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读书报告
导言 什么是文学
在导言中，作者探讨了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
（一）内容与形式
以往下定义者都致力于在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其他文字活动的区别中找出其本质特征。用虚构与事实予以区分的尝试显而易见的失败了。所谓文学，与历史、哲学、宗教作品难以严格区分。伊格尔顿用一些例子证明虚构性不是文学的专利，也不是文学的共识。
形式主义转向另一种方法：文学是一种写作方式，是以特殊方式运用语言。这是形式主义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下，以实际的科学，脱离神秘化的象征主义批评方式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理解角度。然而“特殊”本身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批评家们在进入“文学”园地之前，首先必须厘清“语言”的藤蔓。
雅格布逊给出的定义是“对于普通言语的系统歪曲”，所谓扭曲，是所指与能指的比例存在差异，语言的表象和信息量也存在差异。语言符号是一个两面的心理实体，连接概念和音响形象，即所指和能指。索绪尔把符号所指和能指的关系比作“一张纸的两面”，形式主义的这张“纸”，可能正面非黑即白，寥寥数句；反面却五彩斑斓，洋洋万言。这种差异、即特殊方式，是文学的特征。
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是一种物质事实，是词语制造的，而不是事物或者情感制造的。因此，作品的产生不一定需要作者。这种“作者已死”，是在作品产生之前，就判定了作者死刑。
他们将内容与形式明确分出主次，人物不过是技巧聚合的手段。对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他们不否认，但也不研究。这样其实是逃避了一个重要问题。以《动物庄园》为例，究竟斯大林主义是奥威尔的一个机会和语境，还是乔治奥威尔寓言了政治现实，这个问题绝不是非此即彼的。
（二）陌生化
上文所述的所指与能指的信息量差异，其实是“手段”——即文学的全部形式。这些形式的共同特征是陌生与疏离。这张纸单单是正反两面不同还不够，还要与别的纸都不一样。在自动化了的俗套的日常语言中，让我们产生强烈的意识，更新那些习惯反应，使对象更加可感，使我们深入占有经验。即陌生化。这就像沙漠公路的弯曲迂回，是为了引起司机的注意。
有陌生，就要有熟悉；有疏离，就要有标准。伊格尔顿指出，这种标准的界定又是一个难题。时间、空间、文体中都存在差异，不存在一种通行的标准语言。形式主义承认标准和偏离在社会和历史关系中是变动不居的，因此“诗”是相对的、暂时的。他们想要定义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语言的特殊用法，在不同种话语的区别之中产生的一种功能。伊格尔顿又提出，他们把一切文学都看成诗。这样很容易滑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分强调机巧。此时文学又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好像离广告口号那华丽的辞藻太近，离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平实的叙述太远了。这里不免让我们想起了孔子所论“文”与“质”的问题。文学一定都有文学性吗？有文学性的一定都是文学吗？
关于陌生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种疏离感，大可以被读者创造出来，甚至达到眼见天下无一句不是好诗。即使摒弃作者的情感创造，读者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面对着微言大义，读者要另辟蹊径、过度解读、断章取义，都是不能阻止的。王国维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与晏殊的“槛菊愁烟兰泣露”已然有差。伊格尔顿在此引入了一种内容上的陌生化：文学是“非实用”话语，不注重所谈论的现实而集中于谈论方式——文学是一种指涉自身的语言。对于这句话我的理解是，文学在现实空间以外建立了一个封闭空间，而这个封闭空间本身又是多元开放的。内容上的陌生化也是享寿不永的。伊格尔顿指出，我们不能完全回避现实事实。还要提到乔治奥威尔，非实用三个字不能与他的悲悯的讽刺相匹配。
如果说我们要非实用地对待话语，那么就不可能给文学下一个客观的定义。因为“对待”本身就含有主观性。非实用的创造不一定能非实用地阅读。作者读者的主观性都不能忽略。
“文学意味着某种相反的东西”，以这种否定性陈述通过对比来进行定义，必然是空洞的，不明确的。这种普遍定义实际上是有历史特定性的，所谓实际与非实际，也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
（三）价值
本体论定义失败，伊格尔顿又引导我们从功能角度下定义：文学可以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作品，即所谓美文。但价值和对待一样，都是主观的含糊不清的。美文、好的文学、纯文学，都是模糊的概念。“好”不能分配到这类作品中的每一具体作品上，而且这种优劣不是高下立现的。伊格尔顿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文学不是一个稳定、明确的实体；并不存在具有某些共同的内在特性的、具有确定不变之价值的作品。因为文学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价值判断也是变化多端的。它的价值评判不是一劳永逸的，永远没有盖棺定论的一天。所谓伟大传统、文学经典，都是特定人群在特定时代根据特定理由构造的。任何经典也不能普遍适应、有永恒的价值。后人不可避免的受到前人成见影响，在传递过程中还会产生各种偏差，现在的人又会注入自己的偏见到作品中去。这样一来，作品就处在不断被“改写”的过程中。
“价值”本身就是一己的、无缘无故的。再客观的陈述中也会存在许多主见。因此也就没有“纯文学”存在。我们和社会上的其他人达成某些共识，是因为我们分享某些“深层”的认识方式和评价方式——这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伊格尔顿所说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指一种权力关系，那些感觉、评价和信仰模式。这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解释。
多么绞尽脑汁提出的文学的定义，总是能被从中抽出的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轻易驳倒，让我们有些灰心丧气。难道我们拨不开眼前的层层迷雾吗？文学如果被解构为一个空的东西，那么文学理论也就无从建构了。伊格尔顿给出的答案是，这个看似含糊不清的定义，其实是“根植于更深的信念结构之中”。伊格尔顿一一解读旧的文学定义，“虚构”“陌生化”，阐明其合理性，驳倒其不足处；从“非实用地对待话语”角度，排除了给文学一个客观本体定义的可能性；又从价值角度，阐明文学受到个人与社会、历史的影响；最终指向的是“意识形态”。
一、英国文学
（一）文学的产生
18世纪英国文学的衡量标准浸透着价值判断、取决于意识形态。小说、戏剧、传奇、歌谣等不符合统治阶级趣味的作品一律被排除在外。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充满理性秩序的文化标准在内战后的英国被用于融合权力强大的中产阶级和新贵族，文学的意义更多的是塑造社会文化标准，成为保卫价值的壁垒和传播价值的手段。
19世纪“文学”一词的现代意义才随着浪漫主义而真正出现。文学范畴被缩小到创造性或想象性作品，典型特征是诗高于散文，虚无大于存在，想象高于事实。作为后浪漫主义者，我们是它们的产物，自然地接受了这种看法。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功利主义盛行。革命中的美好想象与残酷的社会现实碰撞，文学成为市场下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对立，诗也有了深刻的意义。浪漫主义作家同时也是政治活动家，文学信念兼有社会信念。想象的自主性和超越性，使之逐渐与历史分离，这种“逃避”是作家边缘化处境的反映，理想主义和唯心主义是高度相似的。陷入孤独的自我心灵，逐渐追求一种正义社会，古老的英国成为了他们的追怀对象。诗歌与现实的距离直到19世纪晚期，浪漫人道主义与工人阶级运动结合，才逐渐缩小。
创造性写作是一种光荣的无用，是高尚的目的本身。所谓美感，也只是生活与艺术离异的产物。美掩盖了历史差异，使艺术从物质、社会、意识形态中挣脱成为了孤独的崇拜对象。美学理论的核心是神秘色彩的象征学。象征学被用来解决矛盾：主客、物我、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等等。象征的物质形体是绝对精神真理，它破坏理性、推论或探究。象征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二）意识形态的需要
19世纪后随着宗教的衰落，失去了依靠的人们陷入了意识形态危机。宗教不只是强大的意识形态，更是社会的黏合剂，在非理性之下维持绝对权力，安抚、驯服众人，培养沉思和自我牺牲。文学此时接过了这个重担。一方面要使权力上升的中产阶级获得精神上的优越感，另一方面要同化急需生命体验的工人阶级。“文学的糖衣”让他们一个人孤独地沉思而不是集体行动，用非物质财富让他们忘记物质的共产主义。用民族文化产生的骄傲让他们为国家更加努力地付出，把道德变成戏剧化的体现而非讨人厌的抽象。文学的感化、软化效力，不知不觉在穷人的古典文学和妇女的通识课程中实现。
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展开，更加需要民族性和同一性。统治阶级致力于文化优越感的建立。英德之战中，民族主义打败了与日耳曼相关的古典文学，英国文学骑着战时民族主义走向权力宝座。战争留下的恐惧和长久创伤，在人们心灵形成了一种“精神饥饿”，产生了对文学的需求。
（三）文学研究
随着学科制度的建立，文学的主导者从业余的贵族爱好者变成粗俗小资产阶级的后裔。他们展现出激进的勇气，研究英国文学被赋予极高的价值。
l 《细察》：
文学与文明是休戚与共的，评价文学也与对历史和社会整体本质的判断密切相关。
专注英文研究的道德重要性和对社会的意义。勾勒英国文学地图。
用文学抵抗资本主义使人平庸化的力量。建立文化研究，是不朽功绩。
这场文学改革，推向了文化和道德改革。
改革教育以培养道德人才（但是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有待商榷）
自我封闭：与高居其上的贵族划清界限，又与下层工人阶级割裂。
（文学究竟来到了中心还是边缘？这种改造社会是否只是创作者的一厢情愿？都是他们视而不见的严重问题。）
l 利维斯主义者：语言是文明的产物，
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有机社会”，是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
从沙文主义到“基本英文性”，促成的英国文学，作用于激发民族精神。
此时的语言概念以真实为第一信条，以从法语等虚假的语言中脱颖而出。
这种对所谓英文性的推崇正是意识形态成见的结果。
l “实用批评”突出文学本身，但在严格的批评分辨下，流入了政治反动、批判现代文明的平庸队列，对生命的讨论被形而上学了。
“仔细阅读”在聚焦的同时，也限制了批评视野，将文学作品物化、孤立了。
l 艾略特：贵族放逐归来者，在17世纪传统之中创造一个合法的理想权威。
他们以一种极右的权利主义将人们纳入到历史意识和传统秩序之中，抹杀个性。
他们推崇原始的感觉性语言，蔑视理智，抵抗科学的理性主义；
利用集体无意识下的共同体验，收服人心；
倡导无情的非人力量，而非自我和个人。
l 瑞恰兹：诗组织我们的情感，抵抗现代科学的价值标准。
诗是一种新的神秘的封闭的宗教，调和现代生存混乱。
诗是透明的媒介，用于观察诗人的心理过程。（重视诗人）
l 以上新批评家是把诗变成崇拜偶像，使其物化，是纯粹的非理性主义。
文学被狭义定义为“诗”。
想要消除印象主义、主观主义和任何诗的神秘感，
却重蹈它所批判的技术主义，严格调查的专业化、科学化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批评的两大优点：方便教学；调和冲击，营造平衡。
规范阶层秩序、粘合社会阶层、培养道德礼仪、煽动民族主义，文学促进了意识形态权力体系的建构、文学也受到意识形态成见的影响。伊格尔顿举出的种种例子足以证明文学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在随着学科化建立起的文学研究领域，文学评价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用以记录、用以抵抗、或用以改造。沉浸在自我的文学世界里的利维斯们把文学看作完整的意识形态，但寄改造道德的希望于文学，也有夸大文学作用的嫌疑。艾略特对个性的抹杀和对传统的推崇则展现出一种权威主义，妄图证明情感的同质化。瑞恰兹则把诗作为拯救和调和的工具，在其他批评家消除诗的神秘感时，他把诗看作宗教，重视诗人，重视情感。恩普森（燕卜逊）则偏重老式自由理性主义，认为作品的意义是含糊的不可解释的。
伊格尔顿说，新批评是非理性的。他们的严格阅读、条分缕析表面上看起来是理性的，排除了神秘和象征。但实际上感觉性语言、集体无意识等都是非理性的。同时伊格尔顿指出了其内部存在的观点差异。
新批评以文本为中心，有助于学院派规范化、制度化的文学批评；但是新批评字斟句酌的阅读方法的适用对象局限于诗和短篇小说。
二、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
（一）胡塞尔
一战给社会带来巨大创伤，也让人们精神方面陷入茫然无措的困窘之中，社会秩序、文化价值一片混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拒绝自然态度，即经验主义、心理主义、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追求一种绝对确定性，试图建立自足的精神科学，即现象学。
首先要做的是现象学还原——现象学就是关于纯粹现象的科学——纯粹现象即普遍本质，即心灵本身的深层结构。还原，是“回到物自身”，找出物的不变的本质。它把自己当作一门关于人类意识的科学，揭示意识的自身结构，并揭示现象本身，试图建立普适性的研究方法，即“科学的科学”。现象学视主观为一切的来源和开端，把先验主体确立为世界的中心。认为现象内在于意识，对文本进行非批评性的全然内在的阅读，将其还原为作者意识的纯粹体现。
伊格尔顿用六个主义评价了现象学：唯心主义、本质主义、反历史的、形式主义、有机主义。胡塞尔把对象和主体紧密相连，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这是我们熟悉的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存在如此坚实可靠，主体是世界的中心，这让人们在主体焦虑的社会里获得安全感。但对主观性的依赖也决定了这是一种权威主义。力图客观中立地进入作者意识的内部，取得了个人研究的成果。但是批评变成了纯粹的精神转录，被非批评化了。把作品看作是有机整体，忽视时间推移下作者主观世界的改变，也忽视了历史。
语言和意义谁先谁后？这是胡塞尔与其他理论的重要分歧。索绪尔、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二十世纪语言学革命的一大特征就是，意义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胡塞尔认为意义先于语言；认知活动独立于语言发生，提供意义。但语言是社会性的，容纳着经验。根本不存在完全孤立的语言。因此胡塞尔的纯粹的精神领域就难以维持。
（二）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从“Dasin”这一概念出发，第一大特征就是不可还原，即给定性。他关注的是存在问题本身。存在包含主体与客体；我们是其的组成对象，无法从中脱离；其意义不可穷尽。存在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这种关系构成了我们的生命本身；世界也不是理性的可分析的对象，而是沉思的对象。人也不再是世界的主体，我们需要恭敬地倾听世界，接受成见的支配，所有科学理论都是从中而来的抽象。
因为人的存在总是有新的可能性，所以说“我”从没实现过与自己的同一，人的存在是由历史或时间组成的。同时也是由语言构成的，因为语言导致世界的存在，分享语言人才成为人。语言作为具有客观性的事件先于所有特定个人意义，海德格尔在这一点上与形式主义相似。在关系之中考量存在，把世界当成一个由相关事物组成的系统，艺术是这一系统中的生疏化。这又与形式主义不谋而合。
但是海德格尔像是被“存在”统治了一样，在存在面前卑躬屈膝，在艺术背后的所谓真理面前展现奴性。这样就贬低了理性，抹杀了大众生命，在文本面前消极开放而不能积极解读。
胡塞尔的哲学被称为先验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哲学被称为诠释现象学。区别在于海德格尔的哲学建立在历史解释问题上，而非先验意识问题基础上。
（三）诠释学
诠释学起初用于对《圣经》的解释，在19世纪作用范围扩大到全部的文本解释。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与伏尔泰是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前辈。而他的后继者则是德国哲学家汉斯乔治-伽达默尔，在其著作《真理与方法》中开始了种种现代文学理论问题的探讨。
对于胡塞尔来说，意义是“意向的对象”。据此，文学作品的意义永远确定，它与作者写作时心中存在的精神对象同一。美国诠释学家赫希受此观点影响，承认“无语的意义”。但是他并不认为文本只有一种解释，而是有多重在作者意义所能允许的“典型的期待与可能性的系统”之内活动的意义。不同时代的人对于作品不同的理解不是本义的意味而是对作品的“会解”。作者创造本义，读者决定会解。因此，这种解读的真理只掌握在作者手中，读者无论如何只能接近正确答案，不能获得正确答案。
伊格尔顿指出了赫希的理论缺陷：创作时的思想也不是单一的，他实际上简化了这些意义，排除了一切特殊性，把一切都固定在典型之下。将作品的意义变成作者独有，又是权威主义的。海德格尔等人将意义定义为历史性的，赫希对于这种相对主义又矫枉过正，想要将意义固定下来。截然区分本义和会解是不可能的，作者的意图是复杂的，语言的意义也不是永远固定的。上下文和谈话者会达成不同的解读。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完善海德格尔的观点，认为一部作品的意义从未被作者的意图所穷尽。赫希所谓会解，在他看来是作品本身的“不稳定”特质。他认为对于一部作品过去的解释全部存在于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之中。伽达默尔的理论依赖于“传统”，对作品的理解在这里进行，在现在与过去的对话之中进行。这与艾略特所说的传统有些相似。传统是一种权威，在这里，成见都是积极的偏见，过去与现在连成锁链，过去的作品对现在的理解产生影响。诠释学将历史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动对话，而且是只准成功的交际。
伊格尔顿认为，诠释学对传统的重视与其出身于圣经有关。因此也主要作用于古典作品的解读。诠释学把作品纳入一个有机整体，忽视散漫结构的可能性，忽视作者意图之外旁逸斜出的内容。这限制了文本解读，把解读变成一种循环，大而化之。
（四）接受理论
诠释学在德国发展为接受美学或接受理论。从浪漫主义到新批评，再到接受美学，关注点从作者、作品转到了读者身上。阅读的过程在这里首先是一种复杂的无意识的劳动，读者将作品的空白连接起来，把作者的暗示解读出来，让作品“具体化”。对暗示性的重视，留下了丰富的解读空间，作品的意义因此也就不确定了。阅读还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作品本身如茵加登所说只是一种“纲要”。读者把自己的成见和期待带给作品，作品的特征在此得到评价。在这种非线性的阅读过程中，期待和判断又在不断被修正。
康斯坦萨接受美学学派的沃尔夫岗·伊赛尔在《阅读活动》中提出了“代码”概念，指的是作品中的技巧和惯例。优秀的作品是要让我们对这些习以为常的代码和期待残生新的批判意识，改变我们的故有信念。加强我们的既成人世，侵犯规范的认知方式，教给我们新的理解代码。这又与形式主义类似。阅读的全部意义在于，它使我们产生更深刻的自我意识。使我们批判地观察自己。阅读也就是在读自己。
伊格尔顿认为，伊塞尔的理论实际上基于一种自由人道主义，在阅读时虚心、保持怀疑。但是这种阅读过程开放而多元的前提是阅读主体的封闭、统一。诠释的循环实际上变成了恶性循环，解读皆取决于已然，意义建立在既成读者的前提下。文本的具有创造力的不定因素也被固定下来，只为了试图建立一种虚假的圆融的文本整体。
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尔被作为法国享乐主义者的代表，与伊塞尔为代表的德国理性主义者对比。这代表了：现代主义VS现实主义，混乱的个人经验VS严格的标准、文字游戏VS确定意义。阅读在这里是享乐的私人活动。这实际上只是政治活动失败，学生们的街头狂欢转移到了纸面上。
伊格尔顿指出罗兰巴特尔和伊塞尔，对体系性的自由主义思想都是厌恶的，但两者不约而同地忽略读者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伊塞尔有所察觉，但主要精力还在“美学”方面。
康斯坦萨学派的罗伯特·姚斯，以伽达默尔的方式，将文学作品置于历史视野中，即它产生的文化意义之中。意图建构一种新的文学史的叙述，不再集中于作家、影响和文学潮流为中心，而是以接受的历史为中心。作品和文学传统按照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积极地改变。
让·保罗·萨特在《文学是什么》中提出，作品的接受不涉及销售、评论之类的“外在事实”，接受是作品自身的构成部分。不存在没有潜在听者的言语，作品本身即暗示了对接受者的期待，某种读者已经作为作品的内在结构被包括在写作活动之内了。写作与阅读融为一体，问题就变成了，为谁而写作？
美国批评家斯坦利·菲什认为不存在客观的作品，批评注意到的态对象是读者的经验结构，而不是作品中的客观结构。作品中的一切都是解释的产物。解读时读者受共同的“解释战略”支配。但一方面解释本身受到作品的制约，如果把作品推向不确定，那么解释也就难以立足；另一方面读者群体不能如此理想化的统一，除非是内行的权威的。
伊格尔顿一语道破二者争论的核心：语言之争，更具体的说是关于语言意义的争论。意义是否内在于文本？语言的意义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并且不是永远固定的。本书至此，证明了文学、文学的价值、文学作品本身都不是固定的、客观的。文学批评好像也就难有确定性。但是结构主义却是根确定的钉子。
胡塞尔：对作者纯粹意识的还原
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秘密的仰望
赫希“会解”：读者与作者泾渭分明 永远不能获得作者手中的本义
伽达默尔“传统”：归拢现在和过去 在对话中完成文本解读
茵加登：作品是实现读者期待的“纲要”，读者使之完善。
伊赛尔“代码”：作者在惯例之下创造生疏感，读者在阅读之中审视自己
姚斯“接受视野”：作品受读者的接受影响
萨特“潜在听者”：作品本身表达了作者对读者的期待
菲什“解释战略”：作品是解释的产物
以上种种理论，都是在讨论作品的归属问题，来发现意义。是作者的作品还是读者的作品？是当下的作品还是与传统对话的作品？是语言的作品还是意识的作品？亦或是“存在”的作品？理论家们争论不休。作者的创造、读者的再创造、社会的影响、传播的偏差，作品不是一个稳定的明确的实体，在历史的长河里起起伏伏。作品不是捧在手中有重量的书，不是海报上的销售额，不是印刷出的铅字，不是页脚的注解，不是一个珠圆玉润的整体，也不是一个条分缕析的系统。
三、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新批评的发展壮大，也暴露出其程式化、缺乏宏观视野的缺点。新的理论呼之欲出：保持新批评的形式主义视野，同时完善其系统性。这一章主要介绍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一）佛莱
加拿大人诺斯罗普·佛莱作为新批评的补足者出现，他的主要观点是，以客观约束主观领导下混乱的批评；批评要遵循文学文本的规律，通过阐释系统性来进行。
l 佛莱将文学分为四种叙述模式：喜剧、传奇、悲剧和反讽，相当于四种神话。并按照主人公与其他人物的地位高低区分出这些文学模式：
神话：主人公本质上高于其他人物。
悲剧和史诗：主人公程度上高于其他人物，但不高于环境。
喜剧和现实主义：主人公与其他人物相等。
讽刺和反讽：主人公低于其他人物。
l 还有三种象征模式：启示的、超凡的、类比的。
l 然后建立起文学循环论：从神话到反讽、再到神话的循环。
佛莱文学体系的首要条件是清除主观的价值判断。他将文学变成比新批评更加封闭的一个生态循环，这是一个独立的文字结构，拥有一套自足的“替代的”历史。作者不过是这个系统的功能，书写的也都是人类集体意识中的原型和普遍意义。
伊格尔顿评价佛莱的观点反映的是文学的空想本质。将唯美主义与科学分类结合起来，视文学为历史桎梏下的保留地，想象替代品。从改变主体中心论的角度来看，它是反人道主义的；但是从追求神秘的欲望，视上帝为终极奥义的观点来看，它又是基督教人道主义的。佛莱本身是位神职人员。他把文学作为宗教的替代品，补偿宗教意识形态的缺陷。把文学系统与现实社会和历史彻底分离。他尝试在神话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他渴望的无阶级社会实际上是中产阶级自由价值观念的。
（二）结构主义
在把具体现象还原成规律的实例方面，佛莱可以被称为是结构主义的。佛莱没有的结构主义原则则是：任何系统的个别单位之间具有意义仅仅是由于它们的相互关系。意象仅仅具有“关系的意义”，它们之间相互解释、相互定义。强调单元关系结构，就要对作品一视同仁，这就抹杀了作品的价值差异；对关系深层结构的挖掘，容易忽视浅显的常识；将内容视为可替换，那么故事就变成了完全内在的。主题是自己的内在关系、自己创造意义的方式。
结构主义主要受索绪尔符号学观点的指导：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由能知和所指组成。符号是任意的，任意性以约定俗成为基础。语言应该在发展中被共时的研究，而非历时性的研究。符号的意义产生于与其他符号的区别之中。关注点在于语言符号的结构，而不是谈论的真实对象。
结构主义，就是努力分离出使符号结合成为意义的潜在规则，关注语言。形式主义受到索绪尔观念的影响，注重考查符号自身，但是并没有特别关心潜在的规则。捷克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逊的理论连接了俄国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雅格布逊主要贡献是提出“诗性”语言，使符号作为自身有价值的对象获得某种独立性。雅格布逊提出交际六要素，以及在交流中统治的语言特性：说者-心理状态的表达，听者-意动性，信息-诗性，代码-元语言，语境-指涉性，接触器或物理媒介-纯交际性。交际聚焦于信息本身即词语本身时，语言的诗性功能就处于统治地位。这个很好理解。雅格布逊还重视吸收索绪尔隐喻和换喻的区别——关联还是代替，用以区分诗歌和散文——相似性还是相互联系性。
伊格尔顿评价雅格布逊为代表的布拉格语言学派具有从形式主义向现代结构主义的过渡性质。他们阐发了形式主义的思想，并用索绪尔的观点将其系统化。把诗视为功能结构，要研究符号本身。他们的进步之处在于重视作品的结构统一性。
相比新批评，这一学说的主要进步之处在于对艺术作品固步自封倾向的挽救。艺术作品的封闭自足，仍需要社会历史语境对其艺术性的承认，穆卡洛夫斯基强调条件对美学的成全与制约。
（三）符号学
符号学从事各种各样的分类。美国哲学家C.S皮尔士将符号分成三类：“图像”、“索引”、“象征”。分别是与所代表物相似、联系、任意性联系的关系。苏联塔图学派的符号学家尤里·劳特曼把诗看作多层次的系统，而意义在关联和相似、对立中存在。系统相互是偏离的标准对象，文学作品在偏离、打破之中产生意义。在不同层次的碰撞之中，作品使字词符号产生新的含义。被多重决定的的语言符号的密集意义并没有造成信息的冗杂、而是促进交际。劳特曼认为本文的意义还与其他本文的互文、与文学的规则和标准、整体社会、读者的期待和接受相关。读者在接受时受到接受密码的支配，解读文本手法。
（四）叙事学
符号学代表的是被结构语言学改变的文学批评，较少依赖印象，更加严格，更加敏感。结构主义使叙事研究革命化了，创造了一门完整的新的文学学科——叙事学。
现代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始于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的神话研究。他认为神话是一种语言，背后存在普遍结构和语言单位“神话素”。这些关系内在于人心智本身，是一些交际网络，利用信码传递信息。
将上述模式普遍化，超出神话的范围，就是叙事学。俄国形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普洛普将民间故事简化为7种行动范围和31种固定元素。A·J格雷马斯将普洛普的体系进一步抽象化为六个行为者：主体与客体，发动者与接受者，帮助者与反对者。T·托多洛夫对于《十日谈》进行了一个类似于语法的分析，得出结论，《十日谈》最终只与他自己的语言结构一样。结构主义者将结构过程视为中心，把语言当作真正主题。
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将叙事分为五个范畴：时序（时间次序）、时限（删减扩展，概叙、停顿）、频率（发生次数与叙述次数）、语气（距离和视角）、语态（叙述者和听读者）。这些分类使我们注意到叙述活动和所叙之事的区别：讲故事的动作、实际讲述的东西。
伊格尔顿总结了结构主义的成就：
用严格的批评除去主观泛论的神秘性；用普遍的深层结构消解文学本体的特权地位。
把意义从私有、神有中抽离，变成共有的：共享意义系统的产物。
语言先于个人，语言是意义的前提，语言创造现实。
但奉语言为圭臬，是否只是从一种意义先行的经验主义跳到了哲学唯心主义，仍然是古典主义把世界作为人类意识构成物的最新翻版？结构主义纯客观的分析方法，对个性的忽视，对常识的冒犯，破坏了人文主义者的经验主义。即使最直接的经验也是结构的结果。
伊格尔顿评价，结构主义是一颗无法成长的萌芽，因为他们是反历史的。他们只想要在历史具体差异之外分离出普遍规律，却没有进一步行动。是结合现实还是研究读者？这些语言所真正谈论的东西都被索绪尔忘掉了。为了意识，摒弃物质，这舍本逐末的方法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一样立不住脚。而且想要在极难获得确定性的世界里，寻找确定性的立锥之地，面对历史，要么如叶芝一样求助神话逃避当代历史，要么就会像索绪尔一样对历史变化牵强适应。后期形式主义者利用陌生化理论解决变化问题：变化是主要地位与从属地位的转换，是各个要素的排列重组，独立自主的演进。但是共时视角下，没办法补足历时性的不足，历史变化被变成神秘的东西。
这种索绪尔影响下的，把一切关系概念化的语言观，存在缺陷。在语言之外的现实问题，不能被一刀切地还原为话语。结构主义的封闭系统比起新批评的孤立对象，其实并没有很大的进步。结构主义对文学产生的物质条件的忽视，直接忽视了作品外部的一切阅读、消费、影响状况。对于符号系统的整体性的强调，也是一种把作品视为“有机统一体”。一套超然一切的规则系统成为主体，并拥有了自律、自我修复、统一等“人”的特性。文本自身的物质性，被普遍特质分去全部注意力，表面现实的东西被忽视；人类主体也一样被排除在外，个性被一律忽视。事实上，语言实践不可能没有主体。
（五）结构主义的转移
结构主义的转移，是从语言转向话语，考虑到了语言的主体。
俄国哲学家、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把注意力从抽象的语言系统转向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言谈，强调语言的对话性。符号作为言语的积极组成部分，受到实际语境的影响，意义中包含社会的价值涵义。语言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这为唯物主义的意识理论建立了基础。至此，语言不是表现、反映，也不是抽象系统，而是物质生产手段。
J.L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语言分为“行事性的”和描述现实的。行事即有某种目的，或示言外之意，或收言后之果。而实际上所有语言都是“行事性的”，文学作品作为对言语行为的模仿或言语行为本身，也是行事的，内涵某些对读者的期待、目的。但是这种期待不能完全按照作者的预期实现，作者不能控制读者的解读。实际上作品根据读者的个性差异给读者预留了不同的主体位置，通过暗示给了读者一个大概一致的出发点，让他们理解本文的效果、前提、手法、倾向。
英国式的敏感和法国结构主义的结合，将文学批评保持为一项工作，把文学系统作为真实的研究对象，将文学学术事业置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结构主义把读者设置为统一的、同质的、高水平、没有任何主观偏见、不受一切社会决定因素限制的超验主体，这种“理想读者”实际上是把文学“非物质化”了。结构主义允许理想读者不必实际存在，但是追求文学的纯客观阅读，仍然是不可能的。批评方法背后必然隐含着社会意识形态，解读文本的密码也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即使根据文本采取适当的密码，这一密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阅读过程中密码会自身修正，这是个无休止的循环。而且对于阅读能力的界定也是困难的。以何种规则？如何利用规则？规则使用受到什么影响？以上种种都是不能在读者之中建立共识的。
结构主义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补足新批评的主观、封闭倾向。关注语言，尝试用科学客观的批评方法系统分析，找到文学作品的普遍规律，将文学作品视为整体有机系统。消除了文学的权威性和神秘性。但是忽视了文学的社会性。
符号学主要手段是符号化和分类。进行严格的分类，划分出文本的普遍范畴模式。但是普遍规律容易抹杀个性，抽象限制了具体。
后期结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对语言主体的关注，一定程度弥补了这一缺陷。但是我们还是无法用统一的规律规范一切阅读行为，读者肯定会有参差不齐的阅读能力、阅读体验。归根到底，纯客观阅读是难以实现的。巴赫金关注到语言的对话语境，语言的意义开始慢慢靠近物质生产手段。
四、后结构主义
索绪尔留下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产生语言意义的区别过程是可以被无限循环追溯下去的，语言系统如何保持封闭稳定，能指与所指的意义如何明确。意义依赖于与他者进行区分，那么意义就不与自己统一，也不能总保持相同。
后结构主义解决了这些遗留问题。语言不像结构主义者想的那样是一个规定明确界限清晰的结构，而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各种要素在这里变换循环。后结构主义用“本文”表示这种网状复杂性。所以纠缠在各种能指和所指之中的符号会分割我们的意义，使用符号不能达成有效的传递。写作只是无生命的、异化的表达方式。
西方哲学一直赞美活的声音，想寻找一种终极的支撑一切的基础，但事实证明这类超越的意义都是虚构。“第一原则”都是可以解构的，不能支撑这一体系，只能是特定体系的产物。解构战略是表明本文怎样妨碍他自己的起支配作用的逻辑系统，简而言之就是打破二元对立，找到自相矛盾的点。（本书其实也是在用解构战略）
解构批评否认文学与非文学的对立。用写作这一概念统筹二者。
罗兰·巴特早期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也将叙述结构分解，但是他的潇洒文风，将写作作为一片自由地，摆脱意义的束缚。他坚持语言是约定俗成的，符号总是非自然的，表现出人为的特点。意识形态的功能之一就是使社会现实自然化，让人们对非自然麻木，产生一种错觉的自然。现实主义就是适应这一神话的产物，倾向于掩盖语言的社会相对性或建构性。
结构主义把批评当作元语言，罗兰·巴特指出，不可能有真正的终极元语言。前者的批评会是后来者的研究对象，这是一个无穷尽的过程。《批评与真理》是后结构主义术语使用的开山之作：文学是一种无底语言，是由空的意义支持着的纯粹暧昧。在《s/z》中他认为文学不存在所谓的“独创性”，所有文学都是“互文的”。作者也没有确定意义的权力，因为作者已死。作品是不可还原的复合物。巴特以五种密码来诠释它们：情节、诠释、内涵、文化、象征。
在意识形态动荡之中，缺少一个作者与读者共享的集体信仰。后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都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产物，面对语言在工业社会陷入的危机。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都关注语言的陌生化，增加其丰富性，逃离意义的专制。后结构主义是政治运动从街头转向话语领域的结果。无力打破国家权力结构，就退而求其次，颠覆语言结构，打破整齐的连贯的为政治服务的信念体系。
逃离政治现实带来的历史幻灭感让后结构主义高举怀疑的旗帜，不接受任何信念，向真理的不可能性屈服。这让人保持超然，同时极端保守。英美世界的解构批评，致力于证明文学语言的暧昧，揭示意义的虚幻、真理的不可能性。文学在这里成为交际的坟墓，充满不确定性。伊格尔顿评价，这种解构批评是一种权力游戏，胜利通过抛弃一切信念实现。语言再度被矫枉过正地推向中心，写作者的意志被埋葬，作品的意义被掩盖，一切都陷入虚幻之中。
德雷达批评美国的解构主义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建立一种制度性的封闭。在他看来，解构批评最终是一种政治实践，而不是要完全消解一切意义。
但是后结构主义并非是简单的无政府或享乐主义。现实政治的转向让后结构主义无所适从，但是却符合女权主义质疑社会生活一切内容的需求。
后结构主义已经是我们当下在经历的事情，它正在发展着，我们无法预见它的未来。伊格尔顿对福柯的成果予以高度评价。同时指出女权主义的复杂性。
五、精神分析
伊格尔顿指出，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动荡不只关乎战争革命等剧烈的社会动荡，还与个人体验密切相关。社会骚动产生的个人经验，构成了一种新的知识领域，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力，压抑了人的快乐需求，因而人类是一种神经质的动物。那些被压抑的欲望，升华到崇高地位的构成了人类文明，创造了文化历史本身。压抑反倒促进了创造，这是奇妙的悖论。
人类由于对父母的依赖，产生了一个欲望变化过程。儿童时期的毫无顾忌的快乐，产生了俄狄浦斯情结。后来为了顺应现实原则，这种欲望被抑制。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情节视为是道德、良心、法律以及所有形式的社会和宗教权威的开端；把梦和失误看作接近被压抑的潜意识的通道。
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不可证实的，他对于人类的悲观，使他的理论表现得保守又独裁。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依恋情感也是有悖常识伦理的。而且他对男女不同的评判，对女性的贬损，反映了男权社会的偏见与不足，他对精神病的治疗也是偏权威主义的。但是精神分析具有开创性质，提供了一种新的以无意识的方式解读社会历史的途径。精神分析理论在社会偏见溯源方面对女权主义影响深远。但是政治左派批判弗洛伊德理论是个人主义的，将所有问题都求助于人类心理，实在是误解了弗洛伊德。他创立的是关于人这个主体如何形成的唯物主义理论。
拉康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关于话语的理论解释弗洛伊德。拉康将儿童的成长阶段分为三个阶段：
1、想象阶段：自己与外部世界尚未建立明确区别
2、镜子阶段：在自恋过程中实现自我。本身（能指）与镜中形象（所指）完满对应。
3、象征阶段：主体性在与他者的区别中实现，进入秩序之中
从与母亲共生，到被父亲禁止，人类处于一种不能满足的欲望之中，永远找不到超越性的能指。自我这一主体是被打散的，被零散放置在所指链上，在无意识中流露出来。“言语主体”和“发言主体”就显示出主体的分裂性，即表达的主体和语句中涉及的对象不能构成完全统一。表达与存在不能同时进行。文学也是一种发言行为，现实主义作品试图掩盖发言主体，而现代主义展示出发言主体的发言行为，表达这一过程手段被暴露在读者面前。
拉康认为潜意识和语言的结构类似，都依靠隐喻和换喻，而且潜意识是由能指构成的，梦中的马并没有清晰的所指意义。儿童对性别的发现和对语言的发现是同时的。
受拉康的想象阶段理论影响，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思考。对于社会来说，个人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对于自我来说，个人是世界的中心。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帮助我们在社会与个人之间建立对话，确定自我意义，建立认同，所以我们服从于它。
伊格尔顿以《儿子与情人》为例，表明精神分析创造了一个“潜文本”，即作品的潜意识，没有写出来的，重要的东西。解释文学作品的形成过程及意义。
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按照注意的对象可以分为四种：注意作者；注意作品的内容；注意作品的形式；注意读者。最为普遍的是前两者，但是常常会过分还原，或忽视作品的本身的物质性。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认为梦是无意识、睡眠中感受到的身体刺激、以及前一天的经历被“二次修正”的产物。而文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对文学的“二次修正”。大部分文学理论把文学作品视为现实的“表达”或“反映”，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让我们把文学作品看作一个生产，是把语言、其他作品、感受世界的方式二次加工的产物；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让我们关注阅读中潜意识的本文、以及这一生产过程。不仅注意表达了什么，而且注意是怎样表达的。
在这一课题的延续下，美国批评家诺尔曼·N·霍兰德认为作品在潜意识和意识之间造成交互作用。文学作品使人愉快是因为把我们的潜意识变成了社会允许的意识。我们能够从个人的生命中抽出个体的不变本质。他的观点被划入美国“自我心理学”，让个人实现适应社会。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文学作品中摧毁自我、反叛社会的部分。
肯尼斯·伯克调和了马克思、弗洛伊德和他自己的观点：文学作品是一种象征行为。
哈罗德·布鲁姆则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理论。他从俄狄浦斯情节角度改写文学史，强调诗人在前辈诗人的阴影下，受到压迫，渴望逃离；作品则是一种颠覆活动和防卫机制。诗歌的意义是在作品互文中实现的。布鲁姆以其独特的创造力，展现出浪漫的个人主义，从对语言的分解转向对人类意志的肯定。布鲁姆的人道主义倾向是伟大的，也是注定失败的。他必须诉诸个人的想象力才能自圆其说，陷入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夹击。
精神分析力图以文学的快感为中心进行文学批评，研究幸福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在社会中经受了无数压迫。这种享乐主义与当今批评界严谨的学术化背道而驰。快乐本身就是复杂的东西。文学的趣味，是在潜意识与共同信仰的复杂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精神分析、语言学、意识形态的结合。女权主义就是精神分析与政治交界的产物。
