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奴隶制，我们是何等的无知
面对奴隶制，我们是何等的无知
[ 本文原载于《晶报·深港书评》，作者：伍岭 ]
今年奥斯卡大奖颁给了反映贫富悬殊与阶级对抗主题的《寄生虫》。极强的黑色讽刺将阶级之痛与弱势群体之哀怨暴露于全球化经济环境里。穷人对富人生活极其贪婪的渴望与崇拜，甚至连自我救赎都那么卑微与无力，一切往财富逼近的无奈感充斥着整个主题。
穷人，代表着资本市场上的大多数，但不公平与奴役的现象在电影里只是隐喻，更加残酷的事实可能在我们的认知之外，比如，你相信在全球经济时代还会有奴隶制吗？
大概很多人都无法相信奴隶制还存在，因为它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非法的，而且被认定早已终结。然而，仍有超过2700万奴隶被困在这个残忍的制度中，使我们对其视而不见的正是关于奴隶制已经灭亡的常识假定。
《用后即弃的人》的作者从泰国妓院到巴基斯坦的砖窑，再到巴西的木炭营，深入世界各地的奴役活动现场，用实地考察揭示当代新奴隶制的出现及其可怖的运作方式。今天，大多数奴隶制隐藏在欺骗性劳动合同的面具之下，公认的劳动关系体系被用来合法化并掩盖奴隶制。不同于旧奴隶制，在新奴隶制中，奴隶不再被视为一种长期资产，相反，他们是如此廉价，因此无须照料，只不过是用后即弃的一次性工具。
什么是全球经济中的新奴隶制？
今天我们再谈起奴隶制，你或许会感到不可思议，这种只在封建时代、阶级观念固化下存在的制度，如何能在新时代、全球化的环境下生存？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全球化时代应是更为文明、公平，具是法治的社会，但人的想象力总是因有限认知而止，当我们看到《用后即弃的人》这本书时，会惊讶于作者记录下的残酷现实。
本书作者凯文·贝尔斯，是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也是全球最大的废奴组织“解放奴隶”的创始人之一。1993年时，他在伦敦街头捡到一份传单，上面写道：“当今世界尚有百万奴隶”。显然，作为一个人权活动的学者，他对此表示怀疑。但他仍将这份传单塞进口袋，所以奴隶事件才有了被阅读的契机。传单上写了一些逸事：一个斯里兰卡的孩子被奴役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骆驼骑师的故事；一个东欧妇女被贩卖为妓女的故事；关于一个印度农村家庭陷入世袭债务质役的描述。
凯文·贝尔斯仍然疑惑——数百万的奴隶在哪里？他当然不相信逸事，他需要的是证据与数据。毕竟所有人都知道奴隶制已经在19世纪结束了，可能这些只是血汗工厂中薪资低廉的工人，他们重新被贴上奴隶的标签，以此夸大自己的悲惨处境。只是凯文·贝尔斯没有为自己的想当然而停止思考，他是一位社会科学家，他清楚自己的责任，他对疑问挥之不去，对是否真有数百万人遭到奴役而不安，所以他决定去寻找他们，揭示真相。《用后即弃的人》的写作也由此悄然开启。作者在书中记录了2700万奴隶的事实，但这只限于书上和作者所见的，可能有更多人正在被奴役，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需保持同情，对贫穷、奴隶或者我们自己。
那么现代化社会里为什么会有奴隶，而新奴隶制又是怎样产生的？回答这些问题，不得不回首旧奴隶制的传统。数千年来，大多数人被奴役，这种制度回应着遥远过去的伟大时刻，它被整合进古埃及、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社会制度中。在旧世界里，它是合法的，让人悲伤的是这种合法性仍影响着现在所谓的发达世界，它不仅从未消失，还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形式，尽管一个人完全控制另一个人的基本事实没有变。
从旧奴隶制到新奴隶制的爆炸性传播，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第一个是“二战”后世界人口急剧增加，而增幅最大的正是那些今天奴隶制最为普遍的国家。它们位于东南亚、南美洲、印度次大陆、非洲和阿拉伯等地区。其中一些很穷的国家，因人口数量剧增使当前的资源不堪重负，由此导致潜在奴隶的供应，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绝对过剩的潜在奴隶，令他们的价值下降。举个简单的例子，当电脑还是高科技的稀有物品时，购买它需要花费大量金钱，而现在人人都可以拥有一台电脑的情况下，即便它坏了，直接扔掉也不会感到可惜。新的奴隶在这种人口过剩的条件下具有成本效益，所以也成为用后即弃之人。
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在人口爆炸的同时，这些国家正在经历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加上一些国家的腐败与世界经济现代化的结合破坏了传统家庭和支持他们的小型自给农业，致使大量农民破产，远离土地，沦入奴隶制的深渊。而在本书提到的事例多是如此，许多人被奴役，仅仅是因为身负债务，不得不在终身的偿还下挣扎。
新奴隶制的特点
作者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描述之事让我们惊恐或愤怒，可它真的就是事实，并未从我们的想象中消失。
在亚马孙地区开采金矿的镇上，一个被奴役的女孩拒绝与一个矿工性交后，就被砍下了脑袋。这个矿工开着他的快艇四处转，拿着她的头向其他矿工炫耀，他们纷纷鼓掌，叫喊着他们的赞同。
在泰国，15岁的西瑞被父母卖到妓院，从最初的反抗、被虐待、强暴到接受和顺从，西瑞和其他被奴役的妓女一样，所接受的是命运的安排。她甚至从她的高价和选中她的男人的数量中获取“黑色娇傲”。这是一种集中营式的自我调整，一种理解恐怖的努力。
在毛里塔尼亚，这个有些像《爱丽丝漫游奇境》所描述的地方一样，它有最大比例的人口处在奴隶制中，但那里又根本没有奴隶。梦幻般的宁静浮在表面上，而警察会留意任何一个外来的人。
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就废除了奴隶制，但没有人愿意将这个事实告诉奴隶。一些人从未听过他们有法律规定的自由，一些人在多年之后才有所了解，大多数的法定自由从未转化为实际的自由。作者在此秘密调查，他写道：“毛里塔尼亚的今天没有奴隶制，然而目之所及，在每一个街道的角落和商店，在每一个田野和牧场，你都能够见到奴隶。他们在清洁打扫，在做饭、照顾孩子，他们在建造房子、放养羊群，他们在汲水、搬砖，所有重活、脏活都由他们完成。毛里塔尼亚的经济直直地压在他们脊背上，他们的主人们的享乐生活，乃至那些没有蓄养奴隶的人的生活，都由奴隶们永不止歇的辛劳支撑。”
在这里，依然存在森严的等级划分，奴隶身份是世袭的，所谓的贵族就是阿拉伯摩尔人，他们一代一代的奴役着哈拉廷人，将哈拉廷人视为个人财产，或被继承，也可以被卖掉。
同样的等级划分在印度也很盛行。他们的地主身份来自上层种姓的婆罗门（Brahmins）和拉杰普特（Rajputs），这两大种姓的人掌握着所有的金融职位，拥有土地，并且是放债人。而被印度官方称为“贱民”或“落后”种姓的人们自然就成为被奴役的对象。
最能代表印度奴隶制的地方是北方邦。这里不仅存在着姓氏的贵贱问题，还有所继承的债务问题。这里的地主有很大的权力，当妇女或儿童被拍卖给地主抵债时，他们的家庭就会分崩离析。没有人知道北方邦有多少抵债工人，他们的债务往往来自两个问题：一个是紧急危机——疾病、伤害和饥荒；另一个是需要举行死亡仪式或结婚庆典。可怕的是，第一次欠债可能是几代人之前，事实上，抵债劳工和地主的家庭可能已经被固定在这种寄生关系中好几个世纪了。
受宗教观念所困
这种债务奴役不仅在印度有，上文提到的泰国，以及书里所写的巴基斯坦和巴西等国都有存在。许多人因少量的债务而承受一生的奴役之苦，却给债主创造了享乐的生活。即使如此，他们中还有不少被极端宗教思想所困。
比如在泰国，受当地佛教影响，女性的价值被看作远远低于男性。举例来说，一个女人是不能够开悟的，而开悟是虔诚的最高目标。在存在阶次上，女性也要低于男性，作为女性，她只有极为小心才能期望来世能够重生为男人。更有甚者，为了能够进入投胎转世，女性必须承受前世悲惨罪恶的生活。而这样的宗教观念也并不是唯一将女孩推向奴隶制的文化规则，封闭的思想也同样是罪恶之极，他们认为女孩对父母有一种天经地义的债务，所以她们生下来就要全身心地为家庭收入做贡献。在这样的信仰下，让这些被奴役的女孩和家庭相信肯定是上辈子犯了可怕的罪孽，她们遭受的奴役和虐待都是罪有应得。她们的宗教促使她们接受苦难，向它妥协，并与她们的命运和解。
同样的，对毛里塔尼亚的奴隶来说，自由意味着前景凄然。他们深深相信上帝需要并希望他们对主人忠诚，他们将自由拒斥为错误，甚至是一种背叛。在他们眼里，争取自由就是打破上帝的自然秩序，并将个人的灵魂置于危险之地。不仅年迈的奴隶如此坚信，还把这样的观念强力推行给年轻奴隶，力劝他们要安于其所。
我一直以为宗教的神性与人性应为互补关系。神性在于博爱，给予人教益与温暖，指引那些在迷途与困境中的人正确的方向；而人性要将神性的爱付诸行动，让弱势群体活着有尊严。事实上，神性往往被人性所利用，极端主义的泛滥宣扬着利益者的说辞。在不配得到教育资源的奴隶群体中，他们所接受的来自神性的约束，仅仅只是人性中的自私与卑劣了。
最大的问题是人类的无知
说到底，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无知。
无知是可怕的，它让我们以为世界很好，以为没有奴隶，以为死亡和痛苦都离自身很远，以为我们比过去更加文明。而当你目睹书中所记载的事实时，你会惊恐于这些暴力与腐败的存在，但永远要记住的是，我们的认知极其有限，我们的目光所及相当浅薄，所以我们需要思考，而不是在苦难面前变得麻木。尽管很多事情的存在是个悖论，比如新的奴隶制，它既没有给整个社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又不可能令这些政府在废除奴隶制上花费太多。它的存在只受益于腐败与控制奴隶的暴徒们。
事情的复杂也正因为悖论的难以解释，无论现代人如何看待奴隶制都必须向内自省。正如约翰·F.肯尼迪所说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当一个人被奴役，我们所有人都不会自由。”奴役，是指向人性的晴雨表，也是自我灵魂无法安宁的因素。我们永远也不要觉得黑死病死于中世纪，从而再无流行病。事实上，新的疾病一直在演化，就像不断改变的奴隶制一样，我们要时刻预防它的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