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去政治化的政治”？
原文1：在“八十年代”，伴随社会主义危机和改革的出现，俄国革命的光环渐趋消失，法国革命的意义重新凸现，但随着这个革命世纪的终结，法国革命也与俄国革命一道作为“激进主义”的滥觞成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对于六十年代的拒绝和遗忘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和全面的“去革命”过程的有机部分—如果我对“短二十世纪”所做的上述三点概括基本成立的话，“去革命过程”就必然表现为工农阶级主体性的取消、国家及其主权形态的转变和政党政治的衰落等等。
按：作者把上世纪六十年代看作是革命的年代，对六十年代的拒绝和遗忘是“去革命”的表现，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去革命的过程”。这些说法是可以成立的，站得住脚的！其意思也是人人都能明白的。
原文2：几乎在新型的社会主义党－国体制确立之始，革命政治即面临“去政治化”的侵蚀，在国内方面，它主要表现为党－国体制的官僚化和以权力问题为中心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不但取消了党内的自由讨论和参与者的政治主体性，而且也以自上而下的权力体制压制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其他社会阶层内部的批判性思考和社会运动；在国际关系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霸权构造最终形成和确立，不但阻碍各国社会主义者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也损坏了自主和平等的国际关系原则。
按：文章一开始用“去革命”（原文1），从这段开始以下一律用“去政治化”，为什么要改变说法呢？作者在文章中没有任何交待！
这里说“革命政治即面临“去政治化”的侵蚀”，这个说法成立吗？
从逻辑上讲，不能成立！因为“革命政治”中的“政治”是名词主体，“去政治化”就意味着原有名词主体的消失。没有了名词主体，任何概念都是不成立的，因为概念是由名词来表达的。
我们可以说，政治可区分为“革命政治”与“非革命政治”，可以说“革命政治”“去革命”，“去革命”后，“革命政治”就变成为“非革命政治”。这样说是有意义的！
我们也可以说，“革命”可以区分为“政治革命”与“非政治革命”（例如“科学革命”、“文学革命”等等），可以说“政治革命”“去政治化”，“去政治化”后，“政治革命”就变成了“非政治革命”。这样说也是有意义的！
作者认为“去政治化”，在国内表现为官僚的形成和权力斗争，在国际上表现为霸权的形成。任何一个有正常头脑的人都知道，“官僚”、“权力”、“霸权”都是百分之百政治的概念，怎么在作者的眼里成了“去政治化”的表现呢？
原文3：我把六十年代的消逝视为一种独特的“去政治化”的过程。六十年代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它的最为重要的特征是打破战后国际体系的两极化和冲击战后两种不同类型的党-国体制，即陷于危机之中的以多党政治为特征的西方民主和同样陷于危机之中的以一党政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党-国体制。我们可以将这个时代的“政治化过程”放置在三个相互关联的进程中加以理解：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得原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基本解体，世界权力格局进入了以美国和苏联两大集团相互对抗的冷战时代。从五十年代的万隆会议到六十年代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和武装斗争在这个两极化的世界格局内部打开了缺口，这是打破冷战的两极构造（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国际关系的“去政治化的权力架构”）的“政治化过程”。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就是对于这一新的历史形势和政治斗争的回应。第二，如果说民族解放运动打破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那么以中苏论战为开端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内部分裂则在东方集团内部提供了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未来和世界性的霸权构造的空间，这是通过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而展开的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日益僵化的（亦即“去政治化的”）权力格局的挑战，从而也可以视为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的“政治化过程”。第三，社会主义的内部分裂直接地导致了一种新型政治尝试的出现，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动“文化革命”，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遏制党-国体制的“异化”（或“去政治化”）—离开对于社会主义党-国体制的深刻怀疑和激烈破坏，我们是无法理解中国的六十年代的；离开对于这个体制的重构和再确立，我们也无法理解中国的六十年代的终结。
按：作者一开始（原文1）说对六十年代的拒绝与遗忘是“去革命”的过程，这里说六十年代的消逝是“去政治化”的过程，由此可见，“去革命”与“去政治化”的意思在作者眼里是完全相同的，可以互换的！“去政治化”的意思就是反对激进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因此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其实质就是渐进的、温和的、保守的、和平的、改良的政治，也就是右翼政治。与之相对立的是左翼政治，也就是突变的、狂飙的、激进的、暴力的、革命的政治。
因此所谓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纯粹是故弄玄虚，假装深奥！全文讨论的都是很具体的现实政治问题，并没有涉及深奥的抽象的哲学问题，有必要装吗？
把政治去掉了，怎么还是政治？把一个东西的红颜色去掉了，它还是红色的吗？
能说“去人性化的人”吗？不能！如果你把自己身上的人性去掉了，你就不是人了，就与一般动物没有差别了！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你就是禽兽！不过是衣冠禽兽罢了！“去人性化的人”没有人会承认还是一个人。
从形式逻辑上看，这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说“去政治化的政治”尤如说“非A的A”。如果可以说“去政治化的政治”，那么相对的应该有“政治化的政治”。说“政治化的政治”尤如说“A的A”，这不是废话吗？现实社会里有谁会这样说话的？除了装深奥的人，谁都不会这样说话！
更恰当的名称，作者自己一开始就用过了，就是“革命政治”（原文2），与之相对应的，当然可以说“非革命政治”或者“去革命的政治”，也可以称为“非暴力的政治”。政治革命都伴随着或大或小的暴力，非暴力的政治运动一般称为“改良”或者“改革”，不称“革命”。
说“去革命的政治”，其意思一清二楚，人人一看都能明白。而说“去政治化的政治”就让普通人觉得绕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你要想理解，就必须要时时刻刻记住，在“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个说法里，两个“政治”具有不同的涵义，前者指“革命政治”，后者指“非革命政治”。
作者说六十年代的“政治化过程”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打破了冷战的两极化和冲击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官僚体制（所谓的“党-国体制”）。
第一条说，打破冷战的两极化的后果是建立起国际关系的“去政治化的权力架构”。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冷战结束后，世界上还是到处发生武力冲突，到处是恐怖袭击，美国到处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怎么能说是“去政治化”了呢？
第二条说以中苏冲突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政治化过程”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日益僵化的（亦即“去政治化的”）权力格局的挑战，请注意括号里的文字！可见“去政治化的”意思就是僵化的，保守的，和平的，非暴力的！
第三条说党-国体制的“异化”即是“去政治化”，可见，在作者的眼里，党-国体制的本性应该是革命性的，即政治化的，一旦丧失了革命性，它就变质了，异化了，也就“去政治化”了！可是，本段原文一开始就说冲击党-国体制是政治化的过程，这样，党-国体制又成了去政治化的！上下文明显的自相矛盾！在下面的原文9中，说的是冲击国-党体制。可见这里说冲击党-国体制是笔误。消除这个笔误后就没有矛盾了。
原文4：正如我在上文简略谈到的派性斗争、政治迫害，以及党－国权力体制的重新巩固所表明的，六十年代内部包含着自我否定的趋势，即“去政治化的趋势”。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错综纠葛的局势及其对“后文革”时代的影响？
按：作者强调，六十年代虽然是革命的年代，政治化的年代，但内部包含了自我否定的趋势，即“去政治化的趋势”。
原文5：关于六十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有无数的学者进行了探讨。我在这里主要从“去政治化”这一命题出发，讨论中国的党-国体制及其转化问题。
按：“去政治化”不是一个命题，而是一个概念。堂堂清华大学的名教授甚至连“概念”与“命题”都分不清！从语言形式上区分，概念是用名词来表示的，命题是用句子而且必须是陈述句来表达的。
譬如，“乌鸦”是一个概念，“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就是一个命题。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命题简称为“乌鸦命题”，但不能说“乌鸦”这一命题。同样，当然可以说“去政治化命题”，但不能说“去政治化”这一命题，“去政治化命题”必须要用一个句子说出来！可惜，在这篇洋洋洒洒几万字的大作里，我们没有看到作者自己用一句话把他的去政治化命题总结概括出来！当然如果问题很复杂，一句话总结不了，那可以用几句话总结，分别称为去政治化命题1，命题2，命题3，…
原文6：去政治化与政党政治的转变：意大利社会学家亚历山地罗·鲁索（Alessandro Russo）对中国的“文革”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在一篇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How to Translate Cultural Revolution?”）中，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这个政治化时期的终结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源自七十年代中后期，[4] 而是产生于“文革”开始后逐渐发生的派性斗争、尤其是伴随派性斗争的暴力冲突，亦即产生于六十年代自身的“去政治化”：派性斗争和暴力冲突使得“文革”初期的公开的政治辩论、多样性的政治组织以及以此为基础产生的政治文化濒于危机 ，并提供了党-国体制重新介入并获得巩固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终结产生于一个“去政治化”过程。[5]在鲁索看来，“去政治化”并不仅仅是“后文革”时代的中国现象，而且也是当代西方政治的特点。 统治权从传统的君主转化为现代的政党是政治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一党专政与多党政治均以现代党—国体制为基本框架，在这个意义上，上述两种国家模式均可称之为党- 国，概莫能外。
按：在这里，文革的派性斗争，暴力冲突又成了六十年代自身的“去政治化”，其理由竟然是“派性斗争暴力冲突使得“文革”初期的公开的政治辩论、多样性的政治组织以及以此为基础产生的政治文化濒于危机 ”。这里的“去政治化”的意思与上面的意思正好相反！如果按上面的意思，那么，派性斗争，暴力冲突才应该是“政治化的”，而公开的政治辩论、多样性的政治组织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应该是“去政治化的”。
由此可见，在这里，“去政治化”不等于“去革命”，而是正好相反，“去政治化”等于“革命”。看来作者是随意使用“去政治化”这个概念的，它并不存在确切的涵义！
原文7：简言之，政党体制包含了双重转化，即，一、政党自身处于一个“去价值化”的过程之中，政党组织的膨胀和政党成员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扩大并不能代表政党的政治价值的普遍化；二、政党日益向常规性的国家权力渗透和转化，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去政治化的”和功能化的国家权力机器。我将这一双重演变概括为从“党—国体制”向“国—党体制”的转化：前者包含着一种政治性的态势，而后者则专注于权力的巩固。
按：这里强调党-国体制是政治化的，国-党体制是去政治化的，所以从党-国体制向国-党体制的转变是去政治化的过程。从这一段文字来看，所谓的“党-国体制”是政党未取得国家权力，这时的政党具有自身的政治价值，革命理想，具备高昂的革命斗志。所谓的“国-党体制”是政党已经夺取了国家政权，政党本身变成了国家的权力机器，于是逐渐忘记了自身的政治价值和革命理想，丧失了革命斗志。
注意这里的用语““去政治化的”和功能化的国家权力机器”。在作者眼里，“去政治化的”也就是功能化的。
原文8：六十年代的终结意味着经受了巨大危机的两种社会体制的重新巩固，但这一巩固过程是通过“去政治化”的方式进行的，从而势必动摇两种社会体制的政治基础：在政党政治衰败或转化的语境中，国家成为“没有政治的国家”或者“去政治化的国家”。
按：这里说“去政治化的国家”也就是“没有政治的国家”。政党政治的衰败或转化意味着革命性的丧失，于是原先处于革命中的国家即作者眼里的政治国家就变成了“没有政治的国家”或者“去政治化的国家”。
原文9：重新思考这一时代的历史转变，我们需要追问：六十年代政治自身的“去政治化”究竟产生于那些历史条件？如何解释这一时代的众多悲剧性事件的成因？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全面思考的问题，这里只能临时性地勾勒三个要点：首先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群众运动向派性斗争的发展，即群众运动的两极化和暴力化 ；其次是毛泽东在发动群众冲击国-党体制时不得不诉诸于个人的威望，而这一“权宜性的”方式（即后来所说的“个人崇拜”）在激发人们对于国- 党体制的反抗精神的同时却极易导致大众主体性本身的丧失。上述两点共同造成了大众运动的去政治化。
按：这一段与原文6一样，把六十年代的派性斗争暴力冲突本身看作是去政治化的，说什么“六十年代政治自身的“去政治化””。
从形式逻辑上看，不能把一个东西说成既是这个东西又不是这个东西，这是违背形式逻辑的排中律的！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发展的观点来看，也不是说：这个东西本身不是这个东西，而是说：这个东西不是死的，静止不动的，而是活的，运动变化的。因此这个东西不会永久是这个东西，后来终究会变成另一个东西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自身内部的矛盾，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了否定自身的因素。正是这种否定性的力量推动事物的发展！
那么否定派性斗争暴力冲突的因素是什么呢？显然是人性中向往和平安宁生活的愿望！
按照作者对“政治”的理解，六十年代之所以是“高度政治化的”，其原因就在于人性中的暴力性发挥到了极致的状态！所以不能又说六十年代政治自身是去政治化的，而是说六十年代结束后才开始去政治化过程。
当然可以说六十年代的高度政治化导致了后来的去政治化，两者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按照辩证法，物极必反啊！
看来作者既不通逻辑，也不通马克思主义！
原文10：伴随六十年代的终结，国-党体制力图将政治领域妥帖地安放在自身的框架内，即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维持社会稳定。 无论就政党代表性的模糊化而言，还是就国家公共决策受资本利益驱动而言，当代世界的两种代表性的政治体制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中国的政治状况与西方的民主危机放置于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内部进行观察：在过去三十年的时期内，两者均处于一个“去政治化”的潮流之中。这并不是说以议会民主为制度框架的多党制与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政治架构没有重要差异，而是说在“去政治化”的潮流之中，议会民主的多党制正在出现“政治趋同”现象，而一党制下两条或多条路线并存的构造也正在消失，二者共同构成了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二十世纪政治模式的危机。我们可以据此总结出下述两个结论：第一，当代政治危机的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而政党政治的危机则是六十年代末期以降逐渐强化的“去政治化”过程的结果；第二，当代政治危机不仅是中国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危机，而且也是欧洲多党议会民主和英美两党议会民主的危机，即一种普遍的危机。 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型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在当代条件下，任何忽略、掩饰普遍的民主危机（其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及其社会条件而展开的一厢情愿的政治变革方案，都不过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延伸而已。
按：这一段表白显示了作者的政治上的左翼倾向，向往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年代，既反对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也反对国内的现存体制！
原文11：去政治化与理论辩论的终结：“文革”之后，许多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出于对“路线斗争”的深恶痛绝而彻底否定了“路线斗争”这一概念。他们在重新获得权力后，拒绝对党内“路线斗争”向“无情打击”的权力运作转化的机制或条件进行分析，而是试图通过压制或回避这种斗争获得党内意志的统一，从而彻底地压抑了党内的政治生活 ――由此也就丧失了探讨政党与民主之关系的内在契机，并为政党的国家化――亦即政党的去政治化――奠定了基础。 持续的理论辩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密切关联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和变革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正是这种政党体制内部的理论辩论和政治斗争使得政党政治保持内在的活力，它使得政党不致在相对稳定的权力构架下变成“去政治化的”政治组织，也使得政党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检验之下通过路线斗争纠正自身的错误。这是一种政党的纠错和创新机制。
按：这里说“政党的国家化亦即政党的去政治化”。在作者眼里，国家化等同于去政治化，所有的国家都是去政治化的，不存在任何政治国家。这种观点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
原文12：如果我们把当代中国的“去政治化过程”放置在上述过程中观察，这一过程显然包含了两个特点：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去理论化”，即以“不争论”为契机将二十世纪逐渐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的明确的互动关系转化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二是政党内部的路线斗争的终结，即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将全党的工作转移到“建设”（而不是“革命与建设”）上来。这两个政治抉择在七十年代末期深得民心，显然是对“文革”后期混乱的政治局面和权力斗争的回应。“摸着石头过河”的比喻与这一时期引起高度关注的“实事求是” 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讨论有关，它本身就是对七十年代中期由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发起的理论进攻的理论回应。然而，当这一策略性选择最终演变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路线之时，不但理论辩论在政治文化中逐渐消退，而且六十年代一度出现的政治与国家、政治与政党之间的分离和紧张也就彻底消失了。通过将政治与国家（党-国体制）相互统一，那种在“政治不等于国家”的条件下形成的政治辩论和理论探索消失于无形。用“摸着石头过河”描述改革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而必须从实践中总结是正确的，但以此否定改革存在着自己的理论纲领却并不符合实际，事实是：1975年前后的理论斗争及其后对于这一理论斗争的清算共同奠定了改革时代的理论纲领。
按：自己说“用“摸着石头过河”描述改革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而必须从实践中总结是正确的，但以此否定改革存在着自己的理论纲领却并不符合实际，事实是：1975年前后的理论斗争及其后对于这一理论斗争的清算共同奠定了改革时代的理论纲领。”怎么能说理论辩论马上消失了？事实是改革开放初期，理论辩论沿续了很长时间。后来的表面消失，只不过表明了：过去是公开的辩论，现在是不公开的辩论！为什么过去那么热衷于理论辩论而改革开放后强调“不争论”？这纯粹是偶然的现象，与领袖的个人气质有关！毛是幻想家，喜好理论辩论；邓是实干家，不喜欢“纸上谈兵”。现在党内有没有路线斗争？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暗流涌动。在豆瓣上可以看到，有朋友评论说：“汪辉是D内都争的工具”，不无讽刺意味！
原文13：但是，在“去政治化的政治趋势”和“改革与反改革”的框架之中，这种对立在短暂的理论交锋之后没有获得真正的展开，我们只能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一边倒的政治运动中察知端倪而已。在改革的领导者看来，“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其说是源自西方，毋宁说与“文革”有着更深的渊源。就理论的深度和辩论的广度而言，这类讨论已经不能与1975年和1977年的理论相提并论。 [35]在我看来，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的这场大讨论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最后一场具有高度理论性的政治辩论。 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去理论化”的思想形势。作为对于这一形势的回应，中国的知识界在九十年代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辩论，这些辩论构筑的是一个新的模式：第一，辩论并非起源于政党体制内部，而是在知识分子之间；第二，知识分子的思想辩论直接地触及国家变革的方向，从而也在国家变革取向和政策方面产生了影响。这是一种发生于体制内外的、并未被稳定化的互动。从政治与国家的关系的层面看，这一争论的模式恰好也是和六十年代开创的那种将政治从国家的框架下解放出来的尝试一脉相承的。
按：目前在知识分子中间公开的理论辩论与政党没有关系吗？这里说“将政治从国家的框架下解放出来”，这也表明了作者的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倾向！
作者的观点，总而言之，一句话，理论辩论和路线斗争的终结即意味着去政治化。
原文14：去政治化与阶级问题： 在中国的语境中，国-党体制的重新确立与阶级概念的模糊化或消退直接相关。“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 是以“文革”结束后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彻底否定密切相关的。如何解释在阶级近于消灭的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又如何解释在重新将社会分化为阶级的过程中阶级话语却近于消失？显然，重新研究阶级范畴在中国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变化，对于理解当代“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
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或理想类型式的阶级概念。即使对于马克思本人而言，这一概念也不能直接地用于对现实的阶级关系和社会斗争的描述。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章中，马克思对阶级关系做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政治事态分析”的描述，即从一种历史变动的视野展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金融寡头、农民、小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流氓无产者、工业资本家、上层贵族等等阶级、团体、社会类别、阶层和其他角色在政治舞台上的复杂的图景。阶级关系的这种复杂状况产生于特定社会构成的主要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即它不仅包含着过去遗留下来的种种生产关系（即过去的生产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那些社会阶级的残余），而且也包含着未来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素。这一事态分析关注的是“这些角色之间的斗争同政权之间的关系”，[39]从而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一种区别于结构性阶级概念的政治性阶级概念。但就马克思本人而言，两者之间是完全一致的。
按：原文中的“结构性的或理想类型式的阶级概念”，这个说法不确切！因为结构对应于功能，理想对应于现实。不仅结构性概念可以是理想类型的，功能性概念也可以是理想类型的！
下面把阶级概念区分为什么“结构性的”与“政治性的”两个类别，也是不确切的。
从逻辑上看，这种分类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分类标准不统一。例如，能不能把人的概念区分为男人与老人呢？不能！这个错误大概是一般人都能看出来的。按人的性别，人可以分为两大类：男人与女人。当然，现实中还存在一个灰色区，就是两性人。不过，这种人很少！按年龄分，人可以分为婴儿，少年儿童，青年，中年，老年。以上的分类都是结构性的：前者依生理结构，后者依年龄结构。但如果再从功能上区分，就会出现女性化的男人与男性化的女人，或者未老先衰与老而弥坚的现象。
阶级从来都是政治性的，还有非政治性的阶级概念吗？没有！因此阶级概念不能区分为政治性的与非政治性的两类！
作者把传统的结构性的阶级概念看作是非政治性的，难道不是很荒谬吗？马恩会同意吗？毛会同意吗？
从系统论的角度，阶级可以分为结构性的与功能性的两个类别。通常的阶级分类都是结构性的，因为是以人的经济地位为标准的。例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富农，中农与贫农都是结构性的阶级概念。按功能区分就是以人在社会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为标准。例如，我们平常所谓的“革命阶级”与“反革命（或反动）阶级”就是功能性的阶级概念。革命阶级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反动或反革命阶级阻碍了历史的发展。
上面说：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章中，马克思对阶级关系做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政治事态分析”的描述，即从一种历史变动的视野展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金融寡头、农民、小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流氓无产者、工业资本家、上层贵族等等阶级、团体、社会类别、阶层和其他角色在政治舞台上的复杂的图景。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显然是功能性分析！
因为结构性分析与功能性分析所依据的标准不同，所以导致两种分类不一致的现象。因此，现实中会出现所谓的“流氓无产者”与“红色资本家”这样的人。说一个人是“无产者”，是从结构上看的，说他又是“流氓”，是从功能上看的。同样，“红色资本家”，从功能上看，是支持革命的，从结构上看，是资本家。
从功能上分类的“革命阶级”与“反革命阶级”也是理想类型的，在现实社会，既不存在绝对的革命阶级，当然也不存在绝对的反革命阶级！
作者在下文讨论毛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这样说：“毛泽东的分析包含了两个方法论的特点：第一，他高度重视结构性的阶级关系，但始终没有忘记这种结构性的分析是从一种运动的视野、引导运动的革命党的视野展开的，从而其分析的重心集中在不同社会阶层在革命运动中的立场和态度。”由此可见，作者虽然提到结构性的分析，但没有明确意识到还有功能性的分析！而是把结构性分析与功能性分析混为一谈，后面提到的“从一种运动的视野、引导运动的革命党的视野展开的，从而其分析的重心集中在不同社会阶层在革命运动中的立场和态度”显然就是一种功能性分析，却被说成莫明其妙的“政治性分析”。当然，在作者的眼里，“政治”=“革命”，“去政治化”=“去革命”，所以他才会把依对革命的态度来划分阶级的分析称为“政治性的”，把依经济地位划分阶级的分析称为“非政治性的”或用他自己喜欢的说法，“去政治化的”。
西方不是既有结构主义，也有功能主义吗？既然已经知道并利用了“结构”这个概念，怎么会不知道或者虽然知道了却不会利用与之相对应的“功能”这个概念呢？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在原文7中，我们看到作者在讲国家权力机器时用了“功能化”这个字眼，并把“功能化”等同于“去政治化”。可是，在这里，讲阶级划分时，却又把与结构性阶级概念相对应的功能性阶级概念称为“政治性阶级概念”，亦即把“功能性”等同于“政治性”了。可见，作者是知道有“功能”这个概念，可惜并没有正确理解，因而不会正确使用！
不通逻辑，这是所有文艺青年出身的人的软肋；分类标准不统一，这是所有文艺青年出身的人普遍会犯的错误！
原文15：上述分析的说服力是明显的，但这一结构性的叙述没有触及的是阶级斗争与革命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悲剧是革命政治的必然结果，还是背离革命政治的内在原则及其政策取向的历史产物？
按：这个一段话表明作者并没有准确理解“结构”这个概念。结构就是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从不向外直接显示的。所以我们要研究一个系统的内在结构，必须要钻进系统内部中去。一个系统的功能倒是向外部表现的。
原文16：中国革命中的过度暴力与其说产生于阶级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脱节，毋宁说产生于阶级概念自身的“去政治化”—即将政治性的阶级概念置于客观性的框架下，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方式展开“阶级斗争”。
按：这里把阶级概念的“去政治化”看作是导致暴力的强制方式的阶级斗争的原因！所谓“阶级概念的“去政治化””，作者的意思是把以对革命的主观态度为标准的阶级概念变成以经济地位为标准的阶级概念，而与态度的主观性不同，一个人的经济地位是客观的，所以作者说阶级概念自身的“去政治化”即将政治性的阶级概念置于客观性的框架下。
原文17：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从阶级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脱节和矛盾的角度，即不仅从阶级表述脱离客观实际的角度，总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悲剧，而且也要从阶级身份论对于政治能动性的压制的角度解释这一悲剧。唯身份论、唯出身论或血统论是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所包含的那种主观的、能动的政治观的否定和背叛――二十世纪革命政治的中心任务不正是要摧毁和解构那个由暴力机器和财产关系所塑造的稳定化的等级关系吗？在这个意义上，从一种政治能动性的角度解释遇罗克对血统论的批判就变得极为必要。他的斗争和牺牲表明的是：“去政治化” 并不是一种外在于二十世纪政治或革命政治的动力或趋势，它包含在支配了这一进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内部；“文革”的悲剧性不是“政治化”（其表征是政治辩论、理论探索、社会自治、党－国体制内外的政治斗争，以及政治组织和言论领域的空前活跃等等）的产物，而是“去政治化”（消解社会自治可能性的两极化的派性斗争、将政治辩论转化为权力斗争的政治模式、将政治性的阶级概念转化为唯身份论的本质主义阶级观等等）的结果。反对身份论的斗争是建立在有关人的自由、阶级解放和未来社会的清晰的价值判断之上的。因此，不是对这个进程进行“去政治化”的解释，而是进行“重新政治化”的理解，并以这一理解为基础创造取消和遏制新的身份论（亦即阶级关系的再生产）的制度条件，才是克服这一时代悲剧的真正方式。 如今，我们置身于一个取消了阶级话语的阶级社会。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简单地恢复过去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我们仍然反思二十世纪阶级政治中产生的悲剧），而在于建立怎样的政治视野面对现代社会的平等问题和阶级分化。或者说，问题在于如何将阶级概念从结构性的范畴内部解放出来将其转化为一种抵制阶级分化为取向的新的政治概念。在“短促的二十世纪”，现代平等主义原则是通过革命的阶级话语深入整个社会的：任何人不应臣属于任何人，任何人不应主宰或剥削任何人，任何人不能成为奴隶；为此，必须消灭主仆关系和剥削关系，必须形成一种摆脱这一对抗性关系的经济，必须建立一种不再复制社会不平等的教育体系，必须创造一种超越以往一切国家形式的国家。当社会重新分化为阶级而阶级话语本身又趋于消失之时，现代平等政治势必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说现代社会必须以平等作为自身社会体制的合法性条件，那么，平等主义政治的瓦解与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就是同步到来的。在合法性危机的条件下，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暴力机器（军队、警察、法律体系等等）或经济发展和消费主义，社会稳定将是脆弱的。如果阶级概念以否定性的方式（即消灭阶级差别）界定了平等政治，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平等政治将以何种形态获得自身的活力？现实的发展提出的要求是：从“去政治化的国家”向“具有丰富的政治生活的国家和社会”的转变，从阶级再度分化或形成的社会向非阶级化的社会的过渡。
按：反对身份论，血统论，就是反对结构性的阶级概念，提倡功能性的阶级概念，即依一个人的“建立在有关人的自由、阶级解放和未来社会的清晰的价值判断之上的”“主观的、能动的政治观”来划分阶级。因为作者把功能性的阶级概念理解成政治性的，所以才说反对身份论不是“去政治化”，而是“重新政治化”。我们已经指出了作者把阶级概念区分为结构性的与政治性的方法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依这种分类法的所有分析当然也是站不住脚的。这里既不存在“去政治化”，也不存在“重新政治化”，因为从来就没有越出“政治”这个雷池半步。再次重申一遍，不管是结构性的阶级概念，还是功能性的阶级概念，都是属于政治的范畴！
在我看来，导致过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悲剧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阶级概念的结构性划分与功能性划分之间的矛盾。现在认为过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了，是一个悲剧，这是站在功能主义的立场上的看法。从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出身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而忠于革命支持革命参加革命的人都是革命阶级，都不应该受到迫害。但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其参加革命的动机都是十分可疑的！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是由他的经济地位决定的。
当然，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这种经济决定论是存在很多反例的，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因此，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根源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教条化。马哲原理承认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与他的阶级地位不相一致就是这种反作用的表现。
以汪晖为代表的新左派承认从前阶级斗争扩大化了，但毛会承认吗？现在的老左派会承认吗？
这一段作者用括号例举的方式表明了他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这两个概念的外延：“政治化”的外在表征是政治辩论、理论探索、社会自治、党－国体制内外的政治斗争，以及政治组织和言论领域的空前活跃等等，而“去政治化”的外延是消解社会自治可能性的两极化的派性斗争、将政治辩论转化为权力斗争的政治模式、将政治性的阶级概念转化为唯身份论的本质主义阶级观等等。
在这里，作者提到唯身份论的阶级观是本质主义的，这是不错的！但是，作者自己所欣赏的按在革命运动中的立场和态度来划分的所谓的“政治性的”阶级观同样是本质主义的，只不过对阶级本质的理解不同：前者认为阶级的本质是经济地位；后者认为是对革命的态度。
请注意，这里对于“政治化”与“去政治化”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与上面又是不一致的。
原文18：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发展、增长、全面小康和民主等概念均可以看作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或“反政治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关键概念，正是这些概念的流行导致了人们没有能力展开深入的政治思考。“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指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即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
按：这里又列举了“去政治化的”或“反政治化的”概念的外延：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发展、增长、全面小康和民主。这里的“去政治化的”或“反政治化的”的意思显然是“去革命”。
这里强调“去政治化的”中的“政治”不是指权力斗争，而是指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可是按一般的理解，政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权力斗争，政治永远都是权力斗争。权力斗争永远是政治的本质内涵，获取权力永远是政治的目的。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非本质的手段，方法，途径而已。例如在作者眼里的所谓“政治”的外延：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所有这些难道不是为了获取权力的手段方法途径吗？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的目的不都是为了权力吗？
既然是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既然涉及到利益，就一定涉及到权力，权力与利益是一对难兄难弟，世上既不存在没有利益的权力，也不存在没有权力就可以获取的利益。这就是平常我们总是把权力与利益合而为一，说成“权利”的原因。
作者在这里所犯的逻辑错误是，把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绝对割裂开来。为了回避政治的本质，他强调他只关注政治的外延！本质是内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一般人往往想不到，很容易被人忽悠！外延是表面现象，一般人都能看见，也就都容易理解。
正因为作者回避政治的本质，所以他提出的“去政治化”这个概念并不存在确切的涵义，这为作者随意使用这个概念打开了方便之门！上面一再指出了这一点。
原文19：为了展开对于“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命题的讨论，我在此简要地对“政治”范畴做一些临时性的界定：第一，政治是一个主观的、能动的领域，而不是客观的构造，或者说是一个在主观能动作用下产生的主客观统一的领域。例如，阶级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这一“客观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阶级政治的存在。只有当阶级获得自身的政治主体性时，作为一种政治阶级的阶级才存在，阶级政治才会被激发。
第二，政治活动是能动的主体的领导行为，从而政治与领导权问题具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任何政治主体性都必须在一种政治主体间的关系（无论是敌- 友关系，还是对话关系）之中才能维持，无论以何种方式取消这种关系，势必构成对政治主体性的否定。从上述角度看，所谓“去政治化”就是指如下现象：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的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从根本上说，“去政治化”是政治的一种特定形式，它没有也不可能取消政治关系，而是用一种非政治化的方式表述和建构特定支配的方式。因此，我把这一政治形式描述为“去政治化的政治”。
按：可以说，这是作者第一次对“政治”和“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两个关键范畴（他自己把后一个再次说成“命题”）给出一个正式的解释！
第一条讲政治是主观的能动的领域而阶级是客观的存在，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只有在现代民主的政治体制里，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政治主体，这时的政治才是完全主观的能动的领域。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只有奴隶主和地主才是主观的能动的政治主体，而奴隶和农民都是被动的存在，都是被统治者，根本就没有主体地位。当然，作者对于政治可以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也就是说，在作者的眼里，政治只存在于主体之间，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政治。至于说阶级是客观的存在也只适用于结构性的阶级概念，而不适用于功能性的阶级概念。在这里，作者受习惯性思维的影响，把阶级想当然地理解成结构性的，只考虑到结构性的阶级概念，而忽略了功能性的阶级概念。可是，在原文14里明明提到除了结构性的阶级概念还有功能性的（作者误解为政治性的）阶级概念！作者自己在分析毛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也指出了，功能性的（作者说是政治性的）阶级“分析的重心集中在不同社会阶层在革命运动中的立场和态度”，立场和态度难道不是主观的吗？所以功能性的阶级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只有结构性的阶级才是客观的，因为结构性的阶级是按照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划分的，而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个人不能选择的客观存在，而一个人对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则是可以主观确定的。因此，怎么能说阶级都是客观的存在呢？
这里对“政治”的第二条界定又说“政治与领导权问题具有密切的关系”！但原文18中特别强调他所谓的“政治”不是指权力斗争。
第三条讲“政治主体间的关系（无论是敌- 友关系，还是对话关系）”，什么叫“敌-友关系”？有这样的关系吗？一方把对方看成朋友，另一方却把对方看成敌人的吗？两个政治主体间的关系要么是敌对的关系，要么是朋友的关系，敌-友关系是不可能长期的稳定地存在下去的。这里应该是一个笔误吧？
这里说所谓“去政治化”就是对政治主体性的否定。上面原文18说现代化、民主是去政治化。可见现代民主在作者眼里是对政治主体性的否定。因为现代民主是代议制的，那么作者的意思显然是认为只有直接民主才是政治，象古希腊的民主，我们文革时期的大民主才是真正的政治化的民主。
这里又提到“去政治化”是对领导权的解构，那么这个“政治”的意思不就是“领导权”吗？但是原文18却特别强调他所谓的“政治”不是指权力斗争。
再来仔细分析一下作者的以下定义：从根本上说，“去政治化”是政治的一种特定形式，它没有也不可能取消政治关系，而是用一种非政治化的方式表述和建构特定支配的方式。因此，我把这一政治形式描述为“去政治化的政治”。
所以作者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是一种特定支配的方式，而支配难道不是一种权力关系吗？怎么又说政治不是权力斗争呢？
这里作者强调“去政治化”是政治的一种特定形式，“去政治化的政治”是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
我们来看看“去政治化的政治”这种说法能否成立？如果说能成立，那么这种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讨论“去中国化的中国”这个说法。
台湾目前有民进党竭力倡导“去中国化”，如果台湾真的实现了“去中国化”，那么台湾还属于中国吗？还是中国的一部分吗？显然不可能，那些妄图去中国化的台湾人肯定也不愿意称自己是中国人，他们必然想独立建国，这样建立起来的国家必然要用另外一个新的完全不一样的名称，以示区别。有谁愿意用“去中国化的中国”称呼自己的国家？
香港目前也闹得很厉害！有些香港人也想去中国化。可以想象，香港如果真的实现了去中国化，那么肯定也会独立建国。与妄图去中国化的台湾人一样，那些妄图去中国化的香港人肯定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且还会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国家，更不可能称自己的国家是“去中国化的中国”。由此可见，说什么“去中国化的中国”完全是乱弹琴，瞎说一通。
去中国化后还是中国，那不是瞎折腾吗？那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那些真想要去中国化的无论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都不愿意称自己是“去中国化的中国人”。
五四时代，胡适们想要中国全盘西化，这也是一种去中国化，当然没有成功。如果中国真的全盘西化了，那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了！怎么可能出现“去中国化的中国”呢？
现在的埃及倒确实是完全去埃及化了的，即完全伊斯兰化了。古老的埃及文明完全毁灭了，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现代人在提到这个古老的文明时总是说“古埃及”，在前面要加上一个限定词，以示与现代埃及的区别。如果一个喜欢装神弄鬼的人，故意将古埃及与现代埃及混为一谈，那么他就会造出“去埃及化的埃及”这种说法。于是说现在的埃及是“去埃及化的埃及”。很显然，在这个“去埃及化的埃及”说法中，前后两个“埃及”的意思完全不同，前一个“埃及”是指古老的埃及文明，后一个“埃及”是指现在的已经伊斯兰化了的埃及。因为那个古老的埃及文明已经完全消失了，在地球上已经不存在那个古老的埃及文明了，所以一般说“埃及”是指目前还存在的那个埃及。如果设想一下，原先那个古老的埃及文明作为一个国家还存在于地球上，那么目前这个已经伊斯兰化了的埃及必然要另外起一个不同的名字，以示区别。现在的埃及人没有谁愿意称自己的国家是“去埃及化的埃及”。
“巴基斯坦”就属于这种情况。“巴基斯坦”是完全伊斯兰化了的印度，按照那种故弄玄虚的说法，也可以说是“去印度化的印度”。但目前地球上已经有一个印度了，所以这个已经伊斯兰化了的印度不再叫“印度”，而另外起了一个名字，叫“巴基斯坦”，以示区别。现在的巴基斯坦人也不愿意称自己的国家是“去印度化的印度”。
我们国家的内蒙古与外蒙古也是这种情况。外蒙古已经独立成立了一个国家，而内蒙古还属于我们中国。这样还属于我们中国的蒙古就在前面要加上一个限定词，叫“内蒙古”，那个作为一个国家的蒙古，就叫“蒙古”，有时为了特别强调区别，就可说“外蒙古”。
同样，在“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个说法中，前后两个“政治”具有完全不同的意思，按作者自己的说法，前一个“政治”是指“政治辩论、理论探索、社会自治、党－国体制内外的政治斗争，以及政治组织和言论领域的空前活跃”，除了最后一点有所不同外，这种政治显然是指“毛式政治”，后一个“政治”是指“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发展、增长、全面小康和民主”，这种政治显然是指“邓式政治”。毛式政治也就是革命政治，邓式政治也就是改革政治、改良政治，但奇怪的是，作者又是反对暴力革命的。 更奇怪的是，在民主体制下，政治组织和言论领域难道也不是空前活跃吗？难道只有中国文革时期才这样吗？ 而且文革的政治组织和言论领域的空前活跃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偶然的现象，甚至在文革十年中都不能持续下去。而在民主体制下，这却是常态化的，完全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结果。可是，我们这位清华的大名鼎鼎的教授却把文革的没有任何制度保证的政治组织和言论领域的空前活跃说成是“政治化的”，而把有制度地保证政治组织和言论领域的开放性的民主说成是“去政治化的”，这不是胡扯吗？ 至于这两种政治的准确含义，作者自己也没有说清楚，以至上下文有许多相互矛盾的用法。说“去政治化的政治”完全是把两种不同的政治混为一谈的结果。
按照西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惯例，可以用“政治1”与“政治2”把前后两个“政治”区别开来。所以说“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实际意思是“去政治1化的政治2”。作者不用这样的区别，不免让人觉得绕来绕去的绕不出来，而作者自己有时也把自己绕进去了，所以时常出现上下文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而不自知的情况。
一个理论，如果其基本概念不能准确地加以区别，成了一本糊涂账，那么其理论本身就更加让人觉得糊涂，往往让人觉得不知所云，故弄玄虚，自相矛盾。
以下均为原文，不再评论！
原文20：以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为中心，现代资本主义试图创造一种自我循环的市场经济及其“去政治化的”秩序；如果说这一诉求的历史合理性建立在重商主义时期中小企业主阶级抵制国家、贵族和君主垄断的过程之中，那么在金融资本时代，这一诉求已经蜕变为以金融资本为龙头的大资本（及其代理人）操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要求――这一垄断性关系恰恰是通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关作为“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市场概念来加以合法化的，亦即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来加以合法化的。
其次，从政治的角度看，当资产阶级通过联合无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发动政治革命、推翻国王—贵族权力之后，一种去政治化的程序性的国家政治逐渐取代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多样化的政治格局，其实质也就是通过政治交换关系将统治集团中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成分连接起来。政治辩论由此转化为权力争吵，而其根本的环节即一种中性的国家概念及其现实机制的诞生。由于这一连接是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从而连接过程或政治交换本身是以“去政治化的”方式进行的。（例如，通过立宪过程将新富阶级对社会甚至国家的剥夺合法化）这个过程也就是民主逐渐地从政治民主向程序性民主的发展、国家逐渐从政治领域向常规化的权力结构的转化、政党政治逐渐从政治代表性之间的政治博弈向稳定的权力架构下的权力分配机制蜕变。在理论上，这一国家形态的出现直接导致了经典作家们将作为政治性阶级斗争目标的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区分开来，即一方面承认国家是镇压性的、在一定疆域内具有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机器，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对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加以区分，以此将政治性的阶级斗争的目标限定在国家政权问题上。他们由此将夺取政权的政治性阶级斗争作为政治问题的核心。“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65]然而，随着政治性阶级斗争的衰退和形式民主作为一种支配性国家模式的出现，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的区分变得日益模糊。这种新的国家形态带有强烈的结构－功能的特点，它甚至能够将各种社会运动和反对运动作为国家交响曲的各种变奏纳入其机器的日常性运转之中。
由于国家机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日常机制内部，从而国家的存在形态本身具有了某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形态”。
通过将学校、教会等等全部纳入“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范畴，阿尔都塞在理论上取消了文化领域与国家领域之间的基本分界，不但易于导致一种普遍化的国家政治概念（国家政治的泛化），而且也将教育领域、宗教领域和其他文化领域的政治全部置于国家范畴内部，从而限制了文化政治的空间。尽管如此，这一理论在解释国家政治对于上述领域的持续介入和收编的方面，亦即在解释现代社会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构成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解释力。 与阿尔都塞从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角度分析了统治合法性的“去政治化”形态不同，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去政治化”概念是与十六世纪以降欧洲历史寻求“中性化”(neutralization)的持续过程密切相关的。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经济与政治作为一种“中性化”的社会形态的产生和巩固。在发表于1929年的一篇题为《中性化与去政治化的时代》的文章中，他将维柯、孔德等对人类历史发展所做的三段论式的概括－－即从神学阶段发展到形而上学阶段，由形而上学阶段发展到科学阶段或实证主义的阶段――与十六世纪以降的四个世纪的发展直接地关联起来。这是一个世俗化过程，也是一个持续的中性化――亦即去价值化――过程：从十六世纪的神学过渡到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从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过渡到十八世纪的人道主义－道德、从十八世纪的人道主义－道德过渡到十九世纪的经济。在这些转变中，十七世纪从基督教神学向自然科学的过渡最为关键，因为正是这一过渡将神学辩论中的无法解决价值分歧的困境转化到一种通过对话、交换意见而寻求基本（也是最小化的）共识的中性化的领域中加以解决。在这个中性化过程中，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突出现象是技术和对技术的崇拜越来越具有支配地位――既然技术是一个可以为任何人、任何力量所用的中性领域，一个技术支配的社会的政治也逐渐地中性化了，亦即去政治化了。
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政党政治、不同政治派别的分化，二十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学生运动、知识分子运动、劳工运动和革命运动，都可以概括为“政治化过程”，它们致力的基本目标是打破资本主义霸权的“自然状态”。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的“自然状态”呢？在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原则之下，通过将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劳动分工模式贬低为“政治干预”的产物，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占据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市场经济向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领域的无限扩张提供了一种“去政治化的”、“自然的”或“自生自发的”解释。
从再生产过程的角度看，“去政治化”即将生产条件（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和生产力的再生产）的生产从生产过程中排除出去，从而构筑出一个抽象的生产过程。例如，为了维持沿海区域的再生产过程就必须创造廉价劳动力市场，而构筑廉价劳动力市场又必须改变城乡关系（包括摧毁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条件），进而迫使大量农民工涌入沿海城市；最后，为了让农民工适应新的生产条件，就不仅需要让他们学习生产技能，而且还要让他们转化成为遵守现行生产秩序的规范的自由劳动力。但是，主流的媒体评论和经济学家们是在怎样的意义上讨论农民工问题的呢？一，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价格问题上讨论沿海的生产过程，仿佛农民工仅仅是再生产的自然要素，而不是为了适应新的再生产条件而发生的整个社会关系变化的产物――这种讨论方式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有关再生产过程的“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特征；
从二十世纪的历史来看，“去政治化”过程是内在于冷战时代的两个社会体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单纯的政治运动，通过革命和独立建国运动，它们重组了经济关系和社会模式；西方政党政治日益成为管理经济的一种方式，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改变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权关系和殖民主义条件下世界劳动分工的基本格局。正是在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取得支配地位的时代，二十世纪政治的核心——社会运动、学生运动、政党政治、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以及通过国家组织经济的方式——全都向着市场化、国家化和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潮流中，资本主义危机时期的国家干预、社会动荡以及革命运动都被解释为政治对于一种自然的市场进程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作为“自生自发秩序”的市场概念不仅是对垄断关系的“去政治化的”掩饰，而且也是一种进攻性的、积极的、有着明确否定目标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政治化”的核心就在于打破这个 “自然状态”，亦即在理论和实践的不同方面，以“去自然化”对抗“去政治化”。 当代中国的“去政治化”过程仍然是一个“政治交易”的过程：传统政治精英正在将自己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但他们仍然掌控着政治权力，特殊利益集团和跨国资本必须通过交易形式换取权力机器的支持。由于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国家推动的过程，在现代化和改革的名义下，国家权力机器（在国－党体制下也不可避免地包括政党机器）的不同方面全面地卷入了经济范畴，从而这个“政治交易”就转化为“去政治化的权力交易”，其主要形式是不平等的“产权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利益重组（腐败不但是这一制度性转化过程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在公共舆论中掩饰更大的不平等和非正义的财产转换过程的一个题目――在产权明晰、法制化等名义下进行的反腐败活动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将这一“政治交易”过程合法化了，亦即以法的名义将产权转换过程“去政治化”）。这一新的发展建立在如下前提之下：一，在市场化和私有化过程中，权力精英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分界逐渐模糊，政党逐渐从一个阶级性的组织转化为“去阶级化”的组织；二，在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逐渐地将管理经济的部分权力与超国家的市场体制（WTO等）关联起来，一种全球性的去政治化的合法化秩序正在确立；三，由于市场与国家逐渐成为相对“中性化”的领域，在公共领域中有关发展问题的分歧演变为市场调节与国家调控比例的技术性分歧，从而丧失了构成左右之分野的政治界标。这几个发展为七十年代末开始、八十年代兴盛、九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提供了历史基础。我认为当代世界的“去政治化”过程正是从这个历史转变中产生的政治现象：通过将新的、政治性的安排置于“去政治化的”表象之中，新的社会不平等被“自然化”了。在这个意义上，针对这一不平等的社会安排的批判必须以形成“重新政治化”的条件为前提，亦即以打破“去政治化”或“自然化”的表象为前提。
作为一种“去政治化的” 楷模（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发展、民主等等的楷模），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思想和道德的领导权。这就是西方政治学家所谈论的所谓软实力。美国霸权是在暴力垄断、经济垄断、意识形态领导权以及国际关系的模式发生转变等多重条件下确立的，而在“九一一”之后的侵略战争中，美国的穷兵黩武和单边主义导致了它的领导权危机，从反面促进了世界各种力量以反战和“去美国化”为契机的互动和联合。[73]在这个意义上，“去政治化”的过程遍及国家与国际的双重方面，而打破这一“去政治化的政治格局”的可能性也存在于这两个方面。
市场主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机器具有强烈的“去政治化”特征，在“去政治化”的社会过程中，它恰好构成了“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需要在国家的、国际性的（国家间的）和全球性的（超国家的和市场的）三重范畴及其互动关系内讨论霸权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上述多重霸权构成不是相互截然区分的范畴，而是相互渗透的、相互缠结的权力网络，它们内在于当代社会的各种机制和网络之中，内在于人们的行动和信仰之中；正是在上述霸权网络的交互作用之中，“去政治化的政治”得以构成。
在七十至八十年代，伴随国家统治意识形态在开放条件下的松动，社会思想和立场的合法性密切地联系着对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挑战，这是当时界定独立性和自由的主要根据。然而，知识分子和社会批判立场的这一“去国家过程” 并没有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提供“重新政治化”的效果，反而被纳入了另一层次的“去政治化”过程： 首先，这一“去国家过程”产生在一种全球性的历史转变之中，即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威受到全球性力量的挑战的过程中，从而这一以“去国家过程”为标志的独立性和自由的合法性叙述同时也是和国际性的意识形态霸权的确立相互关联的。事实上，所谓“去政治化”过程恰恰是两个国家集团、两种政治体制、两种意识形态进行激烈搏斗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所谓“去国家过程”中的“国家”只是在某种意识形态立场上被指认的国家（即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这一“去国家过程”不过是对另一种国家形式的霸权进行认同的过程。在当代中国，“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一种反国家的表象掩饰了它与新型国家及其合法性之间的内在的联系，从而不过是一种反国家的国家（亦即“帝国”）意识形态――根据上述对于霸权概念的多重构成的分析，这种新型国家意识形态本身具有超国家的性质，从而也经常表现为从一种跨国主义的角度抨击“国家”的立场。 第二，这一“去国家过程”同时也伴随着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去政治化”，它被自然地组织在现代化、全球化、发展和市场的新型意识形态霸权之中。由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力量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纽带，它在改变十九世纪以降逐渐确立的主权关系的同时，也包含了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和市场运行的国家机制的强烈需求（例如，当代全球化过程及其机制一方面鼓励金融、生产和消费的跨国化，另一方面力图将移民问题限制在劳动力需求和民族国家主权关系的框架内，从而形成了各地区劳动者之间的隔绝和矛盾。）因此，“去国家化”或反国家的姿态本身又似乎自相矛盾地与法制化、制度化等口号相配合，而后者正是以产权重组为核心展开的国家建设过程。在现实的条件下，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需要法制化、制度化，而在于怎样的法制化和制度化，以及是否必须将整个社会构造（及其传统）全部纳入法制与制度的框架内部；不在于“去国家”或“反国家”，而在于应该建立怎样的国家及其制度，以及能否在国家及其政治之外形成真正的政治空间。 第三，“去国家过程”所以是“去政治化的”，是因为它以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的区分日益模糊化为前提――正如上文所说，政治斗争主要集中在由谁来掌握国家政权或国家政权的价值取向为何这一关键性问题上，一旦取消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的区分，也就等于取消了政治活动的场域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而将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转化为非政治的或去政治化的“去国家过程”。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鼓吹的“国家退出论”就是一个典型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命题”。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通过与国家的关系来界定的独立性与新型霸权关系（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多重霸权）的确立是同一个历史消长过程的产物，从而前一重摆脱（国家）关系与后一重进入（国家的、国际的和跨国的）关系之间至少有着历史性的重叠。全球性的力量与国家力量的相互渗透使得仅仅依靠与国家的关系或与跨国霸权的关系来界定自身立场的方式均陷入困境之中，这也正是当代许多反对运动最终只是图有反对之名的原因。事实上，当代社会的各种社会保护运动包含着激发新的政治的可能性，但同时自身也在经历着“去政治化”过程，它们或者陷于有限的经济目标之上，或者沦为国家机器的延伸物，或者完全受制于各国际基金会项目的要求和逻辑之中，不但提不出关于发展、民主、参与的不同理解，而且在运动中转化为各种国家的、超国家的机制的齿轮和螺丝钉。[74]在这里，如何克服社会运动自身的“去政治化”，将一种批判性的国际主义与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
如果考虑到三重霸权的构成全部渗透在我们的社会体制之中，而它们之间并非贴合无间，那么，这个概念中的“国家的”或“跨国的”的范畴就有必要加以审察。在这里，打破这些范畴的总体性，从这些范畴内部发现裂痕，寻找新的政治空间，就成为打破“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基本逻辑的必要步骤。
新的国- 党合体是全球化条件下主权国家和政党政治双重危机的结果。在这里，双重的问题是：第一，伴随着政党体制的“去政治化”和国家化，究竟什么力量才能取代原先的政党政治模式，以协调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不同的政治意志、体现不同的政治力量？社会的力量如何能够上升为一种政治的力量？第二，政党的国家化也就意味着政党本身势必介入复杂的利益关系，当代世界的国家危机也必将转化为政党危机，那么，究竟什么力量才是一个体现普遍利益的力量和机制？
政党政治的蜕变直接表现为价值领域的模糊与矛盾。由于国家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价值之间存在重大的冲突，改革运动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运转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正是由于这一内在矛盾，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实际上已经或正在蜕化为一般国家机器，即依靠暴力或行政权力进行操控的体制。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运作方式并不是按照特定的价值或意识形态运转的，而是按照“去意识形态的”或“去政治化的”逻辑运转的——尽管它经常诉诸于意识形态的语言。当代中国的左右两翼经常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面前束手无策，原因很简单：这一国家运作机制已经无法在传统的左右模式中进行衡量和评估。主要基于一种合法性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文革”之后一方面“彻底否定”了“文革”，但另一方面并没有“彻底否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价值，尤其是作为这一现代传统的历史总结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条件产生了双重后果：第一，对于国家改革而言，这一传统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制约性力量，即“国—党体制”每一次重大决策和转变必须建立在与这一传统的对话和博弈之上，至少它必须用一种特殊的修辞方法在这些转变与这一传统之间达成某种协调。第二，对于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而言，这一传统构成了一种合法性力量，他们可以利用这一传统与国家推进的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进行博弈和协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新自由主义力量的扩张。在“彻底否定文革” 与“告别革命”的历史进程之中，重新激发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遗产显然包含了未来政治发展的契机-- 这个契机绝不是简单地回向二十世纪的入口，而是在“后革命的时代”（即革命时代终结的时代）探索打破“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一统格局的起点。
二十世纪政治是以政党与国家为中心展开的政治，二十世纪的政治危机主要产生于政党和国家这两种政治形式内部；但二十世纪也产生了政治不等于国家的政治实践，产生了将参与性与制度构架相互结合的尝试。在现代政治的主体――政党、阶级和国家――均处于“去政治化”危机的条件下，重新寻找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必然是和重新界定政治领域的过程相伴随的。这个政治领域的界定涉及各个方面，例如：如何在国家生活和政党政治中重新激活理论辩论？如何在国家和政党之外形成新的政治领域？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出真正的公共领域和公民文化？如何使得教育体制不致沦落为社会等级制的再生产机制？如何将全球范围内争取平等的政治斗争与中国社会的平等政治关联起来？在当代世界的两种社会体制均面临危机之时，我们能否设想一种更具参与性的制度构架，这种构架不仅是在政治选举的层面上，而且也是在生产关系的实际基础上产生？所有这一切要求我们寻找新的综合，即通过对历史的传统（包括古代传统、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传统、改革经验）的批判性清理和创造性综合，汲取民主制度与激进民主的各种要素，为新政治的创造提供可能性。这是真正的创造和综合，而不是任何一种简单的复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一综合既必须从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出发，也必须考虑当代世界普遍的民主危机。如果说“去政治化”的关键在于政治价值的颠覆和消退，那么，“重新政治化”的不可避免的途径也就在于重建政治价值，激活我们的政治空间和政治生活。如同动人的音乐—无论是辉煌的交响，还是婉转的叙述—能够将不同的元素之间的对话和对抗、各种主题之间构成的创造性张力有机呈现一样，政治是在一种元素与另一种元素之间形成独特关系的方式。取消了差异、多样性、对抗和创造性紧张，取消了多重音乐元素在各自歌唱中形成的复调式组合和对抗，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作为一种“关系”的音乐。
这就是我们在今天重访六十年代和“短促的二十世纪”的真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