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人际关系真的在数字时代中渐行渐远？
最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VR广告，广告的内容很简单，公园里一群大爷围挤在一起，对一盘棋指手画脚争吵不停，坚持各自的策略，正当他们争论不休时，旁边则传来了另一个大爷一声“将军！”大家把目光投去，发现这位大爷独自一人坐在棋盘前，头戴一副VR眼镜怡然自得。关于VR的讨论近年来逐渐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于是立即出现了对VR技术的批判——担心虚拟现实崛起会使个人封闭在自我空间中，从而导致个人与社会隔绝。这个批判与对沉迷手机的批判如出一辙。在知乎上，还存在许多诸如“男朋友为什么在和我吃饭的时候玩手机？”、“玩手机对情侣之间的感情到底有多大的破坏性？”的问题，现实中我们也难免会有被沉迷手机的同行者冷落的经历，在和好友聚会时也“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本该欢聚一堂的大家沉默不语，低头各玩各的手机。
类似的讨论其实已经存在了很久，我们在反思技术时，已经发现它并没有像运营商所宣传的“沟通从心开始”那样美好，相反却时不时给我们带来困扰，我们的人际关系真的在数字时代中渐行渐远了吗？数字媒体到底给我们的人际关系带来了什么？
南希·拜厄姆在其专著《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中，基于日常生活的视角，重点研究了人们如何将数字媒体融入日常社交实践之中，以及会产生何种后果。想要探究上段末尾提出的问题，必须先从理解数字媒体开始，关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拜厄姆在书中总结了三种较为普遍的论点——技术决定论、社会构建论和社会形成论。技术决定论的基本视角是“技术从外部进入社会，给社会生活造成‘冲击’，而人类无法抵抗这种冲击”，认为技术独立与社会语境而产生，进而影响社会语境。技术决定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容易推导出比较极端的观点，比如说“自从有了手机之后，人们就整天都围绕着手机转，每时每刻都要盯着手机，……慢慢地，人不再是手机技术的主人，而是逐渐沦落成为手机技术的奴隶和附庸。”（罗毓娟，2019）
技术的社会构建论则关注技术是如何从社会过程中产生的，并将视角聚焦于社会力量是如何影响新技术的发明，但同样也关注技术被人们接受的过程和社会语境的影响，相比于技术决定论将关注点聚焦于技术，社会建构论则更多地从人身上出发。处于这两种论点中间的，则是社会形成论和驯化理论，社会形成论和驯化理论共同认为，新媒体的影响力是由技术和社会共同塑造的，并且技术和社会的影响是双向的，即技术本身的特点会影响实践，而人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为技术赋予的社会意义同样影响着技术的发展。这两个理论更多地考虑到了技术与社会之间互动和相互影响的部分，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更加符合。
基于此，我想我们在讨论数字媒体给人际交往带来了什么影响的时候，就应该需要从技术本身和社会语境两个角度出发了。
关于就技术本身的特性，拜厄姆总结归纳了七个关键概念：交互性（interactivity）、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社交线索（social cues）、存储（storage）、可复制性（replicability）、可及性（reach）和移动性（mobility）。由于我们将人际交往的开展环境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这种中介化交流难以避免地会受到技术的影响，互联网在诞生时，用户之间的交流大多是文本交流，这和面对面交流那种结合了声音、触觉、视觉甚至嗅觉的沟通相比，互联网的交流缺乏了相当多的“社交线索”，当他人对你说“你什么意思”时，你可能会搞不清楚他人是认真发问还是在挑衅了，但人们为了满足交流和情感需求，开始对技术进行改造，现在我们的线上交流已不仅局限于文字，还有图片、语音、视频等等，就我个人而言，有时发文字不配上表情包总会觉得缺少了点感情，似乎有点僵硬。因此，我们实际上正逐渐使中介化交流与面对面交流之间界限变得模糊，逐渐削弱技术特性带来的影响。
相信大部分人都设置过或曾经设置过好友列表分组，或者发布过“xx不可见”的动态，再或者是设置朋友圈查看期限，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不让他人看见特定的某条动态。数字媒体史无前例地将每个人联系起来，即便是只见了一面或从未见过面的好友，我们也可以将其保存到通讯录当中，还能够在线上互相看到对方的生活，更过分的说，想要看到你的动态，非得加你为好友吗？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在发布动态时已无法完全掌握受众的规模及组成，用拜厄姆的话来说，我们面对的是“无实体的受众”。这是数字媒体的“存储”和“可及性”所带来的变化。我们常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指的正是数字媒体的“存储”功能，它将我们所说过的话、所发的图片、视频全部记录下来，而现实当中这些内容并不会被物理保存下来（除了刻意录音、录像等等），这些被保存在线上内容在日后可以是我们珍贵的回忆，却也可以变成可怕的“黑历史”。我们在发布动态或与他人在线上交流时，其实也无法准确估计它在何时何地会被何人所见，我们见多了“深扒某明星黑历史！”、“xx和xx聊天记录/朋友圈曝光！”之类的内容，但在这种现象层出不穷时，我们应该反思：他人过去发布的动态能够代表他当前的状态吗？虽然公众人物在过去发布过不当言论，但针对该言论的追诉时效应该是多少？我们有权利公开与他人的聊天记录吗？我们有权利将他人的朋友圈转给并非他好友的人吗？
在我住的学校宿舍当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舍友之间不许互相关注微博账号，理由很简单，就是大家认为自己在微博上发布的内容不适合让熟人看见。这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人们在一个开放的数字媒体中利用赛博空间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精神后花园”，加上网络的匿名性，人们在这个后花园中便可以自由自在地发言，不会受到来自现实世界的、来自熟人的社交压力。于是，我们舍友之间就达成了默契，微博是微博，微信是微信，大家都给各自留点空间，去释放其他的自我。
上面说的那些场景，其实只是进入数字媒体后，我们与以往不同的交流方式的一小部分。在这些场景当中，我们都很容易发现来自技术本身和现实社会的双重影响，技术本身的确使得我们的交流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来自现实社会的因素也影响着我们对技术的使用，甚至反过来影响了技术的发展（比如朋友圈查看权限功能的推出）。
让我们再回到那两个问题：我们的人际关系真的在数字时代中渐行渐远了吗？数字媒体到底给我们的人际关系带来了什么？这两个问题很难回答，实际上，当人们借助社交媒体利用人际资源时，社交媒体产生的影响是正向的，尤其对于缺乏线下沟通技巧的个体，线上社交有助于个体维持与他人的社会关系（龚艳萍&雷开泰，2019），但也的确有研究表明，在日常生活中，技术干扰(Interference from Tech) 会引发伴侣之间关于技术设备如何使用的争论，这种持续性的争论则会降低已婚女性对关系的满意度（McDaniel·B·T & Coyne·S·M，2016），因此，数字媒体给我们的人际关系既带来了正面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影响。而知乎上“男朋友为什么在和我吃饭的时候玩手机？”这个问题下，有一个高赞回答：“未说出口的期待如果不被满足是正常的。”（来自知乎用户@克里斯）这说明，要消除技术干扰对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最积极的方式是与对方认真地沟通，让他人了解我们的内心感受与需求，达成双方认可的社交礼仪，而这关键一步则取决于你个人的行动。
拜厄姆在全书的最后一段中写到：“我们开发和使用技术，为的是培养有意义的人际联系。”是的，在数字时代中我们更容易和他人保持联系，我们在更大的程度上跨越了物理环境给我们带来的阻碍，但并没有使得我们更容易缩短人心之间的距离，现实中的那些社交规则并没有在数字时代有何改变，要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持亲密，需要的还是那些亘古不变的精神品质：友善、真诚、包容、耐心和勇敢。
参考文献： [1]龚艳萍,雷开泰.青年群体低头族行为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2019,42(04):89-94. [2]罗毓涓.马克思异化理论视野下的“低头族”现象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9(22):123-124. [3]McDaniel·B·T，Coyne·S·M．“Technoference” : The interference of technology in couple relationships and implications for women’ s personal and relational well-being［J］． Psychol Popular Media Culture，2016，5( 1) :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