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死证明了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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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陈滞冬
采访、整理：樊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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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19年12月，《嵇康之死》作为当年读库最后一本小册子出版。嵇康是魏晋时代的传奇人物，会作诗，能打铁，弹得一手好琴，因得罪司马家而被害。他死后被归入“竹林七贤”，成为后人想象中放浪形骸的名士。
当代书画家、艺术史学者陈滞冬是嵇康的精神知己。在书中，他试图拨开嵇康身上的迷雾，还原嵇康不盲从权威、发扬理性的生活方式，再现这位艺术史和文学史上的美丽失败者。
他认为，嵇康身上可贵的一点就是“以先觉语将来之觉者”，这是说把自己提前觉悟到的东西，传递给后人，哪怕当时的人感受不到，也不理解，但坚信后来的人会理解自己。
本文编辑自读库对陈滞冬先生的专访。
嵇康的被毁灭证明了他存在的价值
读库：中国文化史上有个性的名人那么多，您为什么要写嵇康？
陈滞冬：嵇康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人物。他很年轻就去世了，只活了40岁，但是他一直被文人传颂，算是一个精神旗帜式的人物，他在后世几乎成为所有文人仰望的目标。
嵇康的特殊之处，一是他的性格，二是他的创作，最重要的是他死亡的方式，这些都在他过世一千多年之后不断敲打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嵇康对我的吸引从年轻时候就开始了，几年前我觉得不得不为他写点什么，所以才拿起笔来写了这本小书《嵇康之死》。
读库：嵇康哪些气质比较吸引您？
陈滞冬：首先，嵇康是一个崇尚理性的人。我觉得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理性思维很缺乏，感情用事的地方很多，嵇康个性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非常理性，不盲从，做很多事情不是遵循已有的成见或社会公认的标准，他要通过自己的思考、体验来加以判断，来确认他自己到底该怎么生活。
就像苏格拉底讲的不经过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嵇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不断审视自己的生活，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姿态。我们说嵇康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他没有完成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自己想要过的那种生活目标，但是他指出了一种方向和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许会被社会压垮，被当时的制度撕碎，但正是因为它的毁灭，它的被刻意摧毁，反而证明了这是最有价值的一种生活方式。
读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陈滞冬：他不依赖权势，也不依靠社会大众公认的模式生存。他会认真选择，看看给人带来很多方便的生活方式会不会对我们的人格精神造成伤害，他会更看重精神的完整、人格的独立和尊严。
这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中国文化成熟得很早，春秋战国以后整个社会就慢慢进入了大一统专制状态，专制的程度有时深有时浅，但总体趋势是社会阶层和运作方式逐渐固化，这些通常都是通过压制个人的一些基本权利来实现的。有时候这种压制非常过分，在嵇康的时代，它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程度。
在魏晋时代，要选择嵇康主张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说自己认定的生活方式和目标，就一定要坚持。如果行不通也没关系，那就“请以先觉语将来之觉者”，这是说把自己提前觉悟到的东西，传递给后人，哪怕当时的人感受不到，也不理解。但他坚信后来的人会理解他。
读库：您觉得嵇康这种生活方式，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启发，或者说，我们还能选择他这种活法吗？
陈滞冬：其实我们现在选择他这种生活方式已经比较容易了。因为社会一直在进步，现在选择这样生活至少已经没有生命危险。或许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你的生活品质，但绝对不会让你活不下去。
现在我们来谈嵇康，第一是我们向他致敬，第二是他还给我们启示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在皇权专制时代最大的问题是思想和社会体制方面的专制，现在我们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但另外的专制却仍然还存在。举个例子，我们容易被金钱所专制，被物质所专制，它对我们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形成的压抑，其实也是很严重的。
因为现在是资本社会，物质、金钱会有很强大的专制力量。这股力量会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人们的生活，这时更需要嵇康这种理性的判断和选择来帮助我们面对生活。
“竹林七贤”的神话遮蔽了嵇康
读库：您眼中的嵇康及“竹林七贤”和一般人想象的有什么区别？
陈滞冬：人们常说的“竹林七贤”有点像现代西方的嬉皮士，喝酒嗑药，以放任自流的姿态对待生活，但嵇康不是，整个竹林七贤都是东晋以后我们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这跟嵇康本身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
嵇康自己平常可能都很少喝酒的，他有一篇长文章《家诫》，其中专门告诫儿子一定要少饮酒，至少不要因饮酒过量而影响自己的行为。
阮籍和嵇康不一样，阮籍从出生就处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他喝酒是为了避祸，逃避政治压力。而嵇康是对政治没有兴趣，他是真没有兴趣而不是假装没有兴趣，阮籍是有兴趣而装作没有兴趣，这一点我们是看得很清楚的。问题是嵇康对政治没兴趣，政治对他有兴趣，他就很难抽离，很难逃脱。
嵇康因为婚姻与曹魏家族有关系，他的太太是曹操的曾孙女，虽然他们结婚的时候曹氏已经失势，但在那个特别讲究出身门第的时代，他跟曹家是脱不了干系的，而嵇康又这么有名气，有才能，这对统治者司马家族来说太可怕了。这就是政治残酷的地方，不可以讲道理，没道理可讲的。
他逃避权势，也逃避经济剥削，想在夹缝中生存，而这种生存确实很有吸引力。你看有三千太学生要拜他为师，向秀、吕安追随他，吕安还从一千里以外跑过来，到山林里开垦土地跟随他，这种另类生存方式对统治者来说才是最可怕的。如果都这样的话政治怎么搞，那个朝廷怎么维持。
嵇康被诛杀最实际的罪名就六个字：“负才乱群惑众”，自负有才，祸乱群众，诱惑青年，就跟苏格拉底的罪名一样。这样的人和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对所有的统治者来说都是可怕的事情。
读库：嵇康的朋友和敌人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陈滞冬：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都是当时最杰出、最了不起的人。追随他的两个人——向秀和吕安，在当时也很著名。向秀是很著名的哲学家，而吕安因为被杀，而且后来也没有一个人像对待嵇康那样对待吕安，拯救了很多有关嵇康的材料，所以吕安的历史资料基本看不到了，只留下很零星的一两句话。他完全被历史湮没了，但在当时吕安和嵇康是一样出名的人。
嵇康最重要的敌人就是司马昭了，此外还有钟会，这两个人在嵇康的时代是最高统治者，也是处心积虑要杀掉嵇康的人。他的朋友圈其实比较单纯，他自己是一个深居简出、生活很低调的人。
司马昭把嵇康和吕安同时都杀掉了，向秀基本上就没有可能再以这种方式生活下去。他对司马昭摆出了投降的姿态，这在当时让他避免了生命危险，但另外一方面向秀也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故事，无论学术还是精神上，他没有被杀掉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好事，也可能是一个坏事。
向秀最重要的著作《庄子注》，被郭象剽窃，到唐代的时候他这本书就失传了，剩下的就只有郭象的版本。经过后人的研究，郭象确实剽窃了向秀，但向秀的书失传了，现在我们只能看到郭象的书，我们知道上面有向秀的文字，但具体是哪些就不清楚了。
另外，向秀在嵇康去世的当年冬天，写了一篇《思旧赋》，只有一百多个字，是《文选》里篇幅最短的赋，但却被千古传颂。《思旧赋》里两次提到嵇康临刑前“顾日影而弹琴”，可见这个非常戏剧化的事情，当时确实发生了，这是我们现代人不可想象的。
魏晋时期和后来的明清时代是不同的，那时对士人的尊重和礼遇至死都是存在的。当时有个说法叫“吊生送死”，这个人要被杀的时候我可以来祭拜他，向他表示我的心意。
哪怕是获死罪将被行刑，我们一样可以当面跟受刑者道别，设一桌仪式表示我们会永远记住你。就是说你虽然犯了死罪，但我们的朋友关系还是在的，慰问生者，告别死者，这种事统治者是不会干涉的。但后来就要被株连了，所以我说专制越来越强悍，越来越严酷也包含有这个意思。
嵇康、《广陵散》与打铁
读库：像嵇康这么有魅力的一个人物，多才多艺，他有哪些重要创作和成就？
陈滞冬：其实我一直把嵇康当成一个艺术家来看待。他是一位比较纯粹的艺术家，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音乐上，他对古琴音乐有很多创造性的贡献。从东汉蔡邕到嵇康的这几十年时间内，中国古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形制、体量甚至内在的音律都在渐变而趋于定型，在嵇康以后基本上就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了。
嵇康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奏家，这是一方面。同时他还是一个很优秀的音乐理论家，写了很重要的乐论，比如说他最有名的《声无哀乐论》，里面论述声音本质是没有情感的，我们听到这个音乐被感动是因为把自己的情感注入到音乐里了。
他这种说法在当时是引起不少争论的。那时最流行的音乐理论是儒家的音乐理论，儒家认为音乐与政治、人生、社会风气和伦理道德都有密切的关系，所有的声音都在象征、暗示或者体现了这方面的内容。嵇康是反对这个说法的，他认为我们注入音乐什么内容，它就会带有什么情感，而它本身是没有情感的。这种看法很先进，也可以说是古代音乐理论很伟大的进步，直到现在我们谈中国音乐史必讲这一理论。不光是古琴音乐，整个中国音乐都受惠于他开创的这一理论。
读库：说到嵇康的古琴演奏，我们可能会想起他最后在刑场上弹奏的《广陵散》。您在书中也提到了《广陵散》在中国是很特别的古琴曲，又有失而复得的传奇经历，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陈滞冬：《广陵散》这首古琴曲是非常特殊的。第一，它太长了，在现存的古琴曲中它不是最长的也是次长的，全曲弹奏完大概需要四十七分钟。第二，它是唯一的一首有故事背景的古琴曲，属于非常稀有的叙事音乐。中国音乐大部分是标题音乐，跟历史和故事没有太大的关系，或者只有很简单的关系。
《广陵散》讲的是一个很曲折复杂的历史故事，可以追溯到比嵇康时代早几百年的战国时代，主题是聂政为父报仇，刺杀韩王。当然，这个故事经过了历代的改编，和司马迁记载的版本已大不相同。聂政凄厉的复仇故事在古代流传很广，到嵇康时代慢慢变形，最后变成这首乐曲所叙述的情节。无论是情感指向还是艺术意境，《广陵散》都是一首非常特殊的古琴曲，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在嵇康之前，《广陵散》已有流传，但是没有受到大家这么广泛的关注。因为嵇康喜欢这首曲子，反复演奏，最后在临刑之前也弹了它。嵇康使《广陵散》受到了所有人的关注，所以大大地提高了这首乐曲的知名度，一直让它流传到了几百年以后。
这几百年也是中国历史上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几百年，到了后来大家对这首乐曲就产生了一种选择性的排斥，批评说它充满了杀伐之声，情绪太激烈，故事太血腥了。到元代以后，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弹了，曲谱只保留在朱元璋儿子朱权编纂的《神奇秘谱》里。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管平湖先生等人通过古琴的打谱技术，才让《广陵散》乐曲重见天日。
但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广陵散》，未必是嵇康那时候的版本。因为古琴是一个很特殊的乐器，它的曲谱是只记音高和指法，不记节奏的，这样的话，同一首乐曲每个人演奏起来都会有差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机制，它可以保证这个乐曲不断推陈出新。对一个音乐人来说是很好的，让演奏者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但从保存古琴曲的角度就很尴尬了。嵇康当时演奏的原声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它成了绝响。
读库：嵇康对《广陵散》情有独钟的原因是什么？
陈滞冬：第一，我觉得跟他的身世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广陵散》主要讲的是一个古代的忍者和剑客的复仇故事。这个故事可能和嵇康本人的身世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因为资料太少了不能确定。古书记载他们嵇家祖上是浙江绍兴人，因为避仇从南方跑到了北方。中间到底怎么回事不太清楚，但避仇这件事是一定的。
第二，嵇康选择的职业是铁匠。当时冶铁和锻造是一种最先进的技术，属于高科技。这个职业和那些剑客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就是和他的性格和对社会的看法有关。嵇康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对这种专制的压迫很敏感。他选择的这首乐曲背后是一个向专制统治者复仇的故事，也许有他精神上的寄托，究竟是否如此我们现在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他是真的喜欢这首乐曲。
读库：您刚才说到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嵇康打铁，他选择打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陈滞冬：我估计首先这是一个不依赖于土地的工作。在他生活的三世纪，中国人要么是农民，要么是官员，农民当然是被固定在土地上，如果做官就会被固定在朝廷上。他选择打铁的最大原因，可能是这个职业给他带来的自由度。
第二，当时铁制品很重要，他制造的是一个社会必需品。因为在汉代铸铁和锻铁技术已经很普遍了，汉代经济发展就依赖这个技术。铸铁可以制造农具和兵器，提高生产效率和战斗力。当时的锻造技术叫渗碳制钢法，就是反复锻铁让碳渗进去，渗进去之后它就变成了钢，虽然它是一种手工技术，但在当时确实是一种先进的技术。
东汉时期这种成熟的先进制钢技术随着汉政权管制的瓦解而散落民间，嵇康又生活在当时的冶铁工业中心地区，所以他有掌握这种技术的地利之便。他在山阳县家中的柳树下，“引流水环绕之”，很有可能是引流水来冶铁，就是利用水力驱动鼓风机来提高炉温，方便打铁。
所以，嵇康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在精神上非常强悍，思想也很理性，还打得一手好铁，这些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嵇康。此外，他还是一个美男子，长得很漂亮，一米八多，白白净净，但又不修边幅。
在“文革”中读书学画
读库：您是红旗下出生的一代，但好像跟那个年代普遍的年轻人又不太一样，比如当时您当知青的时候，下乡干活的间隙又进城读书学画，能不能分享一下？
陈滞冬：我父亲是一个资本家，但我们家又是搞艺术的，母亲是川剧演员，以前生活条件是比较好的。1949年后，特别是1958年以后，我们就从住的大宅子里被赶出来了，搬到一个贫民的大院里面。住在那个院子里，我觉得跟周围的同龄人格格不入，所以总跟学校的同学一块玩，到处找书看。“文革”以前，初中一年级时就这样了。“文革”中间我读了很多书，因为当时很多单位的藏书都被造反派弄出来破坏了，或卖掉了，书到处流散。那时我看了很多外国小说，也有一些哲学书。
我还没下乡当知青时，父母都被关在牛棚里，没人管我，我就在社会上到处玩，跟人家学打拳、练武术，到处找书看。大概是1968年12月，我在一个同学家里玩，他的大哥突然问我你学不学画，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当时听了突然觉得眼前灵光一闪，马上答应说想学。他说，那我明天带你去找老师。
第二天，他就带我去江汉路三十七号面见陈子庄先生。我虽去到他家，其实根本看不懂他的画，只觉得他画的东西和我看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但是他的生活状态深深地吸引了我。当时社会上文革正热闹，各个派系忙着打仗，满街都是宣传标语和高音喇叭。在陈子庄老师家里，他对这些社会上的时事一句话不谈，谈的都是历史文学诗歌哲学，完全就走入另外一个世界里了。我心里想这就是我要过的日子，所以我每天去找他。
读库：“文革”当知青那种状况，您怎么有自由读书学画呢？
陈滞冬：十七岁那年，我被迫到仁寿县藉田镇（后来改归双流县）红花乡当农民，那地方在岷江旁边，交通很不方便。听说民国时候这里山高林密，常年有土匪和游击队出没，根本没有居民。1949年以后，附近一带跑到外边闯世界的人都回来分田地，就把他们安置到这里来，人民公社时期才组建了一个生产小队。队长姓赖，算烈士家属，在队里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我下乡以后，和他关系很不错。
生产队里许多人早年都在外跑江湖，见过世面，就少了些狭隘的想法，深知世道变幻无常，就多了些宽容，对于我们的到来，也就并不很认真地按照当时宣传的腔调对待，除了基本的生活条件外，其余的事，差不多不闻不问。在这种放任的状况下，我才得以经常跑回成都学画读书。后来，我从农村调回父亲所在的单位文化局，办回城手续的时候，他们都不认识我了。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读库：您跟随陈子庄先生学画，也应该和学校的教育不一样吧？
陈滞冬：很不一样，他也说：“我不可能像在学校教书那样备个教案给你上课，你看我作画就是上课。”我先看他作画，然后也跟着去写生，最后他在我画的速写上修改。那是1971、1972年的事，有一些当时的速写保存下来，现在这个东西还在，我的一个朋友在古董市场上买到后还给我了。中国画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明清以来画家和自然的联系被切断，大部分画家画的都是概念，陈先生最大的功劳就是让中国画又重新面对自然，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陈子庄先生通常上午作画，午饭以后常常出门，或去街头茶馆喝茶，或去拜访朋友，或去公园写生。当时陈先生心脏病的症状已经很明显，出门时常坐在我的自行车后架上，由我推着走。那几年时间里，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我们常常边走边谈，当然更多是我在听他谈艺术，谈他从前的经历，评论古今画家得失，谈文学与历史。
我在短时间内能很快搞清中国绘画艺术的历史与现状，迅速进入状态，以全副精力投入中国画的学习，主要还是得力于与陈先生的交谈。《论语》中说到当年孔夫子教学生，并没有说教这些学生读了多少书，只是记载了不少学生长年累月地“从夫子游”，那时候我的学习跟这差不多。
后来我听陈先生言谈越来越多，就想把他的谈话记录下来。从1973年初开始，我和其他几个学生都是边听边作笔记，然后把记录稿给先生过目修改。我手上的这份记录稿，后来就成了编写《石壶论画语要》的主要材料。这本书在陈先生去世十年后的1987年出版，影响了很多中国画家。
也许是我当时很用功学画，也许是陈先生觉得孺子可教，忽然有一天他对我说：“学画对你来说很简单，重要的是读书，没有文化的人无法画好中国画。”当时我哪里系统读过书，初中念完一年就辍学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这几句话我听来简直觉得如当头棒喝。不久之后，他就给我介绍了几位老师，并亲自带我登门拜访。在他的竭力促成下，这几位老师都不顾文化大革命中险恶的文化和政治环境，答应我定期到他们家中听课学习。
读库：那时老先生们是怎么授课的？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
陈滞冬：这些老师中有胡瑞昌、胡瑞祥先生，两位是亲兄弟，曾经挂名在中央研究院读书深造，做过胡适的助手。我到胡先生家时，两位胡老师因生活的困顿都已离婚，两弟兄相依为命，住在同一栋屋子里。这房子四处漏风，前室有一张八仙桌，只有三条腿，另一条腿是用一叠红砖支起来的。
大胡老师讲课侧重历史和古文辞，主要是从《史记》《汉书》《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中华活页文选》与王力《古代汉语》中选材料。小胡老师主要讲诸子哲学与历代思想家，先后选讲过《老子》《庄子》《左传》，以及王阳明、张载、黄宗羲等人的著作。更难得的是，小胡老师讲课时还旁及康德、黑格尔的学说，让我大开眼界。
通常情况是，两位胡老师先指定要讲的篇目，然后我回家用笔记本全文抄录下来，下次去的时候，老师拿书本讲，我就拿抄本看，遇到问题，随时提问笔记。
直到今天，我只要独自一人闭目沉思，都会想起当年在胡老师那简陋的屋中的情景，师生围坐在那断腿的方桌旁边，一边留意室外过往的人中是不是有居委会的积极分子，一边海阔天空地讲授学习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经典。
“文革”过后，我在1977年调入成都王建墓文物保管所（后来的永陵博物馆）做文物研究工作，1983年，只有初中学历，我也不知道遇到“文革”只读了一年初中算不算初中毕业生，以同等学力考取了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我知道，这些学习和工作的机会，虽然有我自己的努力和朋友的帮忙，但本质上都是拜两位胡老师所赐，是他们的教导使我真的如陈子庄先生所说，“没有上过大学而达到大学毕业生的水平”。
陈滞冬，1951年生于四川成都，画家、书法家、艺术史学者，自由撰稿人。早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文学硕士。
出版有《陈滞冬画集》《陈滞冬书法集》《石壶论画语要》《中国书画与文人意识》《张大千谈艺录》《图说中国艺术史》《中国书法学论著提要》等著作多种。曾在北京、成都、兰州、太原、南京、杭州、台北、巴黎等地举办个人画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