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最后一章

书太厚了（789页）。翻译不太友好亦或原文旁敲侧击、模糊不清。 问题不是好不好，而是行不行的通（可能性），不然讨论再多也是白搭。 试图明确表达和写出现代认同的历史。用这个术语，作者想标示出整个系列的（大部分未表述出来）关于什么是人类的主体性的理解：这就是内在感、自由、个性和被嵌入本性的存在，在现代西方，它们就是在家的感觉。 自我由语言交流构成。 我觉得人文学者的奇葩之处是不能过于理性，不然就会说工具理性摧毁了意义、价值。到底是曾经的人不够理性，逻辑不够清晰还是存在真正安稳牢固的意义、价值内核？我觉得更多可能是前者，人当然需要意义，并且不需要时时刻刻用逻辑理解世界。可这种意义归根结底就是一种目的。也符合工具理性本身。所以人文方面的论证一定要在它自身的解释体系中论述，承认某种前定的范式，不然没的说。 只有大家都认同才能够使一个理论框架合理，可怎么可能都被认同呢？ 但也可以在工具理性的范围下寻找一种功利意义（真善美）领域。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说，真善美也是可以有的。 实然推不出应然，尽管你可以说逻辑本身就是一种范式，但你可能不遵循逻辑吗？从共识出发，问题是存在这样不依靠逻辑的共识？ 不能说你因为发现“虚无”就否定它，要讲道理的。 我觉得，古代人也并没有比现代人好到哪里去。你不能指着一种抽象的建构说，我就要这种三观。 作者似乎一直在批评人类中心主义，难道所有的理解不是由人类这样的个体发出的？ 然后作者通过诉诸诗人里格尔的语言，表达一种不可名状的体验。 作者介绍现代性说什么后叔本华式的理解，有意思。 他这里表达了类似自然主义的认识论，也就是说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是一个整体。 书中文字： 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在其中明显可理解的宇宙意义秩序已经成为不可能。我们可以探讨秩序——我们据此设立目的以界定道德根源——唯一方式，是经由这种个人的共鸣。不仅对事物显现的艺术，还有哲学、文学批评中尝试同一种探索的其他努力，都是如此。 这个时代之所以存在各种极端的立场，是因为已经没有合理的秩序赋予生活意义，所以人的精神在背负着罪恶感时就会呼应强势的意识形态，在与其他立场斗争的行列中，人就发现了纯洁感和方向感。两极化越绝对，所带来的秩序感、神圣感就越强，罪恶感就越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就描写过这样的场景。它揭露了普遍的爱和自由的意识形态赖以点燃仇恨之火的方式，这种方式向外指向无法再生的世界，产生这毁灭和专制主义。 其中表面上的善行事实上是竞争，甚至仇恨的表达。 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有缺陷的，又缺乏论据或说论证过于棘手而感到僵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有神论视角是构造的比较好的。目的不是说谁对谁错（什么？），而是通过一系列围绕着道德根源的问题，识别出支撑着仁慈、正义的承诺。从勾勒的现代认同的图景，把道德带回到突出位置上来。 从对工具主义的批判中，需要认识善的多样性。因而它们常常是冲突的，对此其他观点倾向于使竞争中的一种善变得不合法来加以掩饰。 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过富有启发性的探讨：仁慈的要求可能需要自爱和自我实现的代价，这种代价最终要以自我毁灭甚或以暴力来支付。 最好的精神理想和渴望也有给人类加上最沉重负担的危险。人类历史的伟大精神视野也是有毒的圣杯，是无数悲惨甚至暴行的原因。 人所需要的是清醒的、科学的、世俗的人道主义。 如果善导向痛苦或毁灭，那它必然是无效的。

这部著作的意图是一种恢复，即尝试通过重新表达来发现被掩藏的善，靠重新表达使这些根源再次具有授权的力量，使新鲜空气再次进入半垌陷的精神肺腑中。 某些读者可能发现这有些过分渲染(尽管这些人将早早地停止阅读)。也许我对那些于外部世界并无多大影响的学院派的狭隘性做了过分的反应—虽然我认为并非如此。另外的人可能指责我,判断带有明显的内在矛盾——甚或是不负责任。如果最高的理想潜在地是最具破坏性的,那么或许谨慎的道路是最安全的,而且我们不应无条件地为授权性的善的不加区别的复兴而欣喜。稍许明智的抑制也许构成部分的智慧。 在二难困境不可逃避,最高的精神追求必然引向破碎或毁灭的假设基础上,谨慎的策略才讲得通。但是,如果我提出最后一个未经证实的断言,那么我想说,我不承认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命运。破碎的二难境地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最大的精神挑战,而不是严酷的宿命。 怎样才能证明这点?在这里,我无法做到这点(或者,说老实话,在任何场合也无法做到)。存在着很大的希望因素。那就是我所看到的隐含在犹太一基督教有神论中的(不管其历史上的追随者的记录多么可怕),以及隐含在对人类的神圣肯定的核心承诺中的希望,它比人在无助的情况下能够达到的更要完整。 但是，适当地说明这个问题，将需要另一本书。我在这个结论中的目标，只是要证明我的现代认同的图景怎样能塑造我们关于现时代道德困境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