会建构论视角强调，社会环境会制约技术发展。它认为，人类才是变革的推动力。而且，在发明者之外，技术发展还会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换言之，任何一种技术形态往往都是妥协的结果。

社会建构论还隐含了这样的观点：“道德恐慌”（moral panic）往往表达了社会对某种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的焦躁感。事实上，技术只是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社会形成论以及驯化理论基本上认为，技术与社会是互动的关系。持这一论调的学者往往关注以下三个问题：（1）技术形成的社会语境；（2）技术本身的可供性；（3）人们日常生活中对技术的使用。

事实上，驯化和技术形成论一致认为，新媒体的影响力被技术与社会同时塑造，不过，驯化格外关注在日常实践中，新媒体从边缘（野生的）转变为日常（驯服的）的过程。

所以说，技术是以一种逐渐浮现（emergent）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生活。即使我们在一开始便知道所有的影响因素，也仍然无法预测，在人们与技术的具体的持续互动中，会产生哪些社会交往、社会形态和社会变化。

四、线上社区与在地社区：区别与互动

作者还详细探讨了数字时代中的群体传播。首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线上社区”或“虚拟社区”？其次，“线上社区”与“在地社区”（基于地理意义的社区）是何种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作者给出了理解线上社区的5个线索。

1.空间感（sense of space）。空间感是指某种氛围和感觉，期间用户拥有更平等的地位、更友好的交流、更便捷的访问以及更有趣的互动。

2.共享性实践（shared practice）。共享性实践包括社区成员共同使用的交流方式、共同遵循的社区规范等，这些均有助于群体身份的形成以及群体核心价值观的维系。

3.共享性资源和支持（shared resources and support）。线上支持可以既让人们获得结合型和桥接型资源，也不会产生亲密关系中的纠缠和威胁。具体包括网络支持、情感支持、自尊支持、信息支持。

4.共享性身份（shared identities）。事实上，人们通过符合特定功能的持续和系统的行为来承担角色，这是一种关于“我是谁”的共享性社会身份或基模。

5.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虚拟社区就是，当足够多的人，花费足够多的时间，怀着充沛的情感在网上进行公共讨论并形成人际关系网络时，在互联网中出现的社会聚合。

关于第二的问题，实际上需要考虑：“线上社区”与基于地理意义的社区的互动。在第四章，作者简要说明了互联网中的公民参与与政治参与。最后总结称，“新媒体常常被用来传播信息，连接人和群体，支持现有的行动者社区、动员新人参与，激励参与者更进一步的投入，以及塑造和煽动舆论”。

更重要的是，“新媒体作为技术和空间，扩展和维持了社会运动所依赖的网络，加强了对现有活动的参与”。事实上，新技术提供了许多可供性，并通过这些可供性带来社会变化。速度、交互性、可及性的结合，可以让人们因为共同的利益而超越地理社区的界限聚集在一起。这些方式既可能为个体赋能，也可能导致群体极化。

五、媒介意识形态：和我在一起，你为什么要玩游戏

正如书名所示，全书的重点其实在探讨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为此，作者具体描述了诸如数字媒体支持下的新型传播关系以及自我身份（第五章）、日常生活中数字媒体使用的影响因素（第六章）等问题。但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媒介意识形态”的概念。

帕特森将人们对特定媒介象征价值的信念称为“媒介意识形态”（media ideologies）。可以说，“拥有一段满意的关系，部分取决于是否理解彼此的媒介意识形态和实践，以便能够正确地解读对方的意思”。

事实上，“传播技术的使用是否会对人际关系产生危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方如何进行解读”。根据奥斯隆等人的调查，在一些夫妻关系中，只有其中一人经常玩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而在另一些夫妻关系中两个人都喜欢玩，只不过其中一个人玩得更多。那些相对不怎么玩游戏的一方如何看待游戏，就对婚姻关系的满意度至关重要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和你的男孩或女孩在一起的时候玩游戏，ta没有把你玩游戏的行为和“你不爱ta”联系在一起，那游戏对你们的关系来讲就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如果相反，可能你们就需要意识到，你们对于“何时、何地可以玩何种游戏”有不同的理解。换言之，你们的“媒介意识形态”存在差异。

那我想，你就必须要跟ta讨论这个问题，最好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玩什么游戏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你俩都玩同一款游戏，那深夜吃鸡也完全无碍。

写完这篇文章时已凌晨三点。我又看了一眼“全国新型肺炎疫情实时动态”，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已然席卷全国。我们之前就呼吁所谓的“云串门”，劝告大家借助微信视频通话拜年而不是登门拜访。这似乎说明，“交往在云端”在当下的情境是更好的。

但我也相信，大家与自己所爱之人热切相拥的日子不远了。毕竟，视频通话虽然跨越了时空，但我们却很难望向对方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