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桥通今古，杨柳挽两马——读白话版《柏杨版资治通鉴》
文/张永涛
2020年3月7日是柏杨的百年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其扛鼎之作——36卷本的白话版《柏杨版资治通鉴》（以下简称“柏杨版通鉴”）——是为纪念。柏杨版通鉴一手联通今与古，一手挽结两司马，为当代人跻攀《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架设了阶梯，也为阅读国史创辟了新路。
一、柏桥联通今与古
司马光曾感叹过时人对通鉴的态度，“光修通鉴，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编，已欠伸思睡矣。”这条史料来自于助修通鉴的刘恕之子刘羲仲，当为信史。
读书读得想睡觉，我想是每个读书人都曾有过的体验，如从书的一面寻找原因，大致不外冗长、说教、繁杂等观感。通鉴294卷，载16朝1362年史事，计300余万字，篇幅大还则罢了，其体例更不适合一般阅读。作为严格的编年体，通鉴卷下分年，每年按月日先后纪事，无纲目层次之区分，载录史事极多，又千头万绪。在某个月里，可能并列出现几十条彼此无关的史事，又可能几个月后，才出现前述某一事件的后续，除非专注研治历史之人，普通读者很难理出头绪。对比纪传体的《史记》、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通鉴最大的拦路虎就是编年体体例，文言尚在其次。再有，司马光苦心孤诣的史论，所谓“臣光曰”毕竟是对天子而发，对今天的普通读者而言，容或有迂腐说教之感，“有如东风射马耳”。
司马光同代人“读未尽一编”，就打哈欠伸懒腰想睡觉，何况今年距温公逝世已934年，距通鉴成书更已936年。如果说通鉴在成书年代就已是一座高山，那我们距离这座高山又隔了一条千年的鸿沟，普通读者需要跨越鸿沟的桥梁，需要攀登高山的台阶，柏杨版通鉴就是以满足这种需要为使命的。
对当代读者而言，柏杨版通鉴最友好最体贴的一点就是对编年体体例的改良。该书第18卷《洛阳暴动河阴屠杀》对应通鉴梁纪一至十一（第145—155卷），原来的纪年如“梁纪一，起玄黓敦牂，尽阏逢涒滩，凡三年，”这是说第145卷梁纪一记载了三年的史事，起始之年是“玄黓敦牂”，结束之年是“阏逢涒滩”，这两个奇怪的年份名称是所谓的摄提格纪年法也就是木星纪年的专用词。具体记述史事时，又用帝王年号纪年干支纪日，比如梁纪一起始之年“玄黓敦牂”就是梁武帝天监元年，通鉴在此年之下从正月开始逐月逐日记载史事。
柏杨版通鉴则使用公元纪年，按照世纪、年代、年份立纲析目，以每一个年代（十年）或更短的时段为一章，并钩索主要史事写成提纲列于是章之下，尽可能给读者以阅读提示。上举通鉴梁纪一在柏杨版通鉴中与梁纪二、三合立为“公元六世纪——公元503年至509年”一章，并在其下列示“第九次南北大战”“仇池亡”“北魏元恪诬杀元勰”“佛教在北魏帝国盛行”等四条史事提纲。
此外，柏杨版通鉴全文以白话作通俗之翻译，在古地名之后夹注今地名，把官名现代化，于国家疆界、战争等则附绘地图，为读者沟通今古，使读者援今而得古。只有把经典引领到当下，我们才得以筹划未来。
二、杨柳挽结两司马
史家两司马，史学双璧《史记》和通鉴，是截然不同的。司马迁沉郁顿挫，司马光温柔敦厚，《史记》奇崛多气，通鉴朴实致密。柏杨从司马光的文本出发，但其修史的动机、情感和抱负则近于司马迁，一人挽结起了“史家两司马”。
众所周知，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下蚕室受宫刑，这段经历对《史记》的影响，大致就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所以他在《史记》中写游侠、刺客、日者、货殖，他对冤狱和酷吏特别敏感，韩安国被狱卒讥讽“死灰不可复燃”，周亚夫在狱中绝食自杀，李广为免落入狱吏之手而自刎，都被他浓墨重彩。这便是“意有郁结，著史发愤，垂空文以自见”。
柏杨也是如此。他在台湾曾因“文字狱”入狱九年，出狱后开始创作柏杨版通鉴。他在书中对君主制进行强烈的批判，认为君主独材是万恶之源；对儒家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认为儒家造成了中国人的奴性；对周亚夫、韩安国们更有感同身受的同情，对总是造成冤狱的司法制度屡屡控诉。柏杨版通鉴也是一部“发愤”甚至是“泄愤”之作。虽然发泄“私愤”可能有失史家的严谨公允，但柏杨版通鉴也因此有感情、有态度、有骨气，甚而有民主思想启蒙之功效。
柏杨的抱负实在不低。司马光编纂通鉴，抱负即在于“资治”，使执政者“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修史对其个人的意义是第二位的。司马迁不一样，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是历史，同时也是他的一家之言，但他不汲汲于当世名声，所以又说“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寄望于隔代知音。而柏杨，以白话翻译通鉴，直接名之以《柏杨版资治通鉴》，这是既要成一家之言，又要扬名于当世，若换一个性格低调之人做这桩功德，或许书名会处理成“白话版资治通鉴”，然后缀以某某编译或某某译著。
三、六经注我柏杨曰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讲过一段很好的话：“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这是说，经典是原理，但并不能涵盖后代的实际，所以对待经典的态度应该是掌握运用其原理，随时撰述当代的历史，这与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颇有几分声息相通。章学诚更有名的一句话是“六经皆史”，经主常，史主变，所以这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历史眼光，显然，柏杨版通鉴就是一部与时俱进的作品。
南宋陆九渊说过，“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一般认为“我注六经”是考据派，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严肃严谨；“六经注我”是义理派，让古人来为自己说话，生动活泼。柏杨是义理派，他的“柏杨曰”就是“六经注我”。
“柏杨曰”是柏杨版通鉴中对具体史事和人物的议论按语，通鉴本有“臣光曰”，上举第18卷《洛阳暴动河阴屠杀》对应的那段通鉴中，就有为南梁名将湛僧智所发的一条“臣光曰”，因为湛僧智能为国家利益把自己苦战多日的功劳让给他人，所以司马光称赞他“可谓君子矣”。“柏杨曰”的兴趣则不在这类先进典型正能量，他的议论多为针砭批判而发。
在上述同一段历史里，柏杨曰的是父遭诬陷舍身救之的吉翂、寄望于向皇帝伸冤却最终死于牢狱的元勰、南梁淮河大坝溃坝、北魏首都洛阳兵变、北魏胡太后毒杀亲儿、尔朱荣屠杀胡太后小皇帝及公卿大臣二千人的河阴之变、战无不胜的白袍陈庆之最终败于母国的颟顸决策。柏杨是作家写史，看重的是“人”，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司马光修的是“资治”通鉴，柏杨写的是“人性”通鉴。
即使是面对吉翂救父这样的题材，柏杨议论的也不是孝道。他评论道，“吉翂小娃代父一死的整个事件，都在背后有没有人指使上打转。只要有人指使，父子就一同治罪；没有人指使，则老爹就轻松出狱！没有一句话提到吉老爹是否冤枉。事实上，他是被诬陷的，但他却不能因为无罪获免，而是因为儿子没有人指使获免。翻来覆去，法律事件不用法律解决，却用政治解决。这就是文化传统。”
对吉翂事件，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也有议论，他的观点是“后世不敢效缇萦吉翂代父”，是因为不再有像缇萦、吉翂那样诚心舍身救父的儿女，心不诚而勉力为之，终将为人识破弄巧成拙。王论与柏杨之曰相比，前者迂远敦厚，叹言人性之限，后者尖锐酸刻，针砭人性之恶。
求全责备，柏杨版通鉴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比如把“晋文公”“齐宣王”译作人物原名“姬重耳”“田婴齐”，虽可理解出于现代平等意识，但总觉得别扭，“尚书令”译作“总理”也实在是勉为其难，至于“水衡都尉”译作“水利部长”、“大司农”译作“农林部长”则是望文生义，与这两个官职的财政职责谬以千里，这类人名官名的处理，给读者带来的方便和困惑几乎是等量齐观的。柏杨以作家写史，下意识地开启了作家的上帝视角，对历史时有“以今责古”式的求全责备，缺乏钱穆所谓“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和陈寅恪所谓“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发愤说史有时不免流于情绪化，甚至流露几丝戾气，对阴谋、杀戮、冤狱、厚黑特别敏感，议论之际每每“对事又对人”，古人在他这里动辄得咎，常被骂为蠢材、脓包、瘪三、白痴，我尤其记得“颟顸”一词就是年轻时读《中国人史纲》《柏杨曰》学会的。当然，历史上笺注、改编、议论通鉴的大学者很多，比如袁枢、王应麟、胡三省、王夫之等，他们也都露过怯挨过批，其实就学术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与吹捧相比，求全责备更能成全责求的对象。
对于热爱通鉴、有志于通鉴的读者来说，柏杨版通鉴是起点，不是终点，是入门，不是入室。在柏杨版通鉴之后，通鉴胡三省注本和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应该列上阅读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