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是一本“实用手册”吗?关于“poietikes”的两种解释

最近两天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比较了陈中梅的中译本与一个英译本(Micheal Davis: Aristotle on Poetics, St. Augustine’s Press, 2002),发现两者对《诗学》的解释有非常明显的区别:陈中梅强调《诗学》是关于写诗的一本“实用手册”,其中的内容都是对于“诗歌”写作在技术层面上的指导,并把《诗学》定位在“制作科学”的知识领域中。Micheal Davis则提出:就像诗歌来源于“模仿”一样,人类总是通过“模仿”展开行动,所以“诗学”(poietike)能够与“政治学”(politike)紧密相连。《诗学》不仅是一本讨论悲剧的专题著作,而应该在亚氏的哲学中占有更中心的位置。
说得简单一点,陈中梅先生的解释是“就诗言诗”,Micheal Davis则试图发掘《诗学》中的“微言大义”。在不同的思路下,两人对于“peri poietikes”(《诗学》的书名)的解释也有所不同。本文试图就从这一点出发,展示两种不同的理解。
关于“poiesis”的两方面含义:生产与诗
古希腊语中的动词“poiein”有“生产制造”与“写诗”两种含义。对应的名词“poiesis”,在英语中一般被翻译为“poetry”(可见poetry一词的词根正来源于希腊语),但“poiesis”的意义不止于“诗”,还可以指任何一种生产或创造的产品,或者说,“poiesis”的字面意义是“making”。另一个衍生出的名词“poietes”,相当于“maker”(制造者),但“poietes”的意义却是专指“poet”(诗人),韵律诗的写作者。
上面这段对于“poiesis”进行词义解析的依据来源于《会饮篇》,其中苏格拉底转述女祭司狄奥提玛关于“爱”的演说的一个片段:任何一种创造与技艺的产物都可以被称为“poetry”(poiesis),在各种“poetry”中有一种特别的技艺来源于缪斯女神(写诗),只有掌握写诗这种技艺的人才能被称为“poet”(poietes):
Symposium205b-c
“Well, you know, for example, that ‘poetry’has a very wide range. After all, everything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creating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is a kind of poetry; and so all the creations of every craft and profession are themselves a kind of poetry, and everyone who practices a craft is a poet.”
“Nevertheless,”she said, “as you also know, these craftmen are not called poet. We have other words for them, and out of the whole of poetry we have marked off one part, the part the Muses give us with melody and rhythm, and we refer to this by the word that means the whole. For this alone is called ‘poetry’, and those who practices this part of poetry are called poets.”
Note 39: ‘Poetry’translates poiesis, lit. ‘making’, which can be used for any kind of production or creation. However, the word ‘poietes’, lit. ‘maker’, was used mainly for poets - writers of metrical verses that were actually set to music.
[John M. Copper: 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对于《诗学》的两种解释:
“poiesis”双重含义是否折射出了古希腊人对于“诗”的理解?或者亚里士多德是否有意利用这种歧义现象,赋予《诗学》以隐含的意义?陈中梅的解释从前一个问题出发,Micheal Davis则试图证明后一个假设。
A. 陈中梅:《诗学》是一本“制作科学”的“实用手册”
亚氏《诗学》的题目“peri Poietikes”中的“Poietikes”是“poiesis”与“tekhne”的结合,“诗学”是关于“诗歌/制造”的“技艺”。正如politike(政治学)等于“polis”(城邦、统治)加上“tekhne”。
(陈中梅)《诗学》第一章 注释2: “Poietike(“制作艺术”),等于poietike tekhne,派生自动词poiein(“制作”)。因此,诗人是poietes(“制作者”),一首诗是poiema(“制成品”)。从词源上看,古希腊人似不把做诗看做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或“创造”,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制作或生产过程,诗人做诗,就像鞋匠做鞋一样,二者都凭靠自己的技艺,生产或制造社会需要的东西。称“写诗”或“做诗”,古希腊人不用graphein(“写”、“书写”),而用poiein。”
仅从词源上考察古希腊人对于“诗”的理解,证据还太单薄,陈中梅先生还将此放在亚氏知识论的背景下进行佐证:一方面,从知识的“自足”程度上,“诗学”属于“制造科学”;另一方面,从知识的与“存在”的关系上,“tekhne”是关于“瞬息存在”(genesis)的知识。
熟悉亚氏的读者一定知道,在《形而上学》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氏都提出过对于知识三个层级的区分:思辨科学(theoria)、实践科学(praxis)和制作科学(poiesis)。在“自足”程度的序列中,“制作科学”的位置最低,因为其目的体现在制作活动以外的产物上,实践科学居中,思辨科学则是完全自足的。在亚氏“目的因”的世界观之下,不自足者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于更高存在的需要,故而“制作科学”无疑要服务于“实践科学”与“思辨科学”。“诗学”被归于“制作科学”。
【但“诗学”被归于“制作科学”,并不意味着《诗学》就完全是一本“制作科学”的著作,通篇都在讨论悲剧写作在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当然,这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陈中梅先生与Micheal Davis的解释就产生了分歧:陈中梅认为《诗学》就是一本“技术性”的著作,Davis则相反。我们还是先集中讨论陈中梅的解释。】
《诗学》中译本的附录(七)专门讨论了“Tekhne”一词。
“古希腊人没有严格区分我们今天所说的“技术”与“艺术”,Tekhne是个笼统的术语,既指技术和技艺,亦指工艺和艺术,……作为技艺,tekhne的目的是生产有实用价值的器具;作为艺术,tekhne的目的是生产供人欣赏的作品。事实上,在古希腊人看来,任何受人控制的有目的的生成、维系、改良和促进活动都是包含tekhne的活动。”
在泛指“技艺”、“艺术”方面,tekhne与poeisis基本是同义词。但根据希罗多德对于“poeisis”一词的使用可知,自公元前五世纪起,poietes及其同根词的词义出现缩小的现象,分别用于指“诗人”、“诗”、“作诗”,与此同时,“mousike”也经常被用来统指诗与音乐。(参考附录(十四)诗人·诗·诗论)所以就出现了“poeisis”与“tekhne”结合为“poietikes”,表示“诗学”、“诗艺”的用法。
古希腊哲学对于世界的理解区分了“(绝对)存在”与“瞬息存在”(或译为“流变”,genesis)。相应地,对应“绝对存在”与“瞬息存在”的两种知识分别是“episteme”与“tekhne”:“前者是关于原则或原理的知识,后者是关于生产或制作的知识,前者针对永恒的存在,后者针对变动中的存在,前者制约着人的哲学思考,后者制约着人的制作与生产。”
总结一下,我们会发现,在对“poeisis”与“tekhne”的词义进行探讨的过程中,陈中梅特别强调“诗学”在知识层次中的次要地位与实用性;与此相一致地,他对《诗学》的总结也完全出于“制造科学”的技术层面:
“亚氏并不否认天赋的作用,但却不是灵感至上论者。亚氏认为,诗人的工作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技术性的,写诗需要用到大量的本行知识。既然写诗是有章可循的,诗人就可以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技巧。……《诗学》是一本关于如何写诗和进行诗评的“实用手册”(pragmateia)。[附录(十四)诗人·诗·诗论]
B. Micheal Davis: “peri poietikes”具有超越“诗学”的隐含意义
上文提到,虽然“诗学”归属于“制造科学”,但亚氏《诗学》这本名著的意义可能不仅限于写作技巧与文艺批评。Micheal Davis在英译本的导言中提出,亚氏有可能有意利用“poietikes”的双重含义,使“peri poietikes”表面上讨论“the art of poetry”,实际又隐喻着“the art of action”,在“诗学”的讨论背后,兼有伦理与政治的意义。
Davis的导言内容庞杂,思路也似有不清晰之处,有不少地方让我不知所云,但其中不乏深刻的洞见,下面仅就我的理解做一简单的复述。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氏将“政治学”(politike)作为对于最高善的研究,所有其他的善都作为“间接的”(instrumental)目的服务于最高善。(1094a)但政治与伦理层面的善,却并不是脱离现实的理念,又必须结合具体的情境,才可能符合“中道”的原则,获得真正的实现。因此,有一种美德“比正义更正义”,它就是“明智”(sound,Epieikeia),因为“明智”结合具体的情境修正了正义的抽象法则的偏差。
如何可能在现实中实现“明智”呢?这就必须将政治和伦理的抽象原则放入悲剧的情节中展开讨论:悲剧一方面展现出完美的正义在现实中的永远不可能实现,消除对于道德的幼稚理解,另一方面也要求“善良”之人,在复杂的伦理选择中,成为“明智”之人。所以,亚氏在《诗学》中强调,悲剧的主人公应该“既不具有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1453a15)正因为悲剧中的主人公与现实中的我们同样犹豫于各种道德选择之间,所以观众才会产生对于主人公的同情;而悲剧中人物的遭遇又促使观众展开严肃的伦理思考,最后实现“净化”的效果。
亚氏在各种诗歌形式中给予悲剧最多的赞赏,因为悲剧最能展现出“行动者”(actor)与“观看者”spectator)之间的差异;悲剧表演中的歌队作为剧中的“观看者”,就负有责任引导观众展开对于悲剧的反思。置身于悲剧之外的“观看者”在对悲剧中的“行动者”进行“模仿”与“反思”的过程,也是对于现实中伦理选择的排演。就像诗歌来源于“模仿”一样,人类也总是通过“模仿”展开行动,因此,Davis认为:《诗学》不仅是一本讨论悲剧的专题著作,而应该在亚氏的哲学中占有更中心的位置。
今天写这篇读书笔记的过程中,感到还是缺少把握,不确定是否有表达清楚,还望朋友们指正!
参考资料:
亚里士多德,陈中梅译: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
Micheal Davis: Aristotle on Poetics, St. Augustine’s Pres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