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脱欧：英国如何构建“我们不一样”的历史？
2020年1月31日，随着《友谊地久天长》零落的曲调，拖拉了三年半的英国脱欧连续剧终于划下了句点。在疫情当头的局势中，这个西方文明的历史时刻没有得到来自东方的许多关注，但笔者仍然不自觉回想起2016年6月23日那个漫长的夏夜和意外的黎明，在伦敦南岸的公寓里亲历的欢呼与叹息。
彼时至今，可谓恍如隔世。几度风波、举步维艰，人们笑称Brexit不过是一种政治抗议，而僵局或许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2019年四季度却转机乍现，如同开始一般忽然，脱欧竟一锤定音地闯入了现实。这份艰难诞生的法案或许多数都是新瓶装旧酒，首相BOJO的策略和手段无疑是关键：问题的关键不是反复琢磨方案的文本、不是深度卷入历史评价的论战，也不是事无巨细地兼顾各方的情绪，而是目标、共识和一致行动，归结于一句口号——Let’s get Brexit done。尽管他本人及其行径仍饱受争议，但确实也展现出欧洲政治家近几十年以来所普遍缺乏的“行动的勇气”。
从经济上解释“为什么会脱欧”，多数可以归因至近几十年全球化红利的不均等分配，而具有最紧密经济联系的欧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民粹主义的“假想敌”。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除伦敦外的英格兰工业区投下了离开，而精英云聚的伦敦却独独选择了留下。
但相对于美国四面出击的贸易战而言，英国的脱欧却更不像是一种“保护主义”。脱欧公投以来，英国政府迅速打造了“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的概念，期望全面强化与中国、巴西等非欧盟伙伴的经济联系，这可以视为英国战略转型的一个标志。固然，民粹主义往往擅长利用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思潮来构成“我者”与“他者”的对立，但此处稍有些吊诡的一点是，英国选择了“自由贸易”为立足点，而将欧盟经济贸易框架塑造成“保护主义”的敌人。回顾历史，这或许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而是某种消逝了百年的事物的回归——在没有欧盟、没有国联以前的世界，英国和欧陆的关系本就是这般一衣带水、却微妙疏离的。尤其在19世纪初始的年代，英国主导的开放海洋与大陆体系的封闭的对抗，正与今日的立场高度相仿。
我们看到历史惯性的魅力，尤其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可以自诩“告别革命”的文明而言，“复古”竟往往是它走向未来的独特形式。在这一刻，“欧洲认同”的缺乏，或曰对欧陆的警惕，都被从旧的时代召唤了回来，却旨在缔造英国全新的未来。这意味着脱欧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再独立”，也是英国重塑世界战略、重塑自我认知的精神历程。回顾历史，它对于“复古”的执念似乎远远超越帝国兴亡的迷梦，而是以一种极其坚定却冷静的方式，去追寻海洋文明发轫初期的形态，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一以贯之。
保守党政治家丹尼尔·汉南的《自由的基因》一书，著于2013年，可视为脱欧精神的一次“前哨站”。本书尝试构建英国“例外论”的自我认知，并借由此奠定脱欧的精神根基。作为一个在早年便坚定支持脱欧的政治家，他对于英国战略归宿的判断并非“异类”的欧盟，而是以英语文化为基础的“盎格鲁圈”（Anglosphere）。相对于在帝国废墟上建立的“英联邦”（Commonwealth）而言，“盎格鲁圈”的概念更少带有政治安排的色彩，而更加强调了从文化根基进而到政治、经济的全方位联系，这与汉南本书希冀让英国“重新认识自己”的立场是密切相关的。
或许是近代历史叙事的原因，中国人总习惯性地将与坚船利炮一道出现在海岸上的西方文明作为一个模糊的“先进集体”。而半个世纪冷战的对峙更是固化了这一概念，“西方阵营”——或曰“跨大西洋联盟”，更是一个超越了暂时的军事联盟，而在更高层次共享同一意识形态的共同体。然而“西方文明”仍然是一个异质性很高的群体，从罗马法到普通法，从弱国家、小政府到全能的官僚国家——尽管近到20世纪才形成了一种表面上的殊途同归，但历史发展中遗留的社会结构等等禀赋差异仍然存在，因而也形成了这一“联盟”内殊异的发展结果。丹尼尔汉南即从总结差异入手，重构英国和欧洲的历史的叙事视角。
所谓“自由的基因”从何而来？汉南认为，英国的民主制度来源于早期盎格鲁萨克逊部族的政治模式，在早期的政治实践中，法律和集体议事的地位即得以巩固，与欧陆日耳曼人的封建制度形成显著对比。但英国未能始终独善其身，1066年的诺曼征服，将封建制度和集中的王权带到了英国，从此开启了英国中世纪政治发展的主线，即社会的“盎格鲁”性与王室“日耳曼”性的对抗，其核心即是财政权力，而宗教改革的冲突则使得这一内部的对抗变得戏剧性、复杂化以及国际化，最终在伊丽莎白一世身后的岁月里，演化为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内战”。当站在近代的门口时，欧陆和英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呈现明显分歧，前者在民族国家形成的经年征伐中走向了以王权为主导的集权政府，而后者则以议会和法制的“盎格鲁”性复兴而告终。
亨廷顿曾评论道，美国的政治体制是相当“都铎”的（意在暗示其古老），这实际上正是清教徒们在这一时期离开大不列颠岛时所携带的遗产。此刻，在大西洋的两岸，“辉格”（Wigg）和“托利”（Tory）正式继承了传统岁月中纷争的衣钵，盎格鲁圈历史上两大竞争的政治思潮走向定型，至今影响仍存。在面对同一史实时，亨廷顿暗示权力的集中、官僚体系的构建和国家能力的强化是从中古走向近代政治标志（在那个年代或许更贴近“托利”的主张），而丹尼尔汉南则认为辉格所坚持的“复古”精神才是盎格鲁圈得以独领风骚的关键。笔者认为，尽管民主、法治、产权等要素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证据已经屡见不鲜，但以上二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并行不悖，在汉南强调“政治”特性的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行政”层面上，英国和欧陆更多的是趋同，而不是分歧——时至今日这个“联合王国”仍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便可见一斑。
汉南主张，“英国例外论”的最好证明便在于它如今的“没有特色”——它所坚持的民主法治和产权等要素，成为当前最为广泛的共识。但他仍小心翼翼地区分了“欧陆自由”和“盎格鲁式自由”，前者是将“天赋人权”写在宪法中自上而下赋予民众的，而后者则是天然的，拥有更为开放的边界，“法无禁止即为自由”。他进一步推论道，“英国例外论”的另一个表征是对于自由的认同高于民族，因而盎格鲁圈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政治理念及其生活方式之上。在这一理念下，他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其实并非“两个民族的对抗”，而是另一场“盎格鲁圈的内战”，秉持辉格主义的美国独立先驱们所反抗的也并非是“外族的压迫”，而是不合理的攫取和制度安排，其精神内核仍是英式传统。
尽管这场内战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美国，但汉南认为这一结果与英帝国未来构建自治领、进而赋予殖民地独立权力的精神内涵是吻合的，这些独立国家最终并没有彼此疏离，而是在共享语言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捍卫同样政治制度和理念，并以空前的团结，携手度过了20世纪以降的世界大战和诸多挑战。如今拜访位于伦敦国王大道（Kingsway）与奥德维奇（Aldwych）交界口的旧BBC总部大楼（Bush House），便可留意到其正门象征英美友谊的雕像上所刻“To the Friendship of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致英语民族的友谊），便正是这一特殊联系的写照。
理解“盎格鲁圈”的文化认同，对于理解当今世界格局是有意义的，它意味着“西方文明”内部的异质性，以及存在着超越一般地缘政治利益的联系。事实上，“自由的基因”并非全然如汉南所言，由盎格鲁萨克逊人所独创，与同样的时期，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等地均出现了类似《大宪章》的宪法性文件，但这些萌芽却均未能在其后的时期中得以留存，这与地缘和历史的偶然不无关系。对比之下可以看到，海洋国家面对外部世界时的孤立与余裕，反而有助于维持其内部社会力量的平衡：王权、贵族、平民在漫长的博弈中均没有一方长期占到上风，方才制度化了一种良好的政治参与和社会互动。在这一点上，英国相对欧洲大陆确实足够特殊，它“光荣孤立”的精神便全寄于这一湾浅浅的海峡，使得英国始终沐浴欧洲的风潮，又能够从容地拒欧洲于家门之外。我们仍然可以以普遍性的框架，去理解汉南所言的“例外论”的神秘。
平心而论，除却这些新的视角外，汉南本书的诸多论述多数偏向于意识形态层面的解读，对历史结果，往往流于未经比较研究的推论，以至于在他讨论英国殖民主义时，对于其正面作用过分夸大，而在面对美国奥巴马时期的远离“盎格鲁圈”的战略转型时，也显露出非政治家应有的情绪化。《自由的基因》作为一本政治宣言或许是成功的，但也失之严密。
在离开欧盟，拥抱世界的过程中，“盎格鲁圈”抑或是更为狭义的“英联邦”能否重新成为英国的战略重心？我们不得而知。正在艰难推进的英欧贸易谈判中，我们看到英国仍希望能够在欧洲身上得到它的好处，这或许也是现实的无奈。显然，重新走向世界的英国已无力承担圈子领导者的角色，或许作为脱欧精神基石的“例外论”，还能够让英国强化文化感召力的共鸣。曾有一句话说，英国作为前一任世界霸主“正在享受它的衰落”，诚然如是，伦敦依旧是一座永不使人厌倦的都会，而斯多葛主义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说到此，笔者便想起当年在公投后不久于威敏寺下的一句感慨：
【原载微信公众号 “青野有枯荣” （Tsingyeh_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