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空间:耶路撒冷、花街、花街上的斜教堂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耶路撒冷》在“第6章景天赐”开头,有这样一段话“你在梦里经常迷路,因为耶路撒冷布满石头。梦里的“和平之城”石头茫然无序,黑的石头很黑,白的石头很白,用你理解不了的方式堆积、排列、摆放在建筑、道路和山顶上。”对耶路撒冷的叙述,如同小说独特的类倒V型结构一样,在第六章达到巅峰。它解释了初平阳前往耶路撒冷的真实原因——赎罪。“耶路撒冷”、“花街”、“花街上的斜教堂”,如果将叙述空间逐层缩小的话,会发现起始点“花街上的斜教堂”与终点“耶路撒冷”同属于宗教范畴,而前者则是后者的事出之因。
“花街上的斜教堂”,是花街上最歪的建筑,“比萨斜塔一度倾斜到5.55度,斜教堂的倾斜度是5.68度”,甚至在文革结束时,又歪了0.18度。歪斜的建筑隐喻了人类理性的遮蔽,从头脑到脚底在站立时从所形成的牢固几何学不再是一个垂直的存在,因为倾斜,所以有了遮蔽和阴影。天赐之死成为初平阳、杨杰、秦福小等人,在心理学意义上的创伤事件。福小目睹天赐自杀;初平阳目睹天赐自杀但看到秦福小对他“嘘”一声以示安静,最终导致错失最佳抢救时间;而天赐手中的刀片,正是杨杰为了好玩而赠予的。一人肉身的死亡,他人背负一生的愧疚。
“花街”,古时妓女拉客的街。花街柳巷之淫,在这里,从古至今都是永恒的。易长安的母亲为生活所迫作了“千人骑,万人睡”的女人,易长安的父亲为了平等,作了“骑千人,睡万人”的男人,生下叛逆的易长安,成为京城第一“假证制造者”,逃亡期间为了成立天赐基金会被捕入狱。初平阳与已成人妻的前女友舒袖,纠葛难分。唯一没有性的放荡的人是秦福小,未婚领养儿子天送,因为天送与死去的弟弟天赐长相惊人的一致。“性”与“药”,是花街的两大关键词。“药”的产生是需有“疾”,花街之疾,在精神创伤,在不伦之恋,在三大癫狂之人——傻子铜钱、疯子天赐、精神病人吕冬,在莫名其妙的文化产业——妓女“翠宝宝纪念馆”(翠宝宝并非真实存在),在沿河观光带的开发。“大和堂”作为“药”的代表,并不能真正解决花街之疾,而是被出售,甚至面临拆迁的风险,表面上是城市现代化的渺小存在,实际上是花街之疾的牺牲品。
“耶路撒冷”,是初平阳和伙伴们一起去斜教堂听妓女秦环祷告时,第一次听到的。长大后成为社会学博士初平阳的留学目的地,耶路撒冷的诱惑不在于黑夜里所听到的汉语音节的美妙,而在于如初平阳所坦诚的,因为天赐,因为赎罪。秦福小、杨杰、易长安、舒袖、初平阳,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去耶路撒冷,因此目的地只是象征性的,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赎罪,同时也在不断“犯罪”,这是一个永无消止的过程,也是宗教意义本土化的过程,正如“花街上的斜教堂”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穿了一双解放鞋。
如果说初平阳的专栏“我们这一代”和徐则臣的整部小说,想要叙说七〇后一代人的精神史,虽然合适,但却在时空跨度上“小”了些。作者似乎有一种很宏大的野心,想要追根溯源写尽祖父辈、父辈,然后才是同辈,想要写尽国内国外众所周知的重大事件,但在众多历史事件的堆砌之下,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因此涉及到这些历史事件时,多是概念化的,而且笔触是轻飘飘的,倒不如细致的书写一些微小的景致、心理时来得更自然、更有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