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稍有些欠缺（薄弱）的论文

这本书讲述了从司马懿到司马炎以来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从而来写明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可以看出作者受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影响很大，因此才有了“与家族网络”的书写，而且也有学习模仿田文的宏观叙事与细节考证的形式。但是从全文来看与政治权力的叙事相比，对于家族网络的叙述构建就很薄弱。

文章开头就提出了对陈寅恪的“魏晋两朝背景是儒家大族与法家寒族”这一观点予以纠正，要知道陈寅恪先生将东汉末期到西晋初期的政治史宏观概括，是取其大者，在这之下的叙述细节当然是可以进行细化修正的，诸如再细化为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等等。而通过司马炎自谓“诸生家”就证明司马氏不是儒家大族，而将陈论予以“简单将司马氏贴上儒家大族的标签未免有些草率”，就是很薄弱的。于是接下来又论述了河内司马氏的文化转向，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也论述过比如颍川庾氏家族的文化转向，而作者在学习时却繁复的叙述了河内郡的历史变迁，当然人物和地域风俗是存在联系的，但是大段引文来介绍河内郡的历史，只以很小的篇幅介绍了司马氏的转向点，最后将其界定为“东汉中兴后期兴起的新文化家族”这不仅没有摆脱从前陈先生的框架，相比之下是一个又将汝颖集团更加细化的论点，当然这也是有研究成果的，但是显然不是新发现，而且士族本来就是相对的概念，作者用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与司马氏相比，当然他不能算作大族，但是和曹氏相比则又是不同。司马氏作为地方右族，也可以知道因为汉政府实行察举制选官，地方右族往往是官员补充之源，所以他和谯沛集团出自阉门，大部分是乱世武力崛起是不同的。

本文重点，所谓政治网络应该是细密繁杂的，而全文不论是在司马氏崛起，还是西晋成型，经常提出政治网络，而论及网络则仅仅指出几个当时政治人物及其生平而已，而这些人如何组成网络他们的政治关系，人物联系等等则基本没有论及（可能受限于材料），但是既然主题中心为政治网络，所以我觉得在网络上是这本书的弱点。

在司马氏在河内的关系网，只着重介绍可几品题人物杨、李、崔可以说这个网络介绍是很粗疏的，但是毕竟史料有限。

文中有一段引用《晋书》帝与胡贵嫔“尝与之摴蒱，争矢，遂伤上指。帝怒曰：此固将种也！芳对曰：北伐公孙，西拒诸葛，非将种而何？帝甚有惭色。”文中说武帝有惭色不知为何？其实这是武帝以将种嘲讽胡贵嫔，而胡贵嫔反证武帝也是将种，于是帝甚有惭色，其实很简单。

之后对《司马芳残碑》题名中有“中正杜县曹豹”一行就确定曹操时期即出现中正，倒可以说是很草率的，因为作者连曹豹其人也没有叙述，而是凭借前面题款中有杜畿就下结论，忽视中正以上十三个官职前都有“故吏”与“中正杜县曹豹”的介绍不同，也忽视北魏时期恰恰也有一个杜豹，对这些都不加辨析就下结论，可以说无法形成闭环，不过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搜索了一下，已经有论文对这个论点进行了辩驳。

再之后介绍司马懿在曹魏的政治网络，依然只是介绍了陈群等等几个人或几个氏族，这究竟能不能算是政治网络，何时构建，族与族怎样的联合过程，都没有交代就说明“标志司马家族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家族”，而这个举足轻重如何体现也没有说明，比如在何事上透过权力网络举足轻重？全交给读者的已有知识储备来解决，这也是很薄弱的。而涉及鸩毒夏侯徽时仅仅几句说明夏侯徽不当鸩毒死于青龙二年，那么对夏侯徽究竟死于何时，怎么死的一点也没有涉及，也是不能圆满的论述。

涉及司马懿拉拢蒋济时大段论述蒋的家世也略显冗长，拉拢蒋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蒋济是三朝元老又是太尉，明显是看中蒋本人而不是蒋的家世，而将蒋济、高柔这些人的身份家世差异论进陈先生的阶级不同中，也明显是过于执拗了，是取其小者了。

论述高平陵地理位置重要性时，简略叙述抢夺武器库和曹爽府的位置，借引陈寅恪论述玄武门之变地理位置来说明高平陵位置的重要性。但是论述深度就远不及了，只是说名武器库在曹爽府附近，司马懿亲自占领，司马氏和司马孚占领司马门，武器库当然重要，但是更应该对当时的军队数量、军队布局等说明一下。

后面在满宠人事调动上大段笔墨描写如何调动，而论及调动背后司马懿和曹爽的作用时则说依据现有史料无法了解，而前面正是在说司马懿和曹爽对于淮南的权力争夺。而其后又论王凌与曹爽争夺淮南军政主导权斗争时，点名曹爽任命王凌的外甥令狐愚任兖州刺史，王凌权力顶峰，为啥曹爽做出让步，让步的意义在哪？都没有说明就说是政治交换，这样大的让步交换不论及原因也很薄弱，之后论及王凌的人际网络，那此网络对曹爽网络或司马氏网络有什么联系和抵牾也没有说，叙述完就结束了。

至于重用钟会，其实有一事倒是可以说明，就是《四本论》钟会的立场明显站在司马氏一方，这是立场表态，但是四本论又充分说明了司马氏的才性和同的儒家立场，但是作者没有采用《四本论》的立场，而是从钟会是高平陵之变的同情者上，说钟会与司马氏很亲密，论证欠一些力度。

在论述河东贾氏时，贾逵也自称诸生，作者说同是诸生，陈先生怎么能将二者分为大族和寒族二者，首先以诸生这个背景讨论，是作者在书开头时确立的，而不是陈先生确立的，陈先生明显是取其大者，而不是细节的相同性，而且河东贾氏以兵法传家和与儒家经典传家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之后在邓艾被杀时作者说“如果邓艾果真逆反而死，司马昭又何必担心边情骚动呢？”这明显是为了论证枉顾常识，诛杀军功边将，无论他反与不反都必须关注其军事基础地的动态，怎么能够不担心呢？

我觉得作者一个特别好的观点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他们的主张和权力关系网络各有不同，不能看做司马氏一个整体，是有变化、继承和冲突的。

但是作者在论述上有时候又将这个重要观点忽视了，比如在魏晋之际对待王仪、向雄等五人的态度时本是很明确司马炎的表现，却又一再概括成司马氏的处置态度。

在处置石苞等人的问题时作者发现了“有司”然后概括成西晋官僚阶层，这也过于笼统，我觉得这里面恰恰有司马师的关系网络向司马昭的关系网络转移的动向，之前的邓艾也有这样的意识在内。所以这个有司是很可以考察一下具体人物的，即使不能勾勒处全部人物，这时候着重提出几个人物才是适当所在。

在司马炎第一次分封诸王时，作者“与一般分封注重帝系不同，在晋初所封的二十七王之中没有一人是司马炎子孙”，下文紧接着说司马炎即位时还很年轻，诸子在襁褓中，那这个转折式的叙述十分不必要。而在后文第二次大封帝系子孙时，又没有说明分封诸王在地域上的变迁及重要性，也是一个薄弱环节。

作为贾充，作者论述其犹豫不定而见弃，而贾充更像是倒在齐王司马攸一方而被司马炎抛弃，在丧服丧礼问题是，贾充看似折中，其实都是偏向司马攸的，而在反对伐吴的问题上更体现了贾充的态度，诚如安田二郎的观点。而对贾充被夺兵权，销将军号这个大事，对将军号也是一笔带过，没有说明贾充的兵权何在，不是很完备。而司马攸其实是作为司马师的继承者，虽然都是同父，但是出嗣的意义十分重大，作者似乎忽视了司马炎与司马攸的斗争中的两个政治网络的博弈，而单就二人的斗争进行了论述。所以后文又说武帝即位和司马衷继位的处境想同，其实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的对手阵营差距很大。

作者又一个亮点就是司马炎政治转向定为咸宁二年，这个独到见解让人眼前一亮，而对其论述也很完备。我觉得这个是本文的核心点，也是本书的根本，其他的或许是在这个观点上逐步拓展出来的。而对司马炎后期三股势力的消长介绍的也很好。

不过在介绍外戚杨骏时作者说“从杨骏的政治履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与曹魏政治网络全无瓜葛”这个就说得太绝对了，杨骏的外戚身份是其女嫁给晋武帝，而这女儿不是杨骏亲生而是他兄长杨炳的女儿，杨炳在曹魏时为通事郎，史书中记其早死，通事郎或许是其起家官，所以不能算作边缘人物，即便不是起家官，也不能算作是“全无瓜葛”。

而作者论述杨骏没有太高声望的一个例子引用司马昭将其作为与阮籍结亲的备选，这恰恰能说明杨骏作为弘农杨氏一支是有声望的，以阮籍竹林声望的备选，怎么能说是声望不高呢？门第声望一定是具有相对性，不能说不如阮籍就是没声望。

相比之下文章收尾处对贾南风的政治网络倒是介绍的清晰明白。

有人说文中“笔者”太多，我倒是觉得还应该争取更多，因为文中许多都是引用前贤的观点，而添加一些论证材料，特别是朱晓海、胡志佳等等（具体人名会有出入，因为我也记不得了），其实抛去这些整部著作中的笔者并不很多。在引用权家玉的观点时作者发赜阐幽，但是紧接着论证了权文“整个论证便难于成立”，有些给人难堪。

我所说明作者薄弱或考证论据不完备，也是以田余庆先生作为对比，老先生们在考据细节上往往是一个闭环，不会叙述其半，这是要继承老先生们的后来历史学者在考证细节上应该注意的。另外，我读的是论文版，这是当时做的一些读书笔记的汇总也许在正式出版书籍时已有更完备的论述，那则是十分可喜的事，而我写的就是本人的读书笔记和所思所想，观点也不一定正确，我只以有所得为乐事，不已挑别人毛病为乐事。不过想说一点，雄心壮志是好的，但是像陈寅恪先生这类的观点，并不是以推翻就是壮举，若是处处寻摘推翻力证，最后就会落入偏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