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精神冲突下的绝对真实价值真的有吗？

前两天我导问道：“你们最近一次写日记是啥时候？只写给自己看的那种，还记得吗？”，我想了想，着实毫无记忆了。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诸多禁忌下写最真实的声音，哪怕是面对自己的声音也被遮蔽了起来。长期以来的表达规训下，你真是不知道该如何下笔，被潜移默化成了一个虚假的个体。我们似乎完全被架空了，然而，这种力量下每个人都无处可逃。不免顿生悲凉，我们连面对自己的勇气都没有了，甚至到底何为真实的自己也不知晓。毫无疑问，我们都陷入了虚妄的精神困境中。

本书的作者，希冀通过东西方精神文化的冲突，去找寻共同对话的可能，探求超越历史，地域，民族意识的超然的绝对真实价值。显然，最后他似乎是折回了宗教里，再度化身传教士的神圣职能，这也是我抗拒这本书的原因，然而对于书中很多的理念仍然十分认同。

由于身处在复杂多元的当代文化价值中，自我怀疑通常让我去寻求西方精神中的“客观”，再回过头来观照我们的传统文化，难免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思维和观念也经常呈现出钟摆原理，徘徊不定，没办法找到一个理念或者信仰让我去持续坚守下去。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晚清以后，对于西方精神的索求加快了脚步，到了五四时，东西方精神的冲突呈现了新的景象。所以，所谓传统文化的“根”，它是不是真的值得去追寻，我们时长在提及寻“根”，那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是基于怎样的“根”，这个“根”有没有必要被认同。换句话说“根”也许只是被构建起来的一个概念而已，甚至带着一点形而上道德价值的规范，是一种工具主义。否则，我们从小大可不必学习马克思主义精神。西方文化精神的引进让固守“根"的僵化人士感受到危机和惶恐，只推崇某一种文化价值显然是值得怀疑的。

历史有客观规律和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我们可以为今天的精神困境找到什么启发？文化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考察文化的历史事实，第二：考察文化的历史事实中所蕴含对于当下的现世意义。后者就是一种精神活动。只要是文化事实，我们就必须要全盘接受吗？我们需要接受的是哪些部分呢？经得起批判的部分吧。而这种批判就可以用冲突和对话进行论证。我们也看到了，东西方的文化冲突是让文明往前助推，冲突就给予了对话并构建共同结构语言的可能。当然，这种价值探寻从一极到另外一极都是非理性的，而是超越两极寻求一个具备全人类普遍性的生命体验形式和价值选择。譬如，全人类没有哪个民族会歌颂罪恶和灾难。

疫情以来的互联网社会里，我们依然很难看到超越种族和文化背景的普遍性价值，因为民族情绪依然浓厚，甚至被教化得相当成熟了，和西方还是一种绝对对立的姿态。全球化的今天，上帝被技术理性杀死了，释迦摩尼成了文物，儒释道成了封建残余。其实全人类都陷入了精神困境，所以绝对价值的寻求的确迫切。而超越东西方价值的冲突，通过思辨和哲理探讨，找到跨越种族和文化隔阂，找到具备普遍性的绝对价值有没有可能呢？理性权威主义的人类学告诉我们，对于这种追寻简直是妄想，人类学家主张文化多元性和民族差异性。并且力求对于边缘文化的保护，人类学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不可能有统一性的可能，这就是一个人无法逃离身处文化背景的主观性，难以达到一个绝对客观。简言之，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身语境的局限性，没办法真正理解另外一个文化背景的深层内涵。

刘小枫显然对于人类学理性权威主义带着一点攻击性，试问”是谁给了理性权威这么大的话语？如果一个民族正在精神苦难里，那我们是否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生世世不要去寻求普适性价值了？”，理性权威真的就这么崇高吗，技术理性和科学的巨变，并没有改变人类今天的精神困境，自杀的人更多，枪声更密集。世界更加混沌和紧张。理性真的靠得住吗？所以，诗人们纷纷自杀。因为他们的世界陷入了虚无主义和深深绝望中，甚至荒诞。没有谁的肉身可以背负荒诞前行。

当人感到身处其中的世界与自己离异时，有两条道路可能让人在肯定价值真实的前提下重新聚合分离了的世界。一条是审美之路，它将有限的生命领入一个在沉醉中歌唱的世界，仿佛有限的生命虽然悲戚，确是迷人且令人沉溺的。审美的态度使心灵得到恬然逸乐的安宁，在超然中享受生命的全部激情，无需担心卷入激情带来的毁灭。另一条是救赎之路，救赎的态度坦然承受此世的苦楚、不幸乃至屈辱，使得对一切由偶然带来的苦难和不幸成为出自爱的承担。这就是所谓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而我身边的朋友们似乎都是向艺术寻求答案的人，从而选择了酒神精神。那些选择宗教的人，则走投奔了日神精神。

逍遥和拯救就是东方道家和西方宗教的精神价值， 也恰好了印证了酒神和日神。至于冲突中的绝对真实价值，刘小枫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愿和理性，宗教，哲学，艺术等等都保持一定距离去审视和警惕。坚持做一个让肉身行动的自由主义者，至少这样证明我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