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中的“求真”问题与现代媒介

在《哲学史讲演录》（以下简称《哲学史》）中，黑格尔将历史上的哲学思想统统归为自己的哲学系统的环节，并对其内容进行了大量的主观创作。编纂历史少不了“求真”这一基本要求，但黑格尔对哲学史内容独特的改造是否与“求真”相冲突呢？这种改造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黑格尔所追求的“真”又是在何种意义上的呢？

首先，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史中所要追求的“真”需要被理解为运动，“真”不是一个封闭式的、静止的实体。哲学史不等于很多个别的哲学思想按一定顺序的归纳汇总，更不是绝对符合“客观”史实的哲学教材（黑格尔讲的客观性是能动的而非纯粹的），而是作为哲学这一存在本身的运动。哲学史的生成不外在于哲学的生成，哲学自身在伴随着哲学史中的加工创造得到发展。因此，哲学史成为了一个“造梦”的活动和它的全部产品，前人的哲学思想在此充当原料，逻辑作为机器和流水线，这间造梦工厂即是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图景。

另外，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史中所要追求的“真”需要被理解为逻辑。真理或真相的载体是信息，而逻辑是信息的本质实现。原初真相，即作为原初材料的信息是感性杂多，必然要由主体进行筛选，过滤，阐释，以及意义赋予等一系列加工与互动才能被把握，以及传播给其他主体。因此，加工或分解信息的逻辑的性质决定论“真”的性质。胡塞尔认为视域中的在场必定要伴随着缺席的侧面，主体才能整体把握一个对象。在真相中，主体的逻辑与加工就扮演了缺席的视角面这一角色，信息与事件的同一性更多的是由逻辑这一“缺席者”支撑并建构起来的。因此只要有能思考的人存在，就只有思想以加工创造的方式参与后的真相，而没有原初真相。

从黑格尔式的“求真”宣告了这样一种态度：真理或真相是可能性的运动，而不是必然性的实体，是深入事情进行加工与建构，而不是对事情的原初状态进行外在观察，他宣告着：精神力量将打通开往客观世界的道路，隐蔽着的真理将向我们敞开。这种求真的态度是超越了符合论真理的。

当代真相

2020年的春天对于中国甚至全人类来说都有些特殊，我们比以往的时候更加渴望“真相”也更容易对此失望，似乎现代媒介的技术手段越发达，普及程度越高，我们越走向“后真相时代”，“求真”反而越来越困难。黑格尔式的求真对于我们的时代现状，成为了一种预言，也留藏着出路与解药。

当代真相也像是黑格尔《哲学史》中的真相一样，成了一种历史性运动，事情最真实的样子往往正相反于事情一开始时的样子，相反于人们所执念的“原初真相”，因为未经人的思想加工和造梦过的真相本身已经是一个空想，一切对纯粹客观陈述式真相的追求必然陷入这一困境。黑格尔已经告诉了我们，人的精神运动必然是事件真相本身的一部分，是参与者，原初状态必然上升被精神充实的状态，精神不是在“自在”之中而是在“自在自为”中求得真。人在无知和恐慌中面对的瘟疫是实存的，在经过科学、媒介（主流或民间）以及自身社会活动的加工和造梦的瘟疫也是实存的，可是当我们尝试寻找原初的真相，就会发现原初的真相不存在，我们能找到的只能是现代科学逻辑、意识形态逻辑或者消费逻辑之下的真相之“梦”，但通过对多样的“梦”的解构和二次加工，我们又可以最大程度的对话真相，接近真相。

与此同时黑格尔式的“求真”产生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即生产真相的权力和能力的分配和归属不公平。在2020年初的疫情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不同逻辑下的“求真”之间的冲突（当然，所有的求真都不指向原初真相），科学的逻辑、意识形态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各执其词，但最普遍的冲突还是媒介与普通的个体之间的冲突。不论是《哲学史》还是现代媒介的新闻的受众也都有或简单或复杂的认识图式，即面对媒介的受众的逻辑，它与信息制造者的逻辑是发生交互的，在大多数时候，媒介的逻辑都能解构受众的逻辑，而不是反之。现代媒介的受众必须解构媒体的真相，将信息深入加工重塑成一个实现了的“梦”，才能接近真相，而这是困难至极的，所以是多数受众的“痛点”。

我们离“求真自由”有多远？

在日常生活中被现代媒介定义为“谣言”的信息中，往往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同于“谎言”，我们可以将这种信息暂时命名为“第二类真相”。谎言是没有实存的事件作为基础的，在纯粹臆想中诞生的，制造者没有求真的目的，而第二类真相则是对实存的事件以一种非主流逻辑的方式进行加工，制造者的目的是求真，真相中包含主体思想或多或少的参与，但主体参与的仍是一个实存的事件。再用胡塞尔的概念打个比方，谎言仅处于想象的意向这一等级，而第二类真相达到了直观意向这种更高的等级。李文亮医生在面临一种人类未知的病毒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向社会传达了他的预警。这一预警的内容固然不是出于最严格的科研结果，但他们的判断并不是谎言，因为预警是以实存的事件作为基础的，以求真为目的的，只是由于现代媒介对加工逻辑的霸权，使李文亮医生按他的逻辑加工出的第二类真相在一开始被扣上了“谣言”的帽子。

可以发现，在单一类型的媒体掌控话语权时，主流媒体的话语逻辑与其他的话语逻辑才会形成“主流真相”与“谣言”的对立而不是“真相”与“谎言”的对立，并不是所有的“谣言”都等于“谎言”，谣言这一概念的使用更混淆了第二类真相与谎言的界限。主流真相对自身的维护（这也是一种求真）使它进行一概而论的辟谣，就像一种药物杀死病毒的同时也会杀死正常的细胞，会销毁“第二类真相”。它限制个体自己讲述自己的现状或亲身经历，尽管主流媒体没有足够的资源把这些事情讲清楚，导致这些真相最终被遮蔽、忽略甚至误解。主流真相与第二类真相相比是一种过于追求稳定的真相，而在面临特殊的突发事件时，主流真相与第二类真相都能起到正面的社会效果。

真相具有的逻辑本质使一个人直观获得真相成为了不可能，使一个人赠与另一个人真相成为了不可能，使公民直接地向媒介“乞讨”真相成为了不可能，这在“后真相”的现代社会中愈发适用。我们不可能要求社会中传播的只有原初真相，但也不能使精神、逻辑等主观因素对事情过度改造。那么在“后真相”的时代里如何做才能最接近求真呢？黑格尔式“求真”也为我们留下来一条可能的出路：“真理是大全”，如果我们只注意到事件的某一类结论，我们实际上就根本没有了解真相，多元真相的并存才能使人有效的摆脱某一真相之梦，是尝试接近终极真相前提。求真自由和多元真相的共存将是相辅相成的，在社会中个体的媒介素养普遍有能力以逻辑对事件和信息进行解构与判断，加工和造梦时，才有可能形成各种真相之间共存的联合体，避免一种真相对另一种真相的掩盖，第二类真相掩盖主流真相亦是要避免的，要将真相的整体和全体最大程度的显现出来。

我们的民族不缺乏英雄，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亦是如此，但个体媒介素养的提升与求真能力的觉醒并不是以对现代媒介的“复仇”为标志的，这也是每个人最容易犯下的错误，为了求真而“十步一杀”的失败，将是国家民族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