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嘉：改变人类命运的奇谋远略，与青年男女谈婚论嫁中的小心思是同一回事

游嘉 /《简·奥斯丁的谋略》译者

两年前，责编将英文原版的《简·奥斯丁的谋略》（Jane Austen, Game Theorist）交到我手里时，第一眼见到这漫威画风的图书封面甚感新奇。当年正是简·奥斯丁逝世两百周年，人如其文，印象中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一位清新典雅的文艺淑女，与驰骋在名利场中的博弈论似乎并无太大关系。后来，我重读了奥斯丁的小说，特别是《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对崔硕庸教授评价奥斯丁“野心勃勃”深感赞同，小说的世界的确没有离开过“几户人家的乡村”，也尽是“女大当婚”之类的琐碎事。但这位女作家却用机智又幽默的语言，展现了对“人性最透彻的理解”，洋溢着平凡生活中的智慧与理性之光。

作品是人创造的，人是被时代创造的。奥斯丁的六部小说集中在1811—1818年出版，而十九世纪初欧洲烽火四起，英国也并不平静。她出版第一篇小说《理智与情感》的同年，威灵顿公爵在半岛战役中狙击了法军，威尔士亲王乔治成为摄政王。三年后，《傲慢与偏见》正式出版，这一年威廉·赫德利发明的早期蒸汽机车开始在轨道上行驶。1814—1815年，反法同盟与法国签订《巴黎条约》，拿破仑战争结束。奥斯丁相继出版了《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1817年，年仅41岁的简·奥斯丁离开了人世。翌年《诺桑觉寺》和《劝导》结集问世（这才第一次署上了作者的真名）。在这样背景下，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奥斯丁的作品何以同时兼具乔治王时代的古典感与维多利亚时代现实文学的批判性。

再说博弈论，博弈论是研究策略思维的科学，是冷战的产儿，历史尚不足50年。而策略思维作为一种伴随“关系”而生的智慧，历史恐怕要追溯到人类文明早期。策略思维是基于预测“对方打算怎么做”继而战之以胜，从而达到已方目标的博弈过程，是一门“操纵”的学问。纵观人类政治军事史，权谋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男性更热衷于讨论这些领域。相比之下，奥斯丁擅长描绘的爱情、婚姻与金钱之类的现实理趣，读者被理所当然的圈定为女性，比起改变世界，她们似乎对生活本身更感兴趣。毛姆甚至调侃道“对爱情感到无限兴趣的女人，满脑子想的都是物质的东西” 。这其实是对女性的误解，也是对奥斯丁的误解。我想，崔硕庸教授在本书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改变人类命运的奇谋远略，与青年男女谈婚论嫁中的小心思毕竟是同一回事。在比利牛斯半岛上英国人利用拿破仑的“西班牙的溃疡”，给拿破仑的战斗行动制造困难，使用少量兵力而使对方受到很大的牵制。这种“间接路线”战略不正是与《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范妮从未刻意采取任何正面行动，但却总是和埃德蒙一起谈心，最终捕获情郎使用的是一样的策略么。奇妙的是，半岛战役与小说问世正是同一年。

每个人都可以从实际经验中找到充分的例证，说明策略思维的意义。这并不是崭新的思想，而是“古已有之”的旧观念。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有这样一句鞭辟入里的话：“战略的真正目的并非要寻找一场会战，而在于寻找一种有利的战略形势，即令这种形势本身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但在这种形势之下继之以一场会战，就可能达到这个目的”。我想，这句话要是用在追求爱情这事上，真是再厉害不过了，仅需要把这句话中的“会战”一词改成“表白”即可。而在博弈论术语中，这就被称作“混合策略模型”。

崔硕庸教授在《简·奥斯丁的谋略》中强调，奥斯丁的世界看似狭小闲情，却饱含最古老、最普遍的人类智慧。不仅是奥斯丁，民间故事与众多文学作品早先于科学之前就已经解释过这样的智慧。博弈论是抽象、公式化的数学表达，相比之下，以现实的、美的方式来叙述的文学，更容易被人们领悟。这又不禁让我联想起战略思维中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想要说服他人接受某种思想，最可靠的的办法是设法使他相信，这个思想正是他本人提出来的。文学作品能让读者带入到角色之中去感受，就如同诗歌具有“哲学的表现力”。所谓诗性的智慧，就是可以不经逻辑推演而“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这正是文学艺术的伟大之处。不过，是基于理性的推演也好，基于诗性的直观也罢，它们试图去分析的策略思维其核心本质一言以蔽之，即“换位思考”。这两种途径各有自身的价值，但其间的冲突也是相当明显的。

话说回来，正因为有着冲突，才驱使心灵不断否定自身、发展地去认识世界，就像这本用科学理论来解释文学作品的论著，同时有这么一张诙谐感十足的漫画脸，着实有趣。

在最后，感谢在翻译过程中帮助我的朋友，感谢本书的编辑，也感谢让我与此书结缘的人。书中难免纰漏，如有错误之处，还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游嘉

348539151@qq.com

20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